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颢｜人人都有失散的朋友

我是七月三十一日凌晨决定回家的。

那天我比往常醒得早，起床拉开厚厚的窗帘，如预期的那样，天还没有亮。大约五点左右，比往常早醒了半个小时，总觉得有一个什么事正在打扰我，我必须要有一个反应。

我看了看窗外，倘若明月之夜，从此处高坡可以看见一半的抚仙湖，它会在月亮的照射下波光粼粼。但此时没有一丝月光，湖面连着周边的群山，一片漆黑。

想起原本今天要从抚仙湖去昆明南站，坐火车回大理，但我寻思着，或许我应该改变行程，回一趟广州。于是上网看了一下火车票，订了一张下午三点的车票，晚上十点就能到达广州。

我要去陪伴花，在她身边呆一段时间。就在刚才醒来前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她的伤心，其实我应该早一天就回去的。

就在前天，七月二十九日早晨，当时我还在旅途中的另一个地方，忽然接到花的电话。她很少这个时间段给我电话，她熟悉我的习惯，这个时候我通常把手机放在一个不是伸手就能接触到的地方，一般直到十点钟，我才会当天第一次拿起手机。但是，昨天我恰巧经过手机边，接到了。

她说她很难过。因为在午夜的时候，接到一个短信，而这个短信居然是一条简短的告别信，来自她中学时期最好的一个女同学。花把微信记录转给我看，上面写着：

“花花，我可能时间不多了。

感谢你出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中学毕业后，花和这位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也失去了联系。

去年，这位同学辗转几个关系联络到了花，转达了一条信息。信息里说，她回忆起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最美好的事物，就想起了花，想见一面。

去年当时，花与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还觉得有些奇怪。但一想，人到中年，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顺带着追忆似水年华，从中甄别出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想起一些故人旧事，也不奇怪，就是中年危机的一个症状吧。

我们当时还说，被怀念的人更应该珍惜怀念的人，为曾经有过这样美好的自己。

但是花还是不放心，尽管失散了这么多年，她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联络到一些中学时期的朋友，了解情况。花的中学时期是在父母的老家度过的，她并未出生在那儿，中途转学过去，读完中学就离开了。

朋友们说，那位同学身体出了状况，但具体情况如何，那位同学和家人都没有对外说过。

果然，听到这个，花终于有点慌张了。第二天就坐火车去了武汉，因为听说那位同学正在武汉进行阶段性化疗。

花在武汉的医院里陪了那位同学一段时间，直到那段化疗期结束，回家的时候十分憔悴，我感觉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但另一方面，又因为同学在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她，而觉得幸运。

花说，她俩在医院回忆起了很多事情。中学时代叛逆的她，有着一段并非虚度的时光，其实也让我觉得好奇，似乎那时光里埋着许多我并不了解的宝藏。那么，花中学时代的密友，一定有着让我羡慕的见证与记忆。

之后，她俩有了经常性的联系，花也去了几次武汉，在医院陪伴。虽然知道她的病症已属于晚期，时日不多，但等到真的在午夜收到一条告别短信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两人是如何的绝望，无论是发信的人还是收信的人。

我并不了解花的那位同学，但我能想象花的反应，可惜当时我不在她身边。

收到短信后，花开始拨这位同学的电话，但始终没有人接。

又试着回了几条短信。“可以说两句话吗，亲爱的。”“亲爱的，你在哪里，身边有人陪着你吗？”

但都如泥牛入海。

花非常着急，但也无计可施，有种不祥的预感。她想了想去，充满了焦虑，然后坐下来写了一段话发过去，是一首短诗。不知是安慰，还是告别，也许两者都有吧。

“

致终将远行的我们

你手心的温度

在我的手心

亲爱的

不要害怕，也

不要忧伤

我们终将去往

远方的旷野

阳光此时

正在等候

云朵也不会离开

它们洒下

爱的雨露

世间静谧

如我们刚刚来到

相遇的瞬间

握紧彼此的手

心贴心

一起

度过所有的寒冬

亲爱的，我们终将远行

无论此时启程的是你还是我

亲爱的，我们从未到达

也永不会结束

爱你，抱抱你

”

