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 | 《月亮与六便士》

文摘   2024-07-31 13:09   北京  





我们要到哪里去?

——《月亮与六便士》译序

李寂荡



艺术品是人类活动的最高产物,是对人类所有的苦难——无休止的劳碌和受挫的奋斗——的最终辩护。 

    ——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 是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代表作之一。自出版问世以来,一直长销不衰,在世界名著里边,可以说是一部畅销书。而毛姆创作之初,是以剧作扬名于世的,后来创作了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应该说,他是一位创造力惊人的作家,他很早就是一位靠创作而收入丰厚,生活富足而能够四处旅行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长寿的作家,活了九十一岁。



《月亮与六便士》受众广泛,我想,在于小说故事具有传奇性,并且有故事原型——让人感到这是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事。受众中,构成中坚的也许是文学爱好者以及绘画爱好者,尤其是大学文学系和美术系的学生,因为这部小说书写的是一位画家的传奇人生。这部小说取材于著名的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经历。毛姆说:“我也想为一本一直在构思的小说找素材,这本小说是以保罗·高更的一生为基础的。”作为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显然并不是高更的传记。小说中,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中年弃商从画,抛妻弃子,远渡重洋到塔希提岛上与土著人生活、创作,最后死在岛上,这样的经历以及画家艺术创作上的追求的确与高更是基本吻合的,不同的是,高更死于梅毒,而斯特里克兰死于麻风病,高更生前有少量画作出售,而斯特里克兰至死没有售出一幅画——除了在巴黎给一位管道工画肖像获得一次报酬。而且,高更是法国籍,斯特里克兰是英国籍。



小说是由作家“我”的讲述展开的。故事并不复杂,主要由这样几个板块构成:第一部分写在伦敦与斯特里克兰夫人的认识和交往,斯特里克兰出场,对他只是轻描淡写。第二部分写斯特里克兰突然离家出走,“我”受斯特里克兰太太的委托前往巴黎寻找斯特里克兰,斯特里克兰一心要成为画家,拒绝回家,小说着力写了他在巴黎生活的窘迫。第三部分写“我”重返巴黎,斯特里克兰重病,被另一个画家施特罗韦救助,不料是引狼入室,养虎为患,斯特里克兰与他的妻子勾搭,迫使他净身出户,他的妻子布兰琦爱上斯特里克兰无果而服用草酸自杀。第四部分写“我”到了斯特里克兰最后生活的地方塔希提岛,这时斯特里克兰已经去世九年,通过四位与画家有过交往的人的讲述以及“我”的转述,描述了画家离开巴黎之后在马赛、塔希提的生活和创作:犹太商人科恩讲述他怎么得到画家的一幅画;尼科尔斯讲述了他和画家在马赛落魄和危险的经历;酒店女老板蒂阿瑞讲述了怎样介绍自己的帮佣阿塔给画家做妻子,在深山里安家的事情;布吕诺船长则讲述了画家居住的环境及自己在岛上拓荒的历程;最后是“我”转述了库特拉斯对画家最后岁月的回忆——他患上麻风病,最后死亡,阿塔对丈夫不离不弃,他在自家屋子的墙壁上创作了震撼人心的绘画。





小说的语句较长,措词讲究,表述婉转,很符合作家“我”的身份。小说叙述了主人公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圈子的故事,小说以“我”的视角和口吻来叙述,是一种回忆的语调,这给小说带来了一种真实感——而真实感是让读者产生信任并能阅读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毛姆说:“假如一个人能同时处理一段时期内,不同圈子里发生的同等重要的不同故事,就有可能呈现出一幅更为真实的图画。”毛姆又说:“亨利·詹姆斯设想出一种方法,并且将它发展到完美的地步:通过故事里某个角色的感受来讲述故事。这种巧妙的创作手法,为他的小说营造了一种戏剧效果,一种逼真性。这要归功于法国自然主义对作者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那些采取‘上帝视角’叙述的小说家解决某些困难。在这种视角里,观察者所不知道的事情,可以顺势保持神秘状态。”小说虽然写到主人公在不同的地域不同时段不同圈子的经历,但故事却是连贯的、完整的,正如毛姆所说:“故事应该像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一样,有开始、中间及结尾。”作为剧作家的毛姆在写小说时无疑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在他的创作中。



