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昨非
在诗歌书写史上，从大自然中得到慰藉，从玄思中汲取灵验，存之久矣。汉诗早有这一传统。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晦暗撕裂，在西方生发得更早一些，英美书写者又是如何应对的？
工业革命时期，科技与物质的发展，带来精神与伦理上的混乱和颠覆。心存信仰的布莱克，直面残酷的现实之时，发出痛苦的诘问，其诗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情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披露了城市生活的月之暗面，以及现代文明的光怪陆离。浪漫派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湖畔诗人，提出自然具有疗愈功能的说法，为时弊开出一剂良方。华兹华斯为二人合集《抒情歌谣集》所作的“长序”，倡议要以平实的语言，抒写平民的事物、思想与感情，同时指出：大自然乃是人生欢乐与智慧的源泉。
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一心摈弃旧欧洲的陋习，独辟蹊径。早期有霍桑，对工业机器加以反思；梅尔维尔的人物，则独对自然的挑战。旧大陆的浪漫主义与新大陆的清教主义，两者相合，催生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他早年游历欧洲，结识了英伦浪漫派，并受之影响，但其本土意识，促其反思基督教，继而于《论文集》中提出：主观高于理性，个体直觉或可取代上帝，进而悟得世间真谛；而后又建立超验主义俱乐部，推行超验主义农庄，注重知行并举。此后，便有其门生梭罗不惜身体力行、傍湖结庐的举措。
而狄金森的诗歌，似乎是个异数：自然与宗教互为一体，难分彼此，皆是慰藉。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自然物体，无一不是超自然的验证。狄氏的高明之处，是无视浪漫主义对情绪的滥觞，苦心营造了属于她一个人的禁欲主义，超凡的简约，辅之以玄思，获得一种罕见的丰腴。笔者仅在她一首关于风雨之夜的诗作中，见到了克制溃败的痕迹：自然作为神力，欲盖弥彰，血肉之躯的拜服，竟有一丝情色的意味。但是这毫厘的放纵，相较于文艺复兴以来情感的铺张浪费，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新大陆的工业革命晚于欧洲近百年，但迅即有为，成效显著。反照到诗歌书写里，则有诸多现象：一是弗罗斯特式的。弗氏的手法，清新简朴。乡村、农事、劳作等所呈现的大自然，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宗教意义：由于自然的慰藉，经历了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弗氏，仍能为自然所指引，巍然屹立于人世。
与弗罗斯特同一时代的史蒂文斯，则把对自然的冥想，向着美学，尤其是抽象美学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想象力在关照现实之后，试图对混乱的世界赋予一种新的秩序。新大陆的玄想诗学，能够登峰造极，史蒂文斯功不可没。
同是玄学的门徒，史蒂文斯驻守本土，艾略特却远走欧洲。艾略特毕竟来自新大陆，形式上突破了叶芝、奥登等人恪守的抑扬格，内容上则构建了文化审视的庞大气势。他不仅诗艺精湛，评论上也独树一帜：认为诗不是对情感的放纵，而是对情感的躲避；文艺创作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的独立客体；文艺批评重在分析作品，发现其内在价值。
艾略特之影响，横跨欧美，所向披靡。在新大陆，以潘·沃伦为中心的新批评方式，继承了艾略特的衣钵。沃伦因在南方种植园中度过童年，其诗显示了对南方故土的纠缠，以及对天命的质疑；以自然为关照，也不乏欧陆玄学色彩。在现代主义旗帜下，针对艾略特的学院派诗义，是废是立，足以分割诗歌图景。战后崛起的金斯堡等垮掉一代，出于对传统的反思和矫枉过正，毅然摈弃学院派的形式主义。五十年代流行于旧金山的爵士乐与诗歌朗诵，到了六十年代，便是狂风暴雨的态势：平权运动的政治诉求，嬉皮运动的推波助澜，使得自白派诗得以回归。一代教主沃伦的创作也发生转变——试图在善恶并存的世界中，转而以日常的方式，寻求突破。自白派诗歌在新大陆的肇始，与早年惠特曼、威廉斯的贡献不可分离。之后有黑山诗派，主张要以“田野文章”取代传统形式；以及纽约诗派，倡导即时口语与瞬时碎片，彰显都市生活的异化感受。纽约诗派反对标签，结构松散，奥哈拉与阿什贝利，却意外地具有共通之处：皆与前卫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再之后便有希尔维亚·普拉斯、罗伯特·罗威尔、詹姆斯·赖特等人加盟，虽然源自不同队伍，却纷纷走到同样立场，自白派因此蔚然成风。另一方面，新大陆出现了以勃莱、墨温等为代表的诗歌阵营。他们吸收法国超现实主义潜意识的手法，引进中国山水诗、拉美诗歌的理念，借鉴了梦境和幻觉，开掘了“深度意象派”的诗歌通道。勃莱居住在明尼苏达州乡村，一如墨温隐身于夏威夷岛屿，他们求索的是自然赋予的给养和慰藉，通过深度考察自然在诗心的映照，拓展诗歌路径。诸多现象的出现，使得新批评的事业，三十年河东之后，终于从宾客盈门，到了宴席散尽。如果说新批评出自艾略特的渊源，艾略特又出自玄学的渊源，玄学在旧大陆的源头，或可追溯到十七世纪的约翰·邓恩人等，玄思之道，源远流长。诗歌中玄思的要义，显然难以在现代生活的流变中终止。