可以想象，当花写下这些的时候，一定已是泪流满面。

现在很难估计，午夜一点左右，这位同学是否看到了花发给她的这首诗。因为到凌晨的时候，花才联系到她的家人，得知她在午夜两点去世了。

花很难受，非常伤心，在给我的电话中哭了起来。

我想，也许这位同学看到了，也感受到了花的安慰与告别。也许，在这位同学发出告别短信后，马上就放弃了手机，那种伤心欲绝很难让她再坚持等下去。但无论是否看到，对于少女时代就心心相印的两人来说，这种感受是永恒的。

不管怎样，她安心离开了，带着对人世的美好记忆，虽然那记忆在外人眼里那样微小，却给了她足够的穿越黑暗的勇气。

花在电话中哭泣的时候已是早晨，七月二十九日，我正在云南弥勒，住在高原酒庄偏僻的客栈里，客栈面对着万亩的葡萄山谷。窗外刚下完整晚的雨，爬满了整个院子的葡萄藤，叶子还闪着雨水的光芒，天空似晴非晴，似阴非阴。

这个酒庄由一位前辈兼朋友拥有，我已经在这儿借住了将近一周，每天早出晚归，在葡萄山谷里徒步转悠，困了就在葡萄架下的草皮上睡一觉，有了灵感就靠坐在树上写一会儿字，快乐无比。

前一天晚上，大理的朋友斌哥，以及另外一男一女两位好朋友也一起过来了，我们约好了今天上午去做一次徒步穿越。我已经对这葡萄山谷很熟悉了，所以由我带路，他们三个应该都吃好了早餐，正等着我呢。

挂上花的电话，虽然心里有点异样的感受，那悲伤有着一种雨水般的质感，但我还是强行忍住了，稍稍定了一下神，带着朋友们向山谷出发了。

说起斌哥，我得特别留意。

就在一周前，我离开大理的那个早晨，在位于下波淜村洱海边的一个酒店里，我刚下楼坐进茶室准备泡茶，先是小杰急急跑过来，偷偷跟我说，斌哥与彭姐准备分手了。我还有点惊诧，做神雕侠侣难道不好吗。这时斌哥突然也跑过来跟我说，他很快就要离开大理了。

这个洱海边的小酒店，是我的朋友和他的几个清华校友一起投资的，为的是朋友们聚会有个落脚点。这些朋友平时在大城市里有自己的生意，只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会像候鸟一样迁徙来到大理避暑。

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们就已认识，当时我在隔壁的北大上学，记得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地上，后来来往很多。所以，每次到大理，只要不是旺季，我就会闲住在这个酒店，假装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隐居。

时间一长，发现这酒店挺像是一家龙门客栈，来往的客人中卧虎藏龙。在这里，我还重新见到了许多在大学时代认识的朋友，这些朋友长久地失散，但依然一见如故，证明“友谊地久天长”不只是说说的，而是一个公理。友情超越了其它所有的情感，因平等而自由，因自由而永恒。

一位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的清华朋友，校园诗人，如今是位提早退休的上校，专注于影像写作。他有备而来，拿出了一本三十年前的通讯录，那上面还有我自己写上的通讯地址，以此证明，我眼前看到的半白头发之人，就是当年的那位翩翩少年。这个场景，回忆起来，总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一本小说名字：《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时不时一身豹纹装出现的彭姐，当时是这个酒店的日常主理人，斌哥与她生活在一起，自然也住在这个酒店。

据说，斌哥是彭姐早先从别人手里横刀夺爱抢来的。他是天津人，大高个，留着武士般的披肩长发，满脸沧桑，眼神深邃，平时喜欢黑衣黑裤，举手投足气势逼人。但斌哥平时寡言少语，与他外表形成强烈反差，倒是挺像一个真正的隐士。

我们对斌哥的过去了解甚少，彭姐也讳莫如深。只是有一次，一位临时住在附近村里的、喝得微醺的北大校友，听说我在这儿，走来碰头，居然就认出了斌哥。原来他俩年少时是住在一个大院的，听他酒言酒语，我们才知道斌哥家里是有矿的，等着他去接班，但他坚决不从。

