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糊辣子自传—半生突围8—9：终结被打与自杀报复\\万里小学路
文\油糊辣子
在农村打孩子是司空见惯的事，何况我的妈妈是如此地不幸，我们成为出气筒简直毫无悬念。妈妈一向严厉不喜唠叨，信奉并一直践行“三句好话抵不过一马棒棒”的家庭教育。
大姐二姐的青春期正赶上改开那阵春风，村里堂姐们烫头的、化妆的、穿那种夸张喇叭裤的不少。那时流行邻村青年男女成群结队相约放牛、赶集、看电影，妈妈从来不准我们跟风。
“你们放牛就放牛，砍柴就砍柴，可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谁要是敢不规矩，我宁可打断腿!”妈妈总这样警告我们。
大姐性格本来就忠厚老实，小时候仅有一次被打逃跑了，妈妈追了两根田埂才追上，拿竹片狠狠抽了大姐一顿。大姐此后挨打再也不敢跑，也一直非常怕妈妈。
家中老二都善于察言观色一些，所以二姐挨的打最少，而且我和二姐从小骨头硬，挨打的时候从来岿然不动。我更叛逆，如果是自己调皮捣蛋犯了错挨打，我一声不吭也一动不动，可是觉得被冤枉了，虽不敢公开顶撞，也要撇着嘴巴翻个白眼暗顶一下。
一九九一年秋季开学，二姐也不肯上学了。妈妈再三劝说，二姐不为所动。二姐辍学原因就一个：年纪太大了。
全班三个需要照身份证的同学，二姐就是其中一个。快十八岁了，二姐还得读小学六年级，尽管年年都考第一，二姐也不愿上学了。
当时农村正盛行学裁缝，二姐辍学后决定学裁缝。
妈妈买来缝纫机的当晚，二爷又在继父面前挑唆大家都学裁缝没用白费钱云云。继父回家后鹦鹉学舌，妈妈回敬说“那他女儿也学裁缝干什么？”继父就哑口无言了。
于是，二姐跟着十爱嫂子学起了裁缝，我也经常去踩缝纫机缝补衣服玩。
有一天，我学着裁剪了一条内裤，争抢使用缝纫机的过程中跟二姐罕见地吵了架，双方在缝纫机前互不相让僵持半天。妈妈摘菜回来发现太阳老高了，我还没去放牛，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我。
我本来就一肚子气，又觉得二姐有错在先，妈妈却只打我一个，久积的愤怒憋屈瞬间就爆了，冲着妈妈大吼：“你就知道乱打人乱打人！你有本事怎么不去打xxx……”
我吼出二爷、云满娘、小满娘、大哥等一堆名字。吼完发现自己竟然手脚发麻，四肢僵硬，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双手捏成的拳头也怎么都捋不开。
妈妈见状大概吓坏了，认定我“气性大”，此后再也不敢粗暴地打我了。
一九九二年暑假，铜湾镇有工头给广州工厂招工，交三百块介绍费包进厂。妈妈跟二姐商量后掏家底凑齐了三百块，十八岁的二姐得以南下打工去了。
临出发前，妈妈想给二姐买双新鞋子都没钱了，硬着头皮跟奶奶借了五十块。
二姐走后，奶奶生怕妈妈不还她的钱，一连几个晚上大声挑拨聋子爷爷，说妈妈将二姐卖到远处去了，唆使爷爷来要钱。
早两年，龙溪村里有几户人家将女儿远嫁到山东农村，换了大几千块彩礼，村里都传言他们是卖了女儿。爷爷又上了当，破口大骂妈妈黑了心将他的孙女卖了，还独吞了卖身钱。
直到两年半后二姐回家过年，给家里置办了电视机，也给爷爷奶奶带了毛衣毛裤等礼物。爷爷才相信二姐是真的打工去了，不是被卖了。
二姐外出打工第一年，我正读六年级，弟弟六岁不到，家里一团乱麻，我感觉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负担更重了。
当年做桶匠的二哥又准备结婚了，二嫂是大姐夫一个村的。二哥在大姐夫村子打木桶的时候相识的二嫂。大姐夫早就提醒说，女子性格古怪跟自己兄弟姐妹都合不来。
