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糊辣子自传—半生突围60-61:无常与有常\\平庸之恶
文\油糊辣子
60.无常与有常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刘和平老师打电话急急地说：“你知道肖崇英病了吗？怎么一下病得这么严重啊？明天我俩一起去看看她？”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从没听中方一中几个朋友说呀，什么情况？”
刘老师说：“今天老谢跟他哥去乡里扫墓，刚回来说，路上碰到肖老师亲戚上城来看她，说是得了肺癌，晚期，住进ICU了，很严重！”
我忍不住打断说：“你家谢博士高度近视是不是看错了？我两个多月前在迎丰公园还跟肖老师散过步，人家好端端的，要说她得子宫癌我不意外，她原来爱长肌瘤，怎么会突然肺癌晚期？”
就听刘老师在电话里反复跟老谢确认，我还不敢相信，马上给黄老师打电话。
黄老师异常沉重地说：“真的，谁也想不到病情会发展这么快，上上周才发现的，一检查就是晚期……
“你和唐唐怎么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我完全懵了。
“肖开始不想告诉任何人，她家亲戚都不知道。唉！谁知道发病这么急！”黄老师无奈道。
我说：“现在允许探视吗？”
黄老师说：“我今天到医院，这两天应该都不能探视，后天周一我再过去，看情况我再通知你。”
二零零八年我常住怀化后，我在学校的那套小公寓就成了我和黄老师、唐唐、艳子四个人的集体公寓。轮到有晚课的时候，我们经常搭伙做饭，住楼下的肖老师常叫我们去她家蹭饭。
我考进鹤城后又赶上生二胎，跟同事朋友联系少了很多。刘老师学校与我家直线距离不过两公里，我们俩几年里基本上也只是寒暑假特意约着吃顿饭或公园走两圈聊聊天。总觉得来日方长，谁知道肖老师怎么突然就冒出个肺癌晚期了。
确认情况后，我跟刘老师约好后天第二节课后一起去看肖老师。
星期一第二节课一下课，我马上从学校后门下坡去取车，途中就接到黄老师的电话，说：“肖走了，遗体已经被送去殡仪馆了……”
我跌坐在后门斜坡的台阶上，眼泪在眼眶里转。
刘老师打电话过来问我到哪里了，我哽咽着半晌才说出口：“我们不用去医院了，人已经去殡仪馆了，你那边半天过不来我不等你了，你干脆等我消息吧，我想马上赶去殡仪馆看看…… ”
模模糊糊只听到刘老师说“好”，声音都变了。
刚启动车，又接到夏晴的电话，她刚听到消息震惊得不敢相信，特意跟我来求证。听说我正赶去殡仪馆，要跟我一起去，我顺路接上她，两个人心情沉重地往殡仪馆赶去。
肖老师从发现癌症到去世，两个星期还没到，她的生命就这样遗憾地定格在了四十九岁。
一个老朋友，你还沉浸在她突然患癌的震惊中，结果仅仅相隔一天后，你去医院看她的路上却被告知得掉头去殡仪馆了，这是怎样的人生无常与终身遗憾？
五月底，大姐夫再次因为摔伤后脑致精神障碍住院。
大姐夫摔伤后经过几次住院治疗，躯体方面已经基本恢复，但精神障碍症状明显：话多易怒、智力损伤，被迫害妄想，不能独自出门、购物、乘车做事等，医生建议康复治疗一到两个月。
临近生地会考，豆豆的地理第二次模拟考试竟只考了七十九分，叫人大跌眼镜。一看，她的生物地理几大本复习资料几乎都是空白的压根没做；一问，说天天背生地烦死了不想做也不想考！
我之前单单注意到孩子情绪不对，想着养只猫咪给孩子释放情绪，完全没料到这个从幼儿园开始就不用我们管学习的孩子，有天会连生地会考作业都不做。
事后一起分析原因，才发现豆豆遭遇了她上学八年来最受强迫学习的半年。班级管理出现很多问题，同学关系以及家庭关系都在爆雷，孩子于是摆烂抗议了。所幸我们发现问题及时疏导到位，豆豆状态很快回归正常，生地会考最后总分考了一百八十七分，但期末成绩整体下降幅度很大。
