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片均翻拍自《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
一
说起来是1995年的事了。彼时我供职《深圳商报》，主编“文化广场”周刊，闲时常去街头逛逛新旧书店。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在原宝安县域毗邻香港之罗湖、上步、南头一带建立。宝安虽属古县，深圳乃是新城，所以书店里特价书、二手书易见，而珍稀旧书难得。且说那日逛到红荔西路深圳图书馆（现为少儿图书馆）对面二楼一家新开的二手书店，见玻璃橱窗里赫然摆着一部大开本《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标价380元。隔着玻璃左看右看，只看得见是郑振铎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我读过北京三联版的《西谛书话》，翻过《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各种版本的郑译泰戈尔诗集，郑振铎编的大画册却是首次遇见。于是大为好奇，请店员拿给我细翻。
好大的开本。书名一望即知是郭沫若所题。上下两册，横纹土黄牛皮纸护封，深蓝色细布面精装，封面书名烫金。正文用重磅道林纸，图版用珂罗版精印，中英文字页面手摸上去微微有凹凸感。另有手工贴片彩色图片若干。书前书后，干干净净，既无公藏盖章编号，也无私藏题跋钤印。更不解者，连版权页也没有。书前两篇序文，注明的时间一为1951，一为1952。再看“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这个名号和纸张颜色、字体风格，我大体能判断出这套书应是1950年代的出版物。
除了深圳古籍书店，我从未在深圳街头见过如此像回事的一套旧书。都说深圳是移民城市，是“一夜城”，谁家带了这么一套大书闯荡深圳？为什么书又流落到了旧书店？我问店员此书的来历，回答是有位老先生抱书来此寄卖。又问那老先生还寄卖了什么书？答，就这一本。
一晃此书来夜书房也快三十年了。每次在书架上看到这套大书，心都为之一顿，有疑云未消之感。我非常想知道那位老先生和这套大书的故事，也试着问过一些人，还写过几段求释疑解惑的文字登载在本地媒体上。这些年在深圳买书少说也买了两三万册了，我唯独对这套书有一探其身世的兴趣，偏偏迄今一无所知。
二
然而，《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一书有自己的不凡身世。几经查核，我对此倒略知一二了。
记得买回此书几年之后，深圳书友王磊来书房巡阅，一见书架上高高并立的上下册图录，惊问：“盒子呢？”
“什么盒子？我买来时就是这样只带护封的。”我说。
“不，原装有盒子。”他说，“我在香港见过。”
又大半年过去，他就拿了一个盒子给我，说：“没有这个盒子，那套书不能算是全书。”
我前后端详了一会儿这个说不上精致但挺阔、硬实的瓦楞版纸盒，明白了王磊的意思。盒面左下角贴有一张名片大小的白纸签，上面印着书名、编辑者、出版者、国外发行者和出版年月。原来，书里缺少的版权页，挪到这里来了。信息极简，尤其没有定价。不过，总算知道这套大书是1956年10月出版的了。还知道北京苏州胡同原来有家“国际书店”，负责此书的“国外发行”。国内谁发行？没说。
多亏网络信息发达，此书的版本信息很快就能搞清：据说前后竟有七八个版本。前几个版本的出版者均为上海出版公司，珂罗版印刷者为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先后参与原色版印刷与铅字印刷的有中国科学图书公司、艺文书局铸字印刷厂、中华书局、蔚文印刷厂以及国营上海印刷厂和毅华印刷所。很快我们也会知道，这样的一个制作阵容究竟意味着什么。
1951年8月至1952年7月出第一版。8开重磅（120克）道林纸，单面印刷，原色版手工粘贴。散页装，分12辑，每辑一个牛皮纸袋，共印1000部。另配有木制夹书板，其中一面凹刻印刷体书名。1953年12月出第2版，分订为上下两册，配蓝布面纸盒，发行500部。1954年5月出简装版，12辑合订为一册，土黄色布面精装，图版改成双面印刷，发行400部。 同年还出过一版线装本，听说印了100部。这一年的8月又印过一版上下两册的深蓝色布面精装版，发行500部。1955年5月印行的那一版，同样分上下两册，同样是深蓝色布面精装，却增加了牛皮纸护封，且每册各装一个纸盒。这一版的发行量为1000部。
接下来，1956年10月，我收藏的这个版本出现了。看上去与前述版本很不一样：书中没有正式版权页；每辑的图片说明文字都有英文翻译；出版者也换成了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副牌）；上下两册装在一个盒子里；哪里都找不到定价。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会在深圳与此书相遇。这应该是一个专门面向海外的“国际版本”，所以才会由“国际书店”负责国外发行。香港、澳门一些拍卖会上出现的“图录”拍品，也大都是这个版本。我在深圳买到的这一部，应该来自香港。可是，那位老先生是谁？书又如何来到深圳？
或者，某年某月某一天，某机构或某人士送给了那位老先生一套“图录”；又或者，别人收到这样一份高雅礼品，然后转送给了他。听说，《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一书当年专门制作的这批精装本，乃是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还听说，以中国文物类图录赠送外宾的惯例也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这套“图录”的编辑与制作水平，可证此类传言不虚。郑振铎当年为此书的制作组建的印制团队，以品质而言，已是“国家级”水平。为保证文物图录能跟踪最新进展，所选文物达到最高级别，他调动的各方资源也是“国家级”的。
三
按今天的说法，这个“国家级”团队简直就是一个肩负特别使命的“天团”。他们的任务，就是以书籍之美，重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1934年郑振铎就说过：“珍本、孤本，印出来只是为了保存的目的，……则不妨在印刷者经济能力之所及，尽量的印些奢侈的版本，像日本印唐人手卷、印宋版《世说新语》之类。”联想到他曾和鲁迅先生一起覆刻《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中国书籍现代史上，郑振铎先生是继鲁迅先生之后第二位开辟书籍艺术新境界的大师。
作为文艺报的一个专栏，“伟大的艺术传统”项目策划之初，郑振铎对视觉文献的重视就迥异时流。他更关注图像的力量，他希望专栏能以图为主，而“文实在只是图的说明”。他是为几十年后中国“读图时代”导夫先路的人。不过，他的这些想法超出了当时北京报纸印刷生产力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