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尔·卡达莱主要作品：
《亡军的将领》（The General of the Dead Army, 1963）
《雨鼓》(The Siege, 1970）
《谁带回了杜伦迪娜》(The Ghost Rider, 1980）
《破碎的四月》(Broken April, 1980）
《梦宫》（The Palace of Dream, 1981）
《金字塔》（The Pyramid, 1992）
《继位人》（The Successor, 2003）
伊斯梅尔·卡达莱主要获奖：
2005年 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
2009年 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2015年 耶路撒冷文学奖
2018年 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2020年 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
以上视频第21分钟起的主要内容
（昨非/翻译整理）
其一，卡达莱是阿尔巴尼亚现代文学的创立者。他作为语言大师，家喻户晓。其作品早在霍查时期，就已入选学校课本。他把作为小国的阿尔巴尼亚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其贡献可比肩于但丁、歌德等文学巨匠。其二，在霍查政权解体之前，他是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的书写者而享誉国际的。其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他的创作超越了极权时代文学的诸多极限，代表了欧美之外少数族裔的声音，在全球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以上视频第30分钟至第42分钟的具体内容
（昨非/翻译整理）
早期由于缺乏共同宗教，阿尔巴尼亚语成了阿尔巴尼亚人的身份特征，这种语言在史前时期就已存在，古老如希腊语。后来随着天主教重心东移拜占庭，阿尔巴尼亚语也渐趋边缘化。中世纪时，民族构建初现端倪，但远不如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进展顺利。从十四纪晚期开始，该地区受辖于奥斯曼帝国，萌芽状态的民族肇建也被搁置。期间众多阿尔巴尼亚人改信伊斯兰教，并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同存共处。阿尔巴尼亚的伊斯兰教，与波黑的伊斯兰教有很大出入。二十世纪初期，现代阿尔巴尼亚终于建国，首次确立了地理边界，“源于语言认同，晚近才取得政治版图统一，并最终立国”。
卡达莱的成就之一，在于创立了具有文学象征意义的阿尔巴尼亚人形象，其创作意图并非缘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而是为了应对殖民主义或其他政治或文化霸权。卡达莱的这种做法，需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即便是在奥斯曼帝国、纳粹统治、或霍查政权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
阿尔巴尼亚独立初期，其执政党对民族认同，以及所谓的历史真实，都曾加以利用。卡达莱的作品，早在1957年，是从语言、文化视角出发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视角。霍查时期，公共话语体系的每一个领域都受到严格管控。好在卡达莱自始自终，没有混淆民族与政治、文化与国家的界限，而是巧妙地加以区分，体现了他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立场。
卡达莱早期有优秀作品，述及一个意大利士兵躲到阿尔巴尼亚乡下，藉以逃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即1963年的作品《亡军的将领》。一位意大利军官，在六十年代受政府委托，到阿尔巴尼亚寻找并遣回二战期间死亡的意大利士兵遗骨。小说中找到的士兵日记本，尘封地下二十来年，象征着在奥斯曼占领与墨索里尼统治间隙暂得喘息机会的阿尔巴尼亚，就像这个意大利逃兵，在他被本国人捕获杀死之前，可以暂得喘息。书中所描述的1930年代晚期的阿尔巴尼亚乡村，与1960年代霍查治下的监狱一般的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比照。这是小说的犀利之处。显然，较之霍查时期的现代阿尔巴尼亚，早年风景如画的农耕时代的阿尔巴尼亚，更能得到作者的青睐。
卡达莱1978年的作品，展示了一个有别于官方宣传的阿尔巴尼亚。书中展示的阿尔巴尼亚，当时在政治及外交上与苏联及中国决裂，领导人霍查力推民族主义，从此进入闭关锁国时期。卡达莱所描写的，是一个不局囿于政治现实的永恒的阿尔巴尼亚。故事结尾出现的彩虹，预示着一个理想的阿尔巴尼亚；对于投身其中的人来说，这个理想是永在的。
理想化的民族形象，有别于现实中的政治运动，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被提倡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捆绑利用，且在霍查执政的二十世纪后半叶，备受破坏。在提倡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情境下，有关民族认同的书写，必须严格遵照执政党的意旨。卡达莱的许多作品，反复涉及这样一个主题：霍查时期强加的民族形象，是一个没有摘除的面具，是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阿尔巴尼亚人至今都无法克服这个历史创伤；霍查政府，与之前的任何政府一样，并没有为历史提供救赎。
但是卡达莱并不敌视现代化，尽管他的作品充盈着一种对失落过去生活的缅怀，但是凭此就认为他是一个受囿于极权时代的作家，是极不恰当的。卡达莱在政权解体之后（1990年之后）创作的作品，体现了一种融入当下生活的延续性，其作品也因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获得意义。1990年之前的作品，探讨了有别于官方宣传的集体主义的虚浮民族形象；1990年之后的作品，则呼吁介入历史 —— 要意识到走出历史投入当下的难度所在。他晚近的作品，以当下的叙述视角，研判阿尔巴尼亚的过去，指出人们生存的困惑，及其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并提出与过去和解的可能。
卡达莱的作品，旨在使当下的阿尔及利亚人汲取教训，消化历史，是建成民主文明社会与体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的阿尔巴尼亚是过去的阿尔巴尼亚之产物，它距离建成文明民主社会，尚需时日与努力。在1990年之后的作品中，卡达莱继续质疑前期政府的遗留问题。他意识到，过去还将继续左右未来创造者的心智。针对从过度管控到解体后的无政府局面，卡达莱的作品强调了社会融合的作用。
在2008年的作品《事故》中，人物似乎无法逃避被扭曲的命运。书中的主人公曾对女友说：“到昨天为止，你都一直在抱怨，是我导致你丧失自由。现在你又抱怨说，你享有过多的自由。看来怎么着都是我的错。” 这段对话无疑体现了霍查政权对民众心理的扭曲程度。作者刻画了这样一种心态，也即被压迫者可以转换成压迫者，反之亦然。作品体现了卡达莱所谓的“过去的不能成为过去”之立场。同时也说明：政治阴影已经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也是少数族裔文学的一个特征）。
在自传体小说《阴影》的结尾，卡达莱似在暗示：极权体制的受害者，即便在情爱关系的亲密瞬间，也不能摆脱扭曲心理的阴影。政治体制瓦解之后，人物陷于一种复杂棘手的生活。卡达莱认为，过去的记忆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要从灾难性的历史中走出并继续前行，必须要好好消化历史。
卡达莱以作品为证，说明他有能力连接过去与现在，从霍查时期跨越到后霍查时期。他不仅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书写者，还提倡记忆的道德准则：要见证，要书写。因此，卡达莱有别于东德或捷克的其他持不同政见类作家。
卡达莱并没有被政治束缚，相反地，他是世界文学的一员。他将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小国的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洪流之中；他的经历说明，少数族裔文学是可以突破历史局限，走向全球的。而这正是支配文学世界的大国（比如英法）所缺乏的，他们的后殖民文学，只批判帝国时代或殖民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