我们原来舍近求远就想找个相对不那么死卷的学校，其实不过是家长的想当然。一个小小的生地会考就原形毕露，而且豆豆班上某科老师的作业常抵得上正常两三科作业的总量。于是，我提议初三是否考虑转学的问题。
八月中旬，我赶在工伤一年有效追溯期内给大姐夫申请工伤赔偿。
先是做工伤鉴定，鉴定结果为工伤七级伤残。双方同意接受辖区派出所内司法部门的调解。
小元似乎一直不服气，时不时唠叨一下赢了官司输了钱云云。肖老师的突然离去让年近四十的我再次切身体会人生短暂，强烈意识到这两年婚姻关系里的内耗是多么地不值得，于是不再受小元的任何干扰，连回怼的兴趣都没有了，笃定专注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一个个问题。
我先找律师朋友帮忙算清了相关赔偿金额（初步核算赔偿金额合计五十三万余）。鉴于赔偿金段老板需要出大头，大姐夫跟他私人关系一直很不错，而且治疗过程中医疗费已经花费不少，我们都不好意思要求足额赔偿。前后经过三次调解谈判，善良的大姐最后同意接受一次性补偿三十六万元结案。小元看到赔偿结果后，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懒得挖苦他了。
自从三月份试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分居生活，小元好像彻底改掉了一争吵非要争对错的毛病了。
我也由之前“看对方处处不顺眼”只想离婚，过渡到了“真正视对方为空气”的冷静状态。这种“冷静”完全不同婚姻早期的故意“冷战”，这是内心真的平静无波，既看得见对方的问题也看得见自己的问题，冷静行事，没有怨气，不想交流，心如止水。
八月下旬，转学的事提上日程。我们学校教师子弟常有中途转学过来但学籍不转的现象，同事也说先让孩子试试再说，意思是如果不喜欢想回原学校好有退路。
我跟豆豆分析说：“每个选择都是有取有舍，你自己先权衡利弊想清楚，事实是一旦转学，就意味着原学校是回不去了，而且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想选择转学籍过来，因为不转学籍的话你的中考成绩算原学校的，这对我们学校培养你的各科老师也不公平。”
豆豆最终决定转学到我所在的普通中学。我心里暗松了一口气，想着近水楼台，都是同事好友方便太多了，起码孩子作业是可以少刷些的，放心将豆豆放到老胡班上。
老陈老胡几个同事，中午自己做饭，还顺便解决了豆豆的午餐问题。我除了一周负责炒两次中饭菜外，别的就不用操心了。
豆芽菜一般的豆豆初三一年，脸上还长了一圈肉出来，真的非常感谢老陈老胡，也感谢自己当机立断的行事风格。
国庆后不久，妈妈打电话说，弟弟跟人出去做工了，言辞间满是担心他像两年前那样一去不回。
这两年，我像念紧箍咒一样反复给妈妈念叨“不要管你儿子任何事”。最开始的时候，妈妈还是忍不住管弟弟看手机的问题，我就各种威逼她妥协。念到后来，妈妈在镇上租房带着侄儿读书，周末都不爱回家了，终于真的放了手。
于是，在家种了两年稻田的弟弟，自己终于主动要求出去了。
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弟弟从外省某铁路建筑工地按时回家过年了，还破天荒带回家辛苦三个月的工资近两万块钱。
这是三十三岁的弟弟，成年十五年来，一次性给家里上交过的最大一笔收入。我不知道逼妈妈放手的这两年，弟弟究竟找回了自己多少主体性，但看得出来，弟弟在逐渐恢复生命力。
大年二十七，我们一家四口正准备上高速回辰溪过年，怀化新中医院一医生朋友发信息提醒疫情，说怀化已经确诊三例新冠肺炎患者。我平时一向比较关注新闻，反应迅速，马上联系还在城区的二姐，却一直联系不上。
