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寄赠我一本《钱锺书散文》，这是汇编最全的钱锺书先生的散文集。钱先生的散文，连同他的小说《围城》，我在年轻时就爱读的，但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几本学术著作，如《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不过这本散文集中收了好几封致友人的书信，却引起了我难以忘却的回忆。我自80年代起就因工作缘故与钱先生常有交往，他先在中华书局出版《管锥编》，后又修订重印《谈艺录》。《管锥编》第五册出版时，由于我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工作做得不协调，连钱先生自购的二十本书，出版后三个月，才送去十本，其余十本，虽钱先生屡催，一直未有着落。不得已，他就写信给我，告知此事，却出之以极其幽默的语气：“亲故索书如追逋，作者避债未筑台。旷日持久，推诿词穷。足亦必当遭此窘境，当能深体下情。”我接到此信，大吃一惊，马上请有关部门迅速妥善办理，当时内心的歉疚之情至今难忘。我对钱先生是心仪已久的，但过去长时期总是不敢去拜访他，更不敢贸然写信。直到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唐代诗人丛考》于1980年1月出版后，才偕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沈玉成同窗学友到钱先生家去，把这本书奉送给他。钱先生过后则又特地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前蒙偕玉成兄枉过，神交二十余年，终获快晤，亦老来一幸事也。顷奉赐《唐代诗人丛考》，急稍披寻，其精审密察，功力更胜于《江西诗派》之仅以渊博出人头地者。君于兹事，殆冠时独步矣。”信中说“神交二十余年”，则应当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但仍编有《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这当给钱先生的印象很深，信中所说的《江西诗派》，即指此而言。由此也可见钱先生对晚辈的提携与扶掖。钱先生对我年轻时埋头读书、跑图书馆，得以编出这七十余万字的资料书，是很赞赏的。有一次在他家里，他就说：你的这本《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我是放在身边书架上的；我的《谈艺录》，说的都是古人，提到现代人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吕思勉，一个就是你的这本书。当时我听了脸忽然红了起来，以为钱先生是故意开玩笑。后来我的一本《李德裕年谱》于1984年10月在齐鲁书社出版，因书名由钱先生题写，故出书后我立刻给钱先生送去。钱先生当然还是称赞我，说“足下著作，严密缜栗，搜幽洞隐，有口皆碑，年力方强，撰述必且又新日富也”。同时又提到他曾在口头上说过的话：“拙著428页借大著增重，又416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亦见予之寡陋矣。”此处的“拙著”即《谈艺录》，书中的第428页确实引了我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接此信，读此数语，我总有一种愧疚之情。每当我有新出版的书送钱先生，他总是极口赞誉，我心里明白这是前辈勉励督促之意。但钱先生对学术是执着认真，绝不敷衍了事的。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计划编纂《全宋诗》，我曾参与其事。当时大家讨论，认为此书主编非钱先生莫属。于是由我与古文献所所长孙钦善同志到钱先生家去，力请他主持这一大工程。钱先生说得很委婉，但很坚定，说他只能自己写书，绝不出门当主编，更不能挂虚名。当时我们自然很失望，但我心里是真正佩服钱先生这一严谨学风和高洁人品的。后来《全宋诗》前五册出来，我收到钱先生一封信，可以说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当时钱先生身体已不大好，每天服中药，他说因此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说“老病废学”。但他还是仔细翻阅了第一、第二册，举了好几个不该有的错失。这里不妨摘引其中一小段：如唐宋人名句，全集可征，而误读笔记，过信类书，别嫁主名（如