曾经的象征主义，比如里尔克、马拉美，他们所营造的天使之绝美、天鹅之绝境，高山仰止，体现了诗歌的重要特质：诗与思，两两相连，不可离分。当然，玄思在诗歌中采纳的形式，各不相同。累牍的抽象论证是一个通道，简练的日常顿悟也是一种途径。认为前者与玄思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或许只是习惯使然。诗之思，也在英伦得以延续。休斯的创作，尤其是动物诗歌，回归了自然的主题。后期受到东欧文学注重民间传说的影响，决定反叛西欧传统，创作了乌鸦这一角色，另拜一个造物主，充满玄思色彩。而隐身于市井生活的拉金，诗中自白的形式、琐碎的后现代日常，揭示的却是哲思的奥义。新大陆除了对大西洋彼岸的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观念作出对应之外，也给老欧洲的流亡者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场所，以及诗歌创作的灵感。新大陆的文艺干将，如庞德、海明威、米勒等，“自我放逐”，远走老欧洲进行朝圣之旅；相反地，由于政治换制、战争清洗等原因，老欧洲的知识精英，开始流亡新大陆。现象之一：旧俄人士，譬如纳博科夫，秉承了俄人对自然的亲近之好，在新大陆捕捉诗文的蝴蝶，寻到了广阔天地；苏俄诗人，比如布罗茨基，试图挣脱故土阴霾，于辗转中追求诗歌真义。二者在语言上都有跨越，在文化上则有异常复杂的糅合。现象之二：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两代流亡者，似乎遵循了一条相似的迁徙路线——从东欧出发，经由西欧，抵达新大陆；在极权体制崩塌之后，又返回母语故土。其诗歌，从激进的讽喻，到深层的哲思，经历了重大嬗变。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历了撕心裂肺的变革，在此之前是种种政治实验，再之前是百年苦难，再再之前是几千年的沧桑。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缺乏及时的修复措施，使得现实生活变得难以安置。过去几十年，外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迁：冷战体系崩溃、恐怖主义登场、金融危机蔓延、民族主义抬头。曾经盛行的全球化框架，在长久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中萎缩撤离，随着文化多元与民族纷争的加剧，各种价值观面临改弦更张，政治正确风行一时。另外，人工智能之类的科技发展，也让我们处于惊险不断的变数之中。对于“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一说法，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其实知道某些真相，只是需要通过言语说出，而诗歌是最隐蔽的言语；我们看到的不一定能说出，而说出这一重大突破，需要玄思的催发，因为我们被诸多的事物蒙蔽内化，急需返回我们的本处，也即自然。借由自然，借由玄思，我们或许能斩获某些认知。在极其复杂的当下社会，哪怕买一杯星巴克咖啡，其稍高的价格，可能包括了回收杯子的生态费用，抵消中产阶级负罪感的慈善资助，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营销成本。在这个善恶难分、真伪莫辨的世界，诗人如何确定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将是一个长久而艰巨的任务。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境，诗人最终将做出抉择。来自旧大陆的三位诗人——爱尔兰的希尼，威尔士的R.S.托马斯，苏格兰的休·麦克迪尔米德——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希尼面向世界，用英语书写故土情怀；托马斯避居乡野，只与诗歌和上帝对话；而麦克迪尔米德，积极促进苏格兰的语言文化发展。这些选择，也给当下迷失的书写者，提供了一种借鉴。在地域性与世界性、自然与工业的关系上，约翰·伯格的实践发人深省：虽然从伦敦撤退，移居到法国一个叫昆西的村庄，但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他的心脑仍然向着全世界开放。另外，不断细分的弱势群体，依据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在不断突破界限，进而获取力量。对书写、语言、文学有独特见解的布朗肖，曾在巴黎光复前两月被捕，险遭纳粹枪决。死亡终于没有来临，但对布朗肖来说，他已经死了。在此之后，他就进入到“一切都消失之后”的写作核心。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写作。马拉美的诗歌促使布朗肖对语言进行了反思。他说：“最深刻的言论，出自那种源于言说不可能性的眩晕”；“诗歌——文学——似乎与某种不能中断的话语相连，因为这种语言并不说话，但它存在......然而，诗人是听到这种话语的人，他使自己成为这种话语的聆听者和中介者......”也许这就是诗歌何为、诗人何为的答案了。自然与玄思的要义，就是让诗人更好地听到这种话语，即使地球仅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也要让它获得丰盛的意义。诗歌，给深陷当下生活的我们，带来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