晚上联系上二姐时，市区的口罩酒精等物资已经被大肆抢购。二姐去附近药店只买得二十个口罩，一夜之间，这个湘西小城就口罩告急了。但我们在乡下，乡亲们都不当回事。直到大年二十九，隔壁村有对从武汉回乡的夫妻被救护车拉走隔离，大家才惶惶起来。
大年初一午饭后，我们一家四口回娘家拜年。
初二大清早，公公打电话告诉我们两县交界路段已经被挖机直接挖断封路，各村镇开始派人设岗蹲守了。
正月初三，接龙镇的镇长亲自上门挨家登记外来人员信息并宣讲疫情防控措施，小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村中聚集打麻将的人家当晚都消停了。
正月初五，我一个发小唯一的哥哥去世了。
发小的哥哥肺癌晚期，享年四十五岁。年前十二月二十四日，哥哥刷腻子粉时因为咳血晕倒在工地，小包工头叫救护车拉去的医院，一查，医生竟然叫家属直接准备后事……
特殊时期丧事从简，开席不许超过五桌。按农村“满三早”出殡的习俗，哥哥初七就应该上山。
初六下午我去发小家，揪得人窒息的长哭不忍听闻，厚厚的棉布口罩下发小的一双眼睛已经肿得发亮了。
我们站着哽咽着说话的间隙，两个小孩因为争抢一台手机过来反复拉扯发小的白孝衣，“还在玩手机！”发小突然歇斯底里了，伴随根本不像人的嘴里发出的尖利嘶吼，手机被重重摔在中堂门口，屏幕在粉碎的前一刻还在闪烁格斗游戏的刀光剑影。
两个男伢，一个九岁，一个不到四岁，他们年近八十的老爷爷常年要照顾因糖尿病烂掉了一只脚的老奶奶；他们的妈妈不堪重负前年就跟网友跑了；他们的爸爸此刻就躺在中堂的棺材里，而他们还在抢手机玩游戏……
这个躺在棺材里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村中年男人，十八岁就出门打工，三十五岁才终于找到愿意跟他结婚的女人，十年来加班加点没日没夜拼命地刷墙，因为舍不得一天两三百的工钱，病了都不敢乱请一天假，谁知道他四十五岁平生第一次晕倒住院就被告知准备后事了。
老家小村现存二十一户六十几口人，平时留守的不足一半，三十岁上下的光棍多达九个！
从我家楼上远眺，朦朦胧胧的山坳那边，一个刚刚脱单半年的三十七岁老小伙子带着他怀孕不久的贵州老婆在山上养鸡创业。五千多只鸡，刚开栏卖的时候疫情来了，现在贱卖到十元一斤十只起送……
对门山弯的老叔，年前被钉子钉伤了眼睛，疼得受不了才到市里医院检查，一问要住院花上万的费用做手术，赶紧逃回家了。老叔逢人就说：“反正七十岁的人了，瞎了一只眼还有一只看得见！”现在，他那只受伤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因为这场惊心动魄的新冠疫情，从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四日，整整四十天，我们四姐弟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就被封控在老家小山村。
初中毕业走出大山后，二十多年里我从未如此长时间在老家停留且深入触摸这片故土，也似乎第一次真正审视并怜悯她无边的苦难。
61.平庸之恶
静态居家时间多了，我们夫妻关系也亲密多了。我真正做到不再试图改变对方专注做自己的事后，小元反而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积极学习，努力改变，随即整个家庭的动力系统也正常了。
客观地看，我们二十年的婚姻其他社会功能一向很好，两个人也都算是有反思及和解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之间不是不相爱而是不会爱，或者说，我们只是各自带着原生家庭的创伤与缺陷。所以，经过离婚风波的洗礼，婚姻关系反而步入一个更和谐舒服的境界了。
二零二零年三月四日，解封回城。弟弟也在鹤城找了份事做，我们都为他回归正轨由衷高兴，商定下半年帮忙接侄儿来城里读书。
