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糊辣子自传—半生突围：12-13：凌晨三点的谷风车\\中专冲刺班
文\油糊辣子
我彻底打消自杀报复的念头后，让妈妈过上好日子很快就成了我相当长时间里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直到我自己养育女儿后反思过往，才发现中国父母的爱是那般普遍性匮乏。像妈妈这样命运多舛苦难不堪的父母，随时随地都在将自我的牺牲感转化为孩子的愧疚感。孩子在父母面前自带原罪意识，早就习惯为父母的情绪及人生负责，甚至悲哀地错位成了父母的父母。
爸爸去世后，我越发懂事能干，总想方设法去帮助妈妈保护妈妈，将最好的留给妈妈，其实就是一种错位。
记得七岁那年，杨梅差不多完全过季了，有天砍柴意外发现一棵杨梅树尖上还挂有零星几颗杨梅。我猴一样爬上树尖，杨梅熟得像被墨水浸染过，甜丝丝入口即化。那天一共摘得二十几颗杨梅，我只舍得吃掉五六颗破了水的，其余的好杨梅用桐树叶子做了个盒子小心翼翼地包了回来送给妈妈。
妈妈那时已经怀上了弟弟，只是我压根不知道。只记得妈妈那天吃杨梅的样子很开心很开心，一个劲儿说好吃，几次要分给我吃，我不接，谎称自己在山上早吃饱了。
这种懂事还突出表现在我们三姐妹总是拼命做工去减轻妈妈的负担上。
八岁那年冬天，我和胖子在黄山田放牛。太阳快下山准备回家的时候，我爬到半山腰去赶牛，一看傻眼了，我家牛妈妈正在舔它刚生下来的牛崽子。湿漉漉的小牛崽，一拐一拐总试图站起来。
这可难住了我们两个放牛小娃子。
我们等了二十分钟样子，牛妈妈终于舔干了小牛崽。
我试着去抱小牛崽，牛妈妈“呼哧”一声扭头就顶了过来，吓得我只好赶紧躲开。试了几次后，我趁牛妈妈一个不注意抱起牛崽就往山下跑。牛妈妈把我当成抢它孩子的坏蛋了，呼哧呼哧紧追着我跑。
我跑不动的时候就赶紧松开小牛崽自己躲一边去，牛妈妈得到自己的孩子就会停下来，然后不停地去添小牛崽。
那天，我就那样抢了牛崽就狂奔，眼看母牛追上的时候就放下牛崽歇口气，五里山路一路惊心动魄。
在那个叫“楼梯冲”的狭窄山弯里，我的脚被母牛踩到，疼得使我差点摔到山下几丈高的冬水田去了。
最后，我成功将牛崽抱回了家，只是头发尖尖都汗湿了，满身蒸汽从旧棉衣棉裤里四处冒出来。
这种抱牛崽的活，我后来还经历过两回。
二姐比我大整整五岁，但她从小瘦弱，我九岁后砍柴挑担之类的体力活就比她更能干了。那时秋收季节晚上收工，我常常替二姐挑小箩筐的稻谷，让二姐挑轻一些的稻草。
暑假里，我总是大清早就出去砍柴，砍两担柴后挑一担回来吃早饭，早饭后再去将另一担柴挑回家。中午就美美地趴在抹干净还油了桐油的楼板上看书睡觉，下午两点后又出去砍柴，再砍两担，常常天麻黑了才回家。
当时乡里人多，地上的杂木柴都被砍尽了，只得爬树砍树枝。十余丈高的松树杉树我赤着脚呼哧呼哧就爬上了树尖。好几次砍着树枝，刀把却松了，刀猛得掉了下去。我只得猴子一样溜下树去找半天柴刀，然后再爬上树去砍，又累又气。
每个寒暑假下来，我能码一个又大又高的柴垛子，比二姐的高多了。
一九九三年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家里人都去帮舅舅家“双抢”，预计要帮四五天忙。我和六岁的弟弟留下看家，主要任务是喂三头半大的猪和十几只鸡。
有天我带弟弟到大娘家玩，无意中听到大爷对大娘说：“翻天坪那处地太当阳，地里的豆子当紧该扯了，秀云一屋还不回来扯豆子，到时都裂在地里了。”
第二天，我早早做好饭，就带着弟弟就去翻天坪扯黄豆了。
翻天坪距离村子约四里路，名副其实得翻过天高的大山。
那年黄豆大丰收粒粒饱满，地里串种的几株玉米也丰收了。我叫弟弟挑六个玉米，自己将整块地的黄豆捆成一担，艰难往家挑。
没走半里路，弟弟一身汗，左挠右挠脖子上都是红疙瘩，死活不肯挑玉米了。
我肩上的一大担黄豆本来就压得我气喘吁吁，可又舍不得扔那几个大玉米，只好将玉米用力插进黄豆杆里，挑一两百米就歇一气。
直到下午村里炊烟袅袅，我才终于将一大担黄豆挑回了家。大娘看见后震惊万分，特意拿杆秤给我那担黄豆称了重，竟然足有一百一十二斤，而我当时不过十三岁。
读初二那年秋收，我十五岁不到。妈妈挑谷子时腰受了伤，我争着替妈妈挑起了一百二十斤左右一担的大箩筐，从此正式成为家里送谷子的主劳力。