二哥不信邪牛皮轰轰道：“再难搞的女人，到我手上都得服服帖帖！”很快上下其手追到了二嫂。
二嫂带着她的亲戚来我们家“看人家”的时候，满满一大桌菜扭捏着都不吃。妈妈生怕照顾不周赶紧煮了两个荷包蛋。谁知二嫂一看鸡蛋，间歇性神经病发作一样拔腿就往门外马路上跑。众人大惊失色，纷纷去追。最后二哥追到接龙街上，陪着转了一圈才又回来。
后来插秧正忙的时候，二哥又带二嫂来了。早饭后不知什么原因小两口闹了别扭，二嫂又跑了。
我们在山上插秧的，肚子都饿扁了，还没等到妈妈送中饭去。原来二哥、继父和妈妈都忙着追二嫂去了。
奇葩二嫂本来就二百五的智商，再加上云满娘大哥一伙的挑唆，完全不能正常行事。二嫂结婚酒席都不愿意办，扯了结婚证后就跟我们分了家，住到上弯新屋自立了门户。
二哥大大咧咧惯了，分家后仍然在我们这边晃，饭熟了就吃。二嫂竟然跑到我们屋外大路口乱骂，骂了半天，我们还不知道在骂谁。
后来二哥只要在我们这边吃饭，二嫂就会过来乱骂，越骂越难听：“砍脑壳的死鬼，天天到别人家吃饭！以后谁家饭好吃餐餐给我男人煮饭吃啊，陪我男人睡啊！”妈妈才知道在骂她。
当年冬天雨水特别多，家里用来引火的松毛杉毛都烧光了。二哥有天给我们送了满满一担他打木桶刨出的木屑做引火柴。二嫂知道后大吵大闹，二哥气得骂了几句，二嫂操起竹扁担就往二哥背上砸，牛皮哄哄的二哥从此再也说不了大话。
事实上，二嫂对自家的亲爹妈也好不了多少，她亲妈耳背，说话含糊不清，每次来多住两晚就会被嫌弃。
二嫂在村里公开说自己公公是在帮后妈养孩子，坚决不准二哥认父母。
妈妈仍旧迁就隐忍，家里杀一只鸡鸭也要分成四份：爷爷奶奶一份；大哥二哥家各一份，剩下的才是我们自己的。
三哥辍学后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早上睡到中午才起床，饭菜也都温在饭锅里。
家里繁重的劳动都集中到妈妈和继父身上，继父时不时就生闷气躺尸。
继父一躺下，没个三五天个把星期决不不起来，妈妈就天天逼着我叫他吃饭。
为什么不是弟弟去喊非要我去呢？
因为叔伯婶娘们长期嚼舌根说我们姐妹不孝，从来不改口叫爸爸，妈妈于是死逼着我改口。
上吊事件后，我对继父越发充满了憎恨，连“五爷”都不叫了，怎么还可能叫爸爸。
妈妈在继父一大家子面前一再迁就，却简单粗暴地把我们姐弟当成出气筒，我因此对妈妈也又气又恨起来。
被逼得非常烦躁的时候，我萌生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相比对继父一家的厌恶，我更想用自杀式毁灭报复执迷不悟的妈妈。
当时，我对自杀的方式做过多种设想，最后一一排除了上吊跳楼溺水撞车等惨烈方式。根据前几年意外触电的体验，我认定触电是最理想的选择。
关于最后为什么没有实施自杀计划的问题，长大后我认真思考过。
抽象地说，主要就是贫瘠农村自由成长的孩子，生命本身就极具韧性，而且难得的是上学后次次都考第一带来的价值感成就感，还有热爱阅读早早给我开启的美好的世界等等。
所以，每当我被气得想摸一下电闸一了百了的时候，头脑里就有另一个强烈不甘的声音响起：世界那么宽广美好，你都还没有离开这个破山窝去外面看一眼就死去的话，那是多么地不值得！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虽然我被气得想用自我毁灭报复妈妈，但我们从小目睹妈妈的苦难，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妈妈过上好日子。
我想通过自杀让妈妈后悔自责，但我又担心自己死了后妈妈也因此活不下去。
只要想到妈妈也可能因我的自杀而痛苦或死亡，我就觉得自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更可能的是，乐观、善良、坚韧本来就是苦难父母遗传给我的基因，而广阔农村恰恰歪打正着地给足了成长的自由空间，我的生命才得以如此坚韧。