但斌哥是个有趣的人。第一，他喜欢读书，整日手不释卷。以前在深圳开过书店，个人藏书也多，所以他在酒店里存放了大量的书，排满了茶室的一墙柜子，放不下的，就直接堆在落地窗的窗台上。

所以，第一次受邀入住这个酒店时，我马上被这一屋子书给迷住了。大部分是思想学术类图书，有些年代久远，早已绝版，从选书的角度来看，这些书的主人应该有一种因长久的修炼而形成的自律气质，让人想起穿行于市井间的刺客。

第二，斌哥不用手机，如果我们找他，一般就只能打彭姐的手机。我想，以他的自律，不用手机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想让别人找到他。这种想法我也曾经有过，但最终放弃。

因为没有手机，所以他没法用电子支付。有时我们一同出门，他就会在口袋里揣上厚厚一叠现金，而且还喜欢抢着埋单。每次他把现金掏出来，用轻描淡写的神情随意划出几张大钞时，都在不经意间散发出一种如今已稀有的纨绔子弟的感觉。

第三，斌哥烧得一手好菜，但他不常出手。经常的情况是，当我坐在茶室，边喝茶边看书，偶尔透过落地玻璃窗看看洱海的海浪，而他坐在茶室对面屋檐下，边抽烟边看书，我们两人很少说话，偶尔眼神交流一下。往往临近半夜时，他会放下书，站起来走到我身边，问：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欣然点头，他转身去往厨房。不一会儿，他会端出两三样菜，菜品极好，我们喝一点酒，还是不怎么说话，边看着午夜的海，以及或多或少的月光，边吃菜，偶尔聊几句书上看到的东西。哦，斌哥做的烧茄子天下第一。

尽管是七月的早晨，一夜雨后的葡萄山谷非常凉爽。我和一位女生干脆都脱了鞋子，直接穿行在一望无际的葡萄田里，泥土柔软舒适，土地给予赤裸的双脚一种疗愈的力量。

田野里，规划整齐的架子上，葡萄藤叶沾满了露水，也可能是昨夜的雨水，当我们经过，就慷慨地与我们分享。有时我们会摘一些上一季残留的葡萄吃，这些酿酒用的葡萄已经干瘪，仍然保留着丰满的甜涩味。

山谷的周边是坡地，中心地带有一个湖，湖中开满了荷花。我们赏了一会儿荷花，听了一会儿野雀的鸣叫，继续往前，进入一片开满野花的树林，看到远处山坡上有一座红色屋顶的房子，样子像一座教堂。

事实上，那确实就是一座教堂。无论从酒庄还是从客栈望出去，越过一整片葡萄园，都可以看见这个红色屋顶。是酒庄的主人，我的朋友，以一颗虔诚之心，费了很大功夫，修建了这座教堂。

前几天在山谷闲逛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它，但总觉得没有特别的兴致要去参观。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周边的自然，觉得并不需要一座教堂来点缀这美好的山谷，甚至那到处盛开的牵牛花，都比它有吸引力。

但现在，我有点不同的感受了，因为又想起了花的那位同学，在丑时两点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的、命运不济的女人。她是那么普通寻常，感觉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我光着脚，带着三位朋友走进了教堂。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门口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十字，进门后两边是一排排的长椅子，最里面有一个小平台，但上面什么也没有，除了墙面上的十字架。

虽然它已经完工了好几年，但朴素得仍像是一个刚刚完成的教堂。当时也没有别人，教堂的气息比较淡，更像是一个让人安静下来的空间。但或许正是这种淡淡的感觉，不产生任何精神上的压力与负担，反倒吸引了我。

我选了一条长椅，坐下来，双手合十，指尖顶着低下的脑门。脑子里想默念点什么，献给花的那位同学。但似乎并不能背得出圣经里完整的段落，除了耳熟能详的这段：

“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

做完祷告睁开眼，发现三位朋友已经攀上了作为教堂后翼的塔楼，我也跟随而上。

在坡地上，塔楼顶并不比周边树梢高出许多，但除了可以俯瞰近处的葡萄田，还可以遥望对面。但目光并不能翻过对面坡顶，在坡顶线上，弥漫着漫画中常见的白色云层，云层之下，有一些鸟类在集结，让人不由产生了好奇之心。