当年秋收进行到一半左右的某天中午，我、妈妈及继父三个人一人挑一担谷子同时从黄山田出发回家吃中饭。我和妈妈将谷子挑到家门口晒谷坪晒好后，又一一翻过早上晒的所有谷子，再给几只小猪仔喂了中餐猪食，还没见继父踪影。
妈妈性子急，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牢骚道：“明明一起动脚走的，我们回来半天还没见影子，不知道哪里捱时间去了！”
谁知妈妈话音未落，继父就一脸怒气出现在门口，瓮声瓮气地嘟囔道：“我是捱时间去了，我累死也是捱时间！”下午就躺床上不起来了。
当时三哥已经在怀化城里晃荡，秋收也不回家。八岁的弟弟早已接班放牛。我就跟妈妈两个人大清早一起去割禾打禾，一起拉打谷机一起挑谷子，天天早出晚归。
晚上回家还要做饭喂猪收稻谷，忙到近九点才能上床睡觉，凌晨三四点钟又要准备摇风车晒谷子了。
继父躺到第五天，大姐夫来帮忙秋收，还以为他生病了，嘘寒问暖半天，继父终于不好意思再躺尸，起床跟大姐夫下田了。彼时，家里只剩下一亩多稻田没收了。
妈妈其实常年都像男人一样跟继父一同劳动。秋收这样的忙季，妈妈承担的活足足是继父的两倍还多。在继父没有生气的正常情况下，妈妈白天总是一同上山下田劳动，晚上回来诸如做饭喂猪收稻谷之类的活，继父常常手指都不会碰，就卷着旱烟等吃饭。
晚饭后，在我使出吃奶的劲儿，一箩筐一箩筐往谷风车上倒谷子，挑谷子进仓的时候，继父早就进入梦乡了。
最恼火的是，妈妈性子急，农忙活没做完总睡不着觉，天天凌晨三四点钟又起来摇谷风车了。
那时我们还是用竹垫晒谷子，七八张晒垫放在晒谷坪，妈妈要在天亮前吹好白天要晒的上千斤谷子，做好早点，然后天一亮就好下田去收割。
我们山区农田人均一亩，面积相当足，我们家七八亩田，毛谷子每年上百担。秋收往往得前后持续半个月，碰上天气不好，劳作时间更长，真的要累死人。
每当听到谷风车响，我得努力压制自己的瞌睡爬起床去帮忙。从最初小半箩筐谷子都举不上风车只能帮忙摇风车，三四年下来，我成了谷风车前能轻轻松松举起满满一箩筐毛谷子的女汉子。
白天四五里山路挑一百多斤的大箩筐送两三回谷子，凌晨起床摇谷风车。这样的农活，我一直做到参加工作后的一九九九年。
那些年里，无论半夜三更还是凌晨破晓里的谷风车嘎嘎不休，一个壁板之隔的继父总是呼呼大睡从未起身帮忙过。这一点，也让我对继父充满了怨恨。
13.看闲书与冲刺班
我之所以没有在十三岁那年摸电闸自杀，与我的喜欢阅读息息相关。
从小，我的记忆力公认地厉害，一长篇课文随便溜几眼我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每个学期新书发下来的当天，我一会儿就把一本语文书读完了。等到老师上课，很多课文早就会背了。语文书自然远远不能满足我，也从小就讨厌老师重复炒现饭式的教学方式。
二年级有段时间，我迷上了《新华字典》。天天在姐姐们面前炫耀，以出他们认不了的字为乐。如此，寻找闲书看简直是我的天然需要。
好在我的中小学阶段，恰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阵春风，又因为上有几个哥哥姐姐，我比别的孩子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闲书。
那时只要逮到任何课外书都看，偶尔得到几本小连环画比什么都高兴。一本连环画被反复反复翻阅，毛得完全不成样子。
三年级下期，我从三哥手上意外得到长篇武侠小说《快刀浪子》的上册。书的封面都烂了，两角都被翻毛了边，高高卷起，内页赫然印着：作者——古龙。
小小的我没日没夜地看完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大部头”，心心念念多年主角龙城壁的结局，却一直找不到下册。
直到多年后读师范，我才找到这本书。我惊讶地发现作者竟然叫龙乘风，才知道当初竟然是一本盗版武侠小说启蒙了我。
四年级的时候，二姐从邻居真真姐那里借来一本青春期性启蒙之类的书，也是封面都没了，书被翻得油腻腻的。因为书里还配有某些叫人脸红的插图，二姐总是偷偷躲起来看。
二姐有回上厕所也在偷偷看书，蹲麻了脚，一崴脚书掉进了粪坑旁边满满的一桶黄尿里。
二姐大惊失色，高声叫我拿火钳帮忙捞书。我帮着二姐一页一页将书冲洗干净。书晾干后，我有天也偷偷躲进厕所看。妈妈叫我去放牛半天没见反应，找到厕所。我一慌，书万般不幸地再次掉进尿桶里。我和二姐再一次小心翼翼地将书冲洗晾晒。
