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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典册乃昔賢精神之所寄，靈爽之所憑也。所謂藏書銘印者，即此心此志也，或示人以愛護之法，或誡子以保守之道，或明己之聚書之艱，詞意拳拳……。”所以，范景中先生才说，古人的藏书铭印，“或为观念史留一思维单元”。博尔赫斯曾表示他想写一本关于书的历史：“不是从物理的角度去写书籍，我并非从物理角度对书发生了兴趣（特别是藏书家的书，常常是过分的庞大），而是对书籍本身所受到的评价有兴趣。”（博尔赫斯《书》）他指的应该就是书籍的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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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读书人已经开始写诗告诫子孙不许出借或变卖家庭藏书：“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參（《藏书铭印记》页三）。之后历代都有藏书家表达同样这样的意思。这大概是书籍稀缺时代的通行观念。字纸珍稀，得之不易，视藏书如同传家宝物，在古典时代容易理解，放在今天就最行不通。听说这几天姜德明先生的藏书正在拍卖，很少有人因此觉得姜先生的子女不孝。如何处理家中藏书是“事实判断”，孝与不孝是“价值判断”，二者的剥离是趋势，也是常识。这一条藏书家想明白的越来越多，而藏书家的子女想明白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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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儒家喜欢以读书爱书确认自家身份，好象别家别人可以不读书，儒家儒者读书则是天赋使命。这一种将读书视为“特权”且要“独揽”的观念源头值得探究。比如司马温公曾训子说，贾竖藏货贝，我们儒家只有藏书了；“浮图老氏尤知尊敬其书，况以吾儒反不如乎？”（参见《藏书铭印记》页五）汲古阁藏书铭印亦曾有过类似的意思：“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藏书铭印记》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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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中先生曾在《格罗烈和他的书籍装帧》一文中引十八世纪藏书家理查·希伯的名言说：“任何绅士都应该一种书买三部，一部自藏，一部阅读，一部外借。”（参见《美术史与书籍史》集刊第一辑）无独有偶，范先生早在《藏书铭印记》中引万历间刻《陈与郊文选章句》所印牌记中的话：柳氏序训云，“余藏书皆有三本，一纸墨精者镇库，一次者随行披览，一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简直如出一辙，惟“柳氏”还比理查早说了两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