9.万里小学路
直到成年后才明白，我之所以能够正常上学，完全是命运的齿轮刚好卡在一个叫义务教育的契机上。
关于两个姐姐被耽误读书的原因，妈妈后来始终归结为爸爸对牛的喜爱与重视，说是爸爸要求我们接力看牛。
所谓“接力看牛”就是大姐看到二姐可以独立看牛的时候就去读书，二姐又等到我能够独立看牛了再去读书。
大姐二姐相差四岁。于是，大姐十一岁才上一年级，二姐快十二岁才上一年级。
稍大以后，我们才意识到妈妈这一说辞根本站不住脚。
因为爸爸在世的时候，无论孩子问题还是别的方面，妈妈明显都是可以做主的。所以如果妈妈主张读书，爸爸即便反对也是无效的。
如果硬要找出我们“接力看牛不读书”原因，根源就是父母一生信奉的“恨人穷，恨山富”。
妈妈总说“恨人”的人不好，“恨山”才好，意思是只有自己勤劳苦干才好，简直就是走火入魔的“恨山派”。
分开队后，可以单干了，在父母这样勤劳的“恨山”人眼里，孩子放牛做工的意义是胜过读书的。这一点，在我们读书期间每逢农忙必请假，忙完农活再上学的做法中更是一再被验证。
幸运的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全国施行“义务教育”，父母必须得送我上学了。
九月入学，我因为七岁还差三个多月被要求读学前班，二姐是十二岁差三个月，超龄四岁多，直接读一年级。三哥当时已经上了四年学——两个一年级，两个二年级，总算升到三年级了。
学校就是龙溪村外的宗氏祠堂，离家足有三里半山路。现在的城里孩子可能难以想象当年农村孩子上学的艰辛，但于我，上学给予了我莫大的快乐。
我在杨氏祠堂度过了小学七年的生活。
祠堂孑然傲立于村庄五百米外平坦开阔的田垅中，远看白墙灰瓦飞檐翘角，近看端庄大气婉转有致，不远处一条小溪逶迤而去，静谧又灵动。
祠堂作为学校已经使用多年。里面除了我们两个小孩才能合抱住的大红木柱和雕花戏台还可以看出祠堂本貌外，所有厅堂早已加砖砌墙改成了教室。杨氏祖宗的灵牌立碑也安置到祠堂后门一侧的神龛上去了，承重的大红柱子不能动，只能突兀地立在教室里。
碰上照本宣科了无生趣的老师上课，倍感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对着头顶黑黢黢的瓦缝搜索，经常能看到黑黑的瓦蛆，拖着细丝慢慢慢慢垂下来。有时不免恶趣味地期待，那个痒人的黑虫，落到某个胆小鬼同学的脖子上，爆发一声惊叫，好叫沉闷的课堂热闹一下。
当年这个简陋的祠堂学校却是附近几个村小的联校。各村小竭尽全力办学到五年级，六年级就来我们祠堂读书。村小学生离家远又关乎升初中，所以六年级学生要上晚自习，外村的都住校。我虽是本村人，但家离祠堂有三里多山路，翻山涉溪的也得住校。
记得教我们学前班的是秋爱老师，她当时就像个高中生姐姐一样，年轻又漂亮，歌唱得很好。上学一个月后乡政府举办国庆活动，秋爱老师在歌唱比赛中获得一个一尺多高的长方体玻璃工艺品奖品，玻璃里面是盛开的牡丹花，非常漂亮。
我们几个小毛孩小心翼翼地摸了又摸，生怕摔坏老师的奖品。
还记得有天中午，我们四五个捣蛋鬼偷偷去校外油菜田里玩。油菜已经割倒，成堆晾在稻田里，都快要晒干了。我们像小狗一样在一堆堆油菜杆里钻来钻去躲猫猫，将人家一丘田的油菜籽都糟蹋到地里了。
田主第二天来学校找麻烦，校长也来了。秋爱老师哭了，告诫我们以后再也不准去田里糟蹋农民伯伯的庄稼，却一直没有像学校有些女老师那样骂我们。
秋爱老师是代课老师，只教了我们短短半年，后面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再教书，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她。