这回书晒干后更加皱皱巴巴，还有一股隐隐的尿骚味。二姐又将半瓶花露水反复喷洒在书上，晾干后再用箱子压了一晚上，才将书还给真真姐。
村里的福叔比二姐大一岁，留级几回后跟二姐成了同班同学。福叔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里竟然给他定了一个娃娃亲，从此上学路上调戏他就成了公共节目。
福叔那时候经常能从他当老师的亲戚家搞得一些闲书，他自己成绩烂得很，正书闲书都不爱看，但非常高兴把书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看过他一本叫《青春少女身心健康面面观》的小册子书，我们那时都笑话说那书肯定是买给他娃娃亲老婆看的。
一九九三年秋，我升入接龙中学读书。
接龙那时还是乡不是镇，赶集也没有标准的市场。五天一场的集市就是贯穿街道的那条公路，木板摊位临时摆放，当时的十块零钱感觉就是巨款。
进入初中，最大的好处就是街边村庄有闲书的同学多了起来。我那时候疯狂爱上了侦破和武侠小说，上课忍不住经常偷偷在桌子底下看。
初一时候，学校不统一上晚自习，住校完全自愿。我家离学校八里路，算不远不近的学生。开学通勤步行了个把月，天天往返十六里路，我就想住校了，然后一头挑着被子一头挑着米及住宿所需杂物去住校。
住了一个月出头，觉得没有新鲜劲了，而且感觉食堂的酸菜，将我肚子肠子的内壁都刮干净了。
于是，我又卷起铺盖回家继续步行上学了。
班主任兼教语文的蒲老师是个平和之人，经常笑嘻嘻地坐着上课。几次发现我在课桌下偷偷看武侠小说，借着讲课不着痕迹轻敲桌子提醒一下就过了。
为了方便看小说，我经常选择坐在最后一排。但一到自习课，周围常常非常吵闹，因为后排不想学习的“大神”，打牌的闲话的掰手腕的都有。于是每逢自习课，我就将自己的课桌火速搬到讲台下面去。
回忆起来颇有意思的是，那时无论父母还是老师，对十三四岁的我们差不多都是放任不管的。
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文盲父母多，孩子读不读书父母压根不重视也管不了。农村教育环境又还相当原生态，大部分老师管得松散，私自换座位之类好像根本不是事。就连住不住校，似乎只需取决我们愿不愿意卷被子来去而已。
初二开始统一上晚自习，住校的同学就多了，但中午晚饭后仍然有很长时间可以自由活动。
夏天溜去一墙之隔的小溪里洗澡，那是无论如何也禁不住的。同样禁不住的还有武侠小说。
我有天从同学那里得到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看得欲罢不能。另一个同学也想看，催命鬼一样盯着我还书。那天课间操我干脆谎称肚子疼请假躲寝室看小说去了。
当时学校是集体大宿舍。一个年级三个班女生，都住一间旧教室里。
我请假的时候正碰上隔壁班的金花同学。金花也爱看小说，更喜欢无厘头搞笑，见我忙着看小说不搭理她，便学着热播剧《新白娘子传奇》里白娘子那样一遍遍深情叫“官人”骚扰我。抗议无效后，我便用《西游记》里女儿国国王的“御弟哥哥”反骚扰她。
就在我们两个嘻嘻哈哈打闹的当口，惊闻蒲老师在寝室门外敲门叫我。我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各自钻进被窝，就见蒲老师笑眯眯地踱了进来。蒲老师走到我床边关切地询问，我为自己说谎深感愧疚，暗自发誓以后绝不如此欺骗他人了。
翻看我初二时的照片，长发及腰，随意扎成马尾，朴素健康的一个农村中学生模样，只有脚上那双人字拖，可以略约看出曾经年少的疏狂不羁。
也许是走路带风声音洪亮的女汉子特质，也许是一贯好打抱不平的狭义，当焦恩俊版《新七侠五义》火遍大江南北后，我不知怎的就被叫成了“大侠”和“大哥”。然后，我们四女一男五个同学也被叫成了“五鼠兄弟”。
我从上学起就是那种学习时非常专心，玩起来特别疯的人。初中成绩在同年级三个班中，也经常徘徊在三四名的位置，单科偶尔考个第一名。经常考年级第一名的是班长东同学，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上课下课几乎没有区别，一天到晚都在正襟危坐看书写作业。
我对埋头苦干了无生趣的东同学颇有些鄙视之意，估计东同学对我这种天天踩个人字拖疯的假小子也看不顺眼。总之，初一初二两年，我和东同学几乎没说过几句话。