我们在塔楼上流连了一会儿，然后下楼。这时，发现斌哥不见了，去教堂门口又看了一下，里面也空无一人。但我没有在意，本来他喜欢独来独往，我只是担心，一个没有手机的人，会不会在葡萄田里迷了路。

从门口转身离开时，发现院子里有一块汉白玉的石碑。碑面上刻着酒庄庄主、我那位朋友精心撰写的铭文，记录了他建造这座“法邑基督圣恩堂”的起心动念。最后一段：

“

吾非受洗 诚挚盈怀

人文精神 基督永光

人生领悟 双亲念想

建堂祈祷 天下安康

”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却充满了基督徒的情怀。这世上就是有一类这样的人，由己及人，不辞劳苦，创建着意义，让我们感受到不束缚在信仰系统内的、闪耀人性微光的温暖。

然后，不由自主地，我们三人就顺着葡萄田，往对面坡顶走去。上到坡顶，才望见不远处有一大片湖泊，刚在教堂塔顶上遥望到的鸟群，就是在那片水面之上来回绕飞。

斌哥是不是也被吸引，来到了这里呢。我想。

这时下起了细雨。我们沿着湖边往里走，里面更像一个景区，到处都是被人精心修饰过的痕迹，还耸立着一幢古怪得带点邪性的城堡式建筑，也是红色的屋顶，但有点朋克的风格。

这种人为的野性，与隔壁葡萄山谷的自然野性完全不是一种风格，当然，与教堂更不一样。

那是野生艺术家罗旭的建筑作品，围绕着它的，还有一些其它小型雕塑。罗旭的风格，有一位朋友称之为“行走的荷尔蒙”，充斥着性张力，以及老顽童式的古怪。

没想到会在这荒山野岭般的地方遇见他的作品。事实上，以他的风格为主导，沿着湖边一直延伸，正在扩展修建一个特色小镇，到处都是工地。

我不得不重新穿上了鞋子，我们在雨中的废墟般的工地里游荡，像在穿越一个个戏剧场景。走到湖角的转弯处，是一条小河的入水口，居然发现了一个已经完工的圆形露天剧场，看上去有点荒谬，但仍令我们喜出望外。

我们在那儿玩了很久，在时大时小的雨中轮流扮演公牛与斗牛士。

我期待着斌哥或许也会路过，但一直没有其他人影。

雨慢慢小了，等我们回到酒庄客栈，雨已经停了，也已经是午后了。我们洗完澡，在葡萄架下一边喝茶，一边品尝着一款白兰地。这款白兰地很好喝，是庄主朋友的私酿，出品量非常有限，又放了很多年，用一个简易白瓶子装着，没有标签，也不对外出售。这几天，我已经在这儿喝了好几瓶了，之前有别的爱喝酒的朋友来找我玩，都说难得的好喝。

等到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才见到斌哥的影子。问他去哪儿了，他也说不清楚，神秘兮兮的，说是一直在葡萄山谷里随机行走，走了一天。问他有没有去到隔壁湖区，他说也去了，但没看到我们。好吧。

隐隐约约地，我感觉他在随机的游荡中做一个决定。

第二天，庄主朋友的车把我们送去了抚仙湖。在那儿，另一位朋友邀请了我们，他在湖区的太阳山上有一幢别墅。

他还投资了一个帆船俱乐部，所以，我们还去玩了半天的帆船。只是当天没有一丝风，湖面平静如镜，倒映着的密集的白云也一动不动，我们干脆放弃了扯动风帆，让帆船停在湖中央，感觉是停在云层之间，由得它自己顺着水势慢慢飘移。而我们，都躺在狭小的甲板上，完全放空了自己，睡着了。

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朋友们起得很晚，早午餐时，我告诉他们我改了车票回广州，不能随他们去大理了。朋友们听了我说的故事，也觉得应该。

午后，我们还是一起去了昆明南站，因为我回广州的车次与他们回大理的车次时间相差无几。

就在进火车站的时候，斌哥忽然说：

“你们先进去，我还没买票，我要想想去哪儿。”