疫情下的城市却无法回归正轨。
分批复学刚开始实行，稍有风吹草动又“静态”了。静态管控期间，各个小区门口都有专人把守，要求居民不聚集、不流动、不出门。我所居住的市委大院环境极佳，庞大的家属区之前一直不用交物业费，但后门四栋新电梯楼五百余户中，我们约占一半的商住户需要交物业费。大院近两年开始引进物业公司管理，可我们电梯楼因为业主自治等各种原因没有同意大院的新物业统一接管，于是本属于大院一部分的我们因为分属两家物业公司相当于人为隔成了两个小区。平常时候，大院进出自由，大家都没有感觉，疫情防控管理一来，大院就将我们后门这一角拿铁皮隔绝在外，相当于封了我们的消防通道。
随着各小区解封，我们前门的铁皮一直不见拆除，大家在业主群议论纷纷并委托物业交涉了几次也没有结果。终于在一天晚上，业主们一声吆喝稀里哗啦剪断铁丝拆了铁皮围档。
我们这四栋电梯楼本属于报社、计生局、审计局等单位安置区。谁知道机关大院领导眼皮底下的安置工程，明晃晃超容违建，导致安置户八年抗战下来，还拿不到房产证。二零一八年因为安置遗留问题，小区物业罢工，电梯故障不修，停水停电，垃圾满池。业主联名上访，我也连写了两篇文章维权，反响强烈，结果警察叔叔找我学校去了，不过话说得很客气，我也就顺势顶着没去喝茶。
四月七日，学校发了一则紧急通知，大意是：刚接到财政局工发中心及局领导的紧急通知，根据xx号文件要求，全市干部职工根据相应职级扣除一千元到两千元的工资促进消费，单位必须在明天上午十点前将工资信息修改并送审云云。
先别说全国其他省市都是政府实实在在投入给广大市民发了抗疫消费券带动消费，也别说所有人合法劳动所得的工资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任何机构和其他个人无权支配的基本法治常识。我最看不过眼的就是扣了我们工资转化成消费券还要求必须定点定时消费也就罢了，公权对私权如此明显侵犯好歹也客气一下，比如哭哭穷谈下为抗疫奉献，我就认了。可这么一则霸王通知不仅不可思议地出台了还附有数点“重点强调”，好几个赤裸裸的威胁非如此“后果未知”。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就写了一篇反“扣工资促销费”的檄文。文章几经修改公号还是发不出来，最后只好发了朋友圈和几个外地朋友的社群，机缘巧合下被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引爆了舆论，最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权威媒体都评论定性了，全市公职人员扣掉的工资就紧急退还给我们了。
本市年初还因为抗疫成绩显著被全国表扬，结果爆出这个扣工资促销费后，据说时任市委书记彭国甫同志气坏了，市宣传部长几次被骂得狗血淋头，我等刁民被扣上“抹黑破坏防疫”的罪名，有内部人士几次提醒我注意安全。我无意捅了个马蜂窝，生怕连累单位，好在韩校长为人正直谦和，从没找过我麻烦。
其后不久，我们电梯楼业委会主任因小区诸多遗留问题找我帮忙给彭书记写个申请报告。报告完成后发送文档的时侯，无论如何都发不成功，文档换到小元的微信就行，再换别人的也行，我才后知后觉疑心被老大哥盯着了。随后我给茅卫东老师、“二大爷”等几个相当信任的自媒体朋友和两个记者朋友都留了身份证信息，以防万一。
这期间，武汉那位作家的日记在网上炸了锅，人群的撕裂肉眼可见。我的小公号发文明显感觉越发困难了，一篇自感平平常常的口水文章也常会被审核二三十分钟，审核时间最长的一篇文章足足转了近五个小时，比我生个孩子还慢。
荒诞随处可见。