一九九五年秋季开学，学校为一雪上届考考中专“剃光头”的前耻，将我们这届初三年级前十六名抽调出来组了一个中专冲刺班，号称抽调学校最好的科任老师来教我们。
我却非常怀念之前的老师和同学，最遗憾的是初二教我英语的陈爱霞老师调走了。大大眼睛的陈老师漂亮又潇洒，一口英语就跟录音原版一样纯正，跟初一的英语代课老师一比那是云泥之别，所以陈老师的课我听得最认真。
我最好的朋友晓丽，因分班考试成绩几分之差，也没能进冲刺班。其实，我们冲刺班的班主任就是她的亲表姐夫。仅这一点，足以从侧面体现那时农村学校多么坚持原则，公平公正。
多年后审视我的初三生活，城里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一九九六年国家中专计划已经接近尾声的当口，农村深处还有那么多乡中学师生在为考出一个公费中专生指标，专门开设冲刺班夜以继日地上课刷题。
最荒诞的是，之前农忙让我们一请假就个把星期的妈妈，竟然在老师的教育下，关心起我的学习来，过分到连爷爷过世都没通知我。
一九九五年深秋那个周末回家，快到家门口时碰到正读一年级的小文。他一见我就突兀地说：“满爱姐，你爷爷死了呢！”
小文平时痞里痞气，我以为他乱开玩笑，不高兴地说：“你爷爷才死了咯！我爷爷好好的呢，小孩子别乱说！”爷爷四月份摔了一跤瘫痪在床半年多了，我上周回家还给他烧红薯吃。
结果回家一看，爷爷三天前就走了，当天早上已经埋到黄山田去了。
我红着眼睛气愤地质问妈妈，姑妈和大娘等一众长辈都说：“你现在初三学习要紧，别耽误学习呀……”
我们这届最后考出三个公费中专生，刷新学校多年来的记录，乡政府还在街上拉了好几条横幅向全乡人民报喜。年级前四名中平时最吊儿郎当的我，最后意外考得全校第一名，七科满分七百分，我裸分考了六百七十三分。
一向稳定的东同学却遗憾地发挥失误了。至于具体什么原因影响了发挥，我根本不好意思问。我对东同学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感，我感觉自己像是抢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似的不好意思。
多年后我才发现，初三时候大家对考中专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有人当时就非常了解中专包分配的意义，铆足了劲志在必得。
我家里穷又情况特殊，周围亲戚也没个文化人鼓励我依靠读书跨越农门，所以我对分工作吃国家粮压根没有什么意识，也就没有非中专不可的压力。
毫无疑问，当年任教我们这个中专冲刺班的所有科任老师都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这八个字形容他们名副其实。直到今天，我仍然从心底感谢我的初中老师们，但同时又充满遗憾。
去年，一个多年未联系的初中同学跟我小聚，席间提起冲刺班的各位同学。说起中专落榜的英同学后来通过读职校上对口大学，毕业后留在长沙某大学当了老师，该同学感慨万千地说：“那时要是知道读职高考大学这一条路，我起码不会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呀……”
我非常理解这位同学言辞之间的懊悔与对母校的埋怨。他当时成绩比英同学好，如果读职中考大学出来人生起点的确不一样，可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路径，中专落榜后他就进厂打工去了。
学校当年办中专冲刺班可以理解，但在中专已经日薄西山的一九九六年，老师们完全可以，甚至也有责任告诉我们国家教育形式的极大变化，给我们更多的选择。比如告诉我们可以考普高职高等的选择。
我们班十六个同学，中考数理化满分的好几个。当时应该没有一个同学清楚，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去考普高考大学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扭曲与遗憾。
在教书育人多年目睹教师的种种平庸之恶后，我越发清晰地意识到，心底这份遗憾究竟来源于何处。
2024-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