毛姆的小说除了故事情节具有戏剧性之外,他所塑造的人物也极具戏剧性。斯特里克兰太太表面娴静,好体面、势利、虚伪、工于心计,性格坚韧,遭遇丈夫遗弃后很快从沮丧中振作起来,而她的两个孩子也随她性格——虚荣。布兰琦为了爱情不顾一切,飞蛾扑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的丈夫则是一个乐于助人、有很强的艺术鉴赏力而又才华平庸的画家,滑稽、热忱,善良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有论者把斯特里克兰和“我”列为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我并不赞同,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斯特里克兰,“我”只是故事的讲述者、评论者,作者为故事的讲述而设计的一个人物。主人公斯特里克兰是个奇特的人物,本身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一意孤行,执着于他的绘画事业。如果说布兰琦对于爱情是飞蛾扑火,那么斯特里克兰对于艺术也是如此,至于世俗的一切,包括情爱他是不屑的——对布兰琦如此,在酒吧对于风尘女子的倾慕引诱也是不为所动,对他来说,女人只是获取快乐的工具。而且性格极为残酷、冷漠,鸠占鹊巢,即使爱人为他而死他也无动于衷。“艺术家的自我主义是惊世骇俗的,他必须如此,艺术家天生是唯我论者,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他在其中运用其创造力。他只会以部分自我去参与生活,从不投入他的全部身心去感受人之常情。”而土著女子阿塔则是一个善的典型,对患重病的丈夫不离不弃。这些人物个性极为鲜明,甚至鲜明到夸张的地步,并且相互间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以此表现出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



据《毛姆传》记载,毛姆由于创作收入丰厚,非常富有,并热爱到世界各地游历。他所创作的小说,往往是有原型的,要么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要么是听来的故事——在游轮上,他的同性恋情人专门打听各种传闻提供给他做小说的素材,所以他的小说往往是有所根据的。他晚年的时候,还设立基金,资助青年作家走出去开阔视野、深入生活。他去过南太平洋,去过塔希提,因此,在对塔希提的风土人情的描绘是很生动的——这自然又为他的小说增添了逼真效果。而且,他对人类的文明与人性本真有着自己的思考:“在文明社会里,人的特性因为需要遵从某些行为规定而被磨平了。文明是掩盖人们颜面的面具。然而在这里,人们赤裸裸地展现出他们真实的自我。这些异质生物被投入存有大量原始成分的生活里,从未感觉到需要设法去适应传统的标准。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特性而不会受到阻碍。在大城市里,人们就像很多被一起放进一个袋子里的石头,他们锯齿状的棱角被磨掉了,变得像弹珠那样平滑。但这些人从没磨掉他们的棱角。我认为他们比长久以来跟我们相处过的人们,更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





这部小说为什么取名叫《月亮与六便士》呢?“在《时代文学报》(The Times Literary)增刊中,一篇评论毛姆《人性的枷锁》的书评中这样写道:‘同大多数青年人,他(菲利普·卡尔)也忙于对月亮的憧憬,而没注意到脚边的六便士。’不言而喻,该小说描绘的是追求‘月亮’而遭受挫折最后过着平凡的‘六便士’般的人类生活。‘月亮’象征着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自由的虚幻的精神世界;而‘六便士’则表示了这个芸芸众生纷繁复杂的虚伪的物质世界。《月亮和六便士》的标题正是源自这篇评论,作品正好表达了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美与恶之间的矛盾。”这段话道出了小说名称的来历,并对取这个题目做出了阐释——应该说,很多论者都持类似的观点。小说中,“我”有这样一段话:“我能看见它那循规蹈矩的幸福,但是我血液中狂热要求的是一种狂野的人生旅程。对于我来说在这种舒适的快乐中,有某种东西需要警惕。我内心渴望过一种更为危险的生活。只要我能有变化——变化和不可预见的刺激,哪怕是嶙峋的岩石和暗藏危险的滩涂,我也准备去闯一闯。”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斯特里克兰。他抛弃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去巴黎、去遥远的土著人生活的塔希提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同时,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驱使他远走他乡,“也许某种根深蒂固的返祖性促使漂泊者重返他的先祖在混沌初开的土地。有时一个人碰见一个地方,他会神秘地感觉到是他的归宿”。塔希提对于斯特里克兰来说,就是他的灵魂归宿地,“在英国和法国,他是圆凿方枘,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在这里都有各种形状的凿孔,各种榫头都合适”。更为重要的是,斯特里克兰身上有一种创造美的激情,只有完成他的创造他才能平静。我以为,在这部小说,“月亮”可指一种理想、灵魂的归宿、崇高的艺术、人性的本真,等等,“六便士”可指庸常的生活、物质、欲望、文明,等等。