有天我们带娃去郊外某水库透透气，明明全市已经解封，但进水库必须借道的小村仍在设岗拦路。我们一再解释一家人进村绝不下车就借道村口几百米去水库，两个手臂套着红袖章的大爷，雄赳赳站在杠子前，死活不放行。我们掉头后离开他们村口一两百米距离了，瓜瓜看见山上羊群好奇，我们下车陪他看羊，两个大爷追过来，见我们一家三口都不带口罩，简直就像见了瘟神本尊，满脸嫌恶地催促我们赶紧离开。我突然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那个“如果杀死一个小女孩可以让整个世界得救” 的经典之问，我想，可怕的答案就在大爷的眼神里。
天气很热了，学生也必须成天戴口罩。
前一天我们还在办公室吐槽，既然接触可以传染，学生光带口罩何用，学校应该给学生按人头一人装一个水龙头防传染。第二天浙江温州十六岁男生，带口罩跑一千五百米晕倒抢救无效死亡的新闻就上热搜了。
四月二十四日，河南周口又发生初三学生体育课戴口罩跑步猝死的悲剧。四月三十日，我们省会长沙也出现初三学生戴N95口罩在参加一千米体育考试时突然猝死。短短半个月内，三名活蹦乱跳的孩子倒在了学校操场上。此后，各地终于陆续规定学生上体育课不用戴口罩了。
八月底，二零一四届我带过两年的陈同学妈妈终于联系上了，一问，得知陈同学超常发挥考上了一个一本大学，于是赶紧发了个“888元”红包。陈同学就是曾经总是“腌导学案”，满抽屉垃圾的那位小男生。我做了一年半班主任，期间有好几个家长提出请科任老师吃饭，我没有答应；有三四个家长分别送过茶叶、茶油、腊肉等土特产，他们将东西直接放到门卫室也不好退回，后面只好找机会给他们孩子送套名著，力求等价还掉人情。
当时收到最大的一份礼就是初二期末陈同学妈妈送的这张一千元的购物卡，一再推脱不了，但因为陈同学初三转学去了县一中苗子班，我便没机会再还掉这个人情，后来干脆想等孩子高中毕业直接当做大学贺礼还给孩子更合适。
九月开学后，学校又安排我接了两个初三毕业班。
开学不久后一天中午，极其闷热，十二点四十午休铃响后轮到我去值守午休，我出办公室的瞬间差点被隔壁教室初一一个小男生绊倒，就见这个孩子一边跑一边狼吞虎咽。我走到二楼转角处，发现这个男生跑到外面水池边还忍不住使劲扒一大口饭，快速洗了碗又往回跑，我知道这是很多学校来不及吃饱饭的很多孩子中的一个，心里忍不住诅咒这变态的教育大环境。
待我走到三楼自己班上，很多同学的脸被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光露出一双双无神的眼睛。那一刻，我仿佛穿越梦回二零零八年那个冰冻天的早读——十二年过去，涛声依旧，我为自己作为其中无耻的一颗螺丝钉深感罪恶。
辞职的念头再次冒出，再也挥之不去了。
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说：“放弃独立思考就是恶”，深以为然。
半年来，“没办法”已经成了人们使用的最高频词汇，可是举目四望，没有任何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奈，不过是个人放弃个人独立思考及判断盲从威权的无耻。
我的曾祖父碰到邻居偷他的菜，担心小偷尴尬，自己竟然躲起来。前不久，瓜瓜的平衡车被人顺走，我也跟曾祖父一样处理了。活到四十岁，我从未为难过门卫师傅岗亭保安之类身处底层的普通人，也一直心存能帮人时帮一把的善念，我对任何普通个体生命始终抱有深切的理解，但是疫情以来，我开始重新审视无处不在的平庸之恶。
谁都在抱怨体制，但又没有几个人愿意主动离开它。一边囔囔着“没办法”，一边心安理得甚至变本加厉地制造着平庸之恶，即便发生火灾人命关天也照旧麻木执行命令紧锁逃生门，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2024-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