作为义务教育实施后的第一届学生，我们上一年级的时候班上留下上一届甚至上两届的留级生，应届生与留级生比例差不多各占一半。
班上当时有对姐妹花，姐姐已经读了三个一年级，妹妹读了两个，两姐妹又跟我们一起继续读一年级。有个别同学已经读过四个一年级，年纪比我们新生大好几岁。
我因为成绩好，在小学阶段一直当班长。我其实并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乖学生，生性好动调皮，个头长得早又有的是力气，比一般男孩子还猛。
我和二姐从一年级开始，就次次考全校第一，全乡统考的时候，就考全乡第一。但在妈妈眼里，那时成绩似乎远没有农活重要。每年插秧收稻谷等农忙季，妈妈就托村里同学给我们请假，有时个把星期都不去上课，直到忙完农活。
春夏季上学期间，我和二姐早上经常还要先去放牛割猪草，要么就一个去做工，一个在家做饭。三里多的上学路，我们总赶得要死。
最赶的是冬天早上，稍微做点事就会迟到。很多时候我们都等不及米饭熟透，胡乱扒一碗还渗着米汤的饭，抓起火桶就跑。
北风呼呼地灌进小火桶，粗陶钵里盖的草木灰都被吹跑了，光盛几坨燃得旺旺的硬木红火炭子，烫得火桶手柄都快冒烟了，也得强忍着手疼提着跑。直到小火桶内壁的木板被烤焦了，冒出吓人的黑烟来，我们才不得不停下来紧急处理。
处理的方法一般就是抓几把路边的碎泥巴，将通红的火炭盖住，再拿石块将烧焦冒烟的地方摩挲几下灭掉火星，然后继续往山下跑。碎泥巴经常会被烧得噼里啪啦爆起来，子弹一样射在腿上手上，怪吓人的。
下山过溪后就到大田垅了，看到前面田埂路上还有稀稀疏疏三五个学生在走，顿时安心多了。小火桶这时候再被烧焦冒烟，我一点也不担心了，只需手掌弯一窝脚边稻田里的水照着冒烟的地方一浇，“噗呲”一阵白烟过后就能灭了火。
冬天里最可怕的又是碰上烂冬天气。凄风苦雨十天半月绵绵不绝，上学山路真的举步维艰。我们去学校多下坡陡路，摔跤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下雨天提火桶很不方便，不提呢，湿透的鞋子裤子就只能靠体温慢慢烘干了。
如此冻过几次，手上脚上经常会长冻疮，有的同学脚后跟都冻烂了。
村里流行用鸡脚烧的灰拌桐油的偏方，治冻烂的疮口，冻肿没破皮的地方就烧萝卜块热敷。只是小孩子白天一跑动用力，没愈合的伤口又裂开了，黑黑的桐油鸡脚灰伴着鲜血直流，活像港台电视剧里恐怖的僵尸血。
我还好，脚不容易冻烂，只是手指脚趾经常长冻疮，个个都肿得像胡萝卜。
晚上得空的时候，我将两个大红萝卜切成十来个圆圈，烤糍粑一样烤热萝卜圈，然后用热萝卜轮番热敷脚趾手指，那又痛又痒的滋味真叫人抓狂。
我小时候家里多年里都没有钟表之类的时间工具，全凭辩日估计时间。
有两回，我和二姐割猪草回来明显感觉很晚了，匆匆扒几口饭背起书包就跑，跑到山头往田垄一看，祠堂附近果然一个人影子都没有。
我们想着等下山到得学校，估计前两节课都上完了，觉得既无奈又丢人，干脆躲进山里玩不去学校了。
等到下午放学，我俩同村里伙伴一起回家。家长和老师双方压根都不知道我们逃了学。大概是成绩好，请假又是家常便饭，所以偶尔逃回学，鬼都不知道。
同样鬼都不知道的，还有后来从木楼板缝隙偷偷塞进去的那些寒暑假作业。那时感觉寒暑假作业都是学过的，都会做，不想做，纯粹应付老师检查。大概从三年级起突然发现老师根本不检查，于是干脆偷偷塞到地板下去了。开学报名，都说忘记带了，每期都顺利含糊过去了。
屈指算来，我的小学前六年，每天上学下山上山往返七余里路。最后一年，一周往返一次，小学的求学之路保守计算竟然也跋涉了万余里。
2024-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