小说中,有一段文字借库特拉斯之口说出来,是对斯特里克兰最后的作品——也是他的巅峰之作的描述:“我几乎不知道。它是奇异的、怪诞的。它是这世界开端的景象。是有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以及我怎能说得清楚——它是男性和女性人体之美的赞美诗,它是壮烈的、冷漠的、可爱的大自然的颂歌。它给你一种空间无限时间无尽的可怕的感觉。因为他画了我每天在我周围能见到的树,椰子树、菩提树、凤凰木、鳄梨等,从那以后我看这些树就不一样了,仿佛它们身上有一种我即将抓住时却总是溜走的精神和神秘。那色彩是我熟悉的色彩,然而又不相同。那些色彩拥有完全独有的意义。那些赤裸的男女也是如此。他们是尘世的,又与尘世疏离。他们似乎拥有用来创造他们的黏土的某种东西,同时又具有某种神圣的东西。你看见那些沉迷于赤裸裸的原始本能的人类,你感到害怕,因为你看见了自己。”小说中所评论的这幅画自然让人联想到高更的杰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幅画的题目自然是个哲学命题,画作表现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人的原初状态是什么,对人之为人的定义,以及人的归宿问题的思索。我想,画作的追问也是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追问。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现代文明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隔膜,人的率真天性的丧失,人的孤独……人类在获取的进程同时也是丧失的进程。比如,人类原始的生命活力、真诚与纯朴。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也是一种枷锁,也是一种遮蔽,人类历史也许是“作茧自缚”的历史。在小说中,伦敦中产阶层的生活与塔希提的淳朴就显示了这种反差,塔希提无疑成了人类原初世界的象征,一个应许之地——当然,这也许是一种理想;而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对他狂野的一面的刻画无疑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


顺便说一下,小说中对主人公画作的评述,除了这一幅以外,还有就是对一幅水果静物的评述,观其评述,应也源于高更的作品。




对比是文学作品重要的生成方式。小说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对比,小说中人物间有鲜明的对比,比如斯特里克兰的天才与施特罗韦如画风格的平庸的对比,前者的冷酷与后者的热心的对比,都市生活的做作与塔希提岛上生活的纯朴的对比,斯特里克兰太太的世故与阿塔的纯真的对比,斯特里克兰太太的两个孩子的功利与阿塔做水手的儿子健康快乐的对比。这种对比无疑彰显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立场,同时深刻地表达了小说的主题。


小说中虚构了一些人物和作品,作者还煞有介事地做了注释,这也是作者刻意为了增加故事的真实性所采取的一个技巧。


小说中多有议论和评论,对人物、对人生、对爱情、对艺术等等,以此进一步明确要表达的主题,而且这些议论和评论富于哲理,表达生动,具有金句式的特点。比如:“说苦难使人的品格高尚是不对的,但是苦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使人变得心胸狭窄,报复心强。”比如:“当他重新控制自己后,他看到他享乐过的女人就不寒而栗。这时他的思绪平静地飘浮在九天之上,他对她感到很恐怖,大约就像翩舞在花丛之上的彩蝶,就像面对它破茧而出的肮脏的蛹壳一样。”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毛姆小说概括起来有三大特征:故事性强,人物个性鲜明,哲理性,这些特征也许和他早年从事戏剧创作有关,因为这些特征往往也是戏剧的要素,或者说剧作吸引观众、赢得票房的要素。有可能这就是毛姆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的原因,一位通俗作家的原因。毛姆小说的哲理性往往表现在大量的议论上——在《月亮与六便士》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我”及其他人物进行的。毛姆学医出身,加之他早年父母双亡的经历,他对人的生死、疾病、苦难有深刻的体验和思考,为寻求对人生的理解,他钻研了大量的哲学著作,而这种对哲学的钻研反过来扩展和深化了他对人生的洞察和理解。他说:“哲学就像人类的灵魂一样包罗万象。它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几乎涉及各个领域——宇宙、上帝、永生,人类的理性、生命的目标及归属、人类的能力及局限等,都属于它的研究范畴。”一般来说,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家,在写作中,往往是将自己思想感情隐匿在文字中,即使是惊涛骇浪,也隐匿于平静的叙述和描写之中,忌讳直接的议论和抒情。而毛姆小说中的议论,往往形象生动,对人物的刻画和主题的凸现,有着明确的功效,而且,适合于大众阅读的口味。


《月亮与六便士》这本小说,我是久闻大名,书名给我特别的印象,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阅读,直到我着手翻译这本书。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呢?除了其名声响亮之外,主要在于它是写一个画家的故事的,而且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画家,我想了解这位画家的人生历程,因为我自幼喜欢绘画。我在读高中时,在县城图书馆借到的一本画册,记得是梵高的画册,开始阅览这本画册时,我正在做午饭(我在县城读书,与父亲单独住在一起,做采购员的父亲出差了),由于看画着迷,烧煤的铁炉子上放的铝锅被烧穿了一个窟窿,铝锅成了烟囱,冒着滚滚浓烟——这就是我与印象派画家第一次相遇。后来知道梵高与高更有交集,便进一步接触了高更的绘画,他画的海岛上的风光、棕色的土著人,让我耳目一新。后来,我读到了高更的《诺阿诺阿——塔希提手记》。高更的奇特经历和他作品的异域色彩使我决定翻译这本小说。这本译著的完成,要感谢我的同事祝颖女士的协助,要感谢学长吴向阳兄的鼓舞。
                         
(原载《作家》2024年1月号)





《月亮与六便士》毛姆/著   李寂荡/译
重庆出版社,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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