就这样，如往常一样，他微笑着和每个人拥抱了一下，然后走下了楼梯，售票处在下一层。

我还记得，他当时拎着黑色帆布袋，里面可能是几件衣服、一捆现金，以及几本旧书，其中一本是他在路上读的希罗多德。他上身白色防风衣，下身黑色运动裤，脚上一双白色帆布鞋。依旧浪子般沧桑的脸，孩童般羞涩的笑容，甩了甩长头发，离我们而去。

后来，他就下落不明了。

我依然一次又一次地路过大理，还是住在海边的酒店，那是洱海边看圆月升起的最好的位置，如果你不经意看过一次，也许你会哭泣。

每次我都会问彭姐，“斌哥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啊，上次他去找你玩，之后再也没回来。他的东西还在这儿呢？”她说得心平气和。

也是，在茶室，他留下的几百本书也都还在。我如往常一样，有空就一本一本地读着，偶尔抬头看看海浪。只是午夜的时候，没有人会走上来，说：

“要不要吃点东西？”

那时疫情已经开始了，几乎没有游客来大理，海边基本没有人。那时我们还会在月升之夜坐在无人的海边喝酒，在旭日之晨独占着栈道把自己晒暖。

实在太少人了，我就会邀请朋友们过来。朋友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批又一批，像永不凋谢的潮汐。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疫情过去，海边的人慢慢多起来了，但一直没有斌哥的身影。

我也陆续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有一位年轻人继承了屋檐下斌哥常坐的位置，午夜时分，他也会走上来，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东西？”他迷上了制作鸡尾酒。

有一次，一位摄影师朋友说，他在昆明的某个咖啡馆里见到过斌哥，当时他参加一个活动，正在与人聊天，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转身一看，居然就是斌哥。等他与人聊完，再去找斌哥时，已经不见人影了。

我如获至宝，过了几天，在昆明中转的时候，多留了一天，我去到朋友提到过的咖啡馆，甚至把周边所有的咖啡馆都转了一下，打开手机上的斌哥照片，一个一个地问咖啡馆的工作人员：

“你见过这个人吗？”

他们都瞪大了眼，快速看了一眼照片，却认真又惊讶地盯着我看得更久，那神情，仿佛我是一个赏金猎人，然后摇头。

其中有一个咖啡师说他有点印象，然后说了一个名字，但那并不是斌哥的名字，更增添了我的疑惑。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从西藏回来的路上停留大理，发现彭姐也离开了大理。不过，她的故事可以另开一篇，因为后来，我在另一个城市遇见了她。

我仍然住在海边的那个酒店，看着斌哥留下来的书，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就能读完茶室里所有的书了。

但是，现实未遂人愿。就在不久前，在一次聚会后，这个酒店的主人，我的清华朋友，宣布了一件事，他已把酒店转让给别人了。

我并不意外地感到了意外。虽然有点意外，但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解脱。这下，我可以告别这个海边的酒店了。甚至，我终于可以告别对大理的隐性依赖，尤其是疫情那几年，我几乎把那儿当成了最佳避难所。

在云游的路上，本不该停留在一个固定之处，并对某些场景产生执念，形成了封闭的场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只有逃离了舒适区，才能获得真实的自由感。

我再也不用想着如何读完那墙书了，仿佛我是那些书的奴隶。再也不用把自己置入于某个想象的场景中了，仿佛我是那些人际关系的奴隶。

再也不用一见苍山就想爬上去，仿佛我是那山的奴隶。再也不用一见月光便要抬头，仿佛我是那月亮的奴隶。

我写下这么几段非深非浅的故事，并非为了召唤某个具体的朋友，仿佛我们都是友谊的奴隶。也并不意味着必须强行扭转我们各自在命运中漂流的位置，再次聚合。一切随遇而安，我相信朋友即自由。

我的妻子花，也并不希望我太多地记录她的日常生活痕迹，但是我对她说：

“我想记录的不是具体的你，而是抽象的你。在那个故事里，我更想记录的是，你的那位中学好友，她模糊得如此真实，太像一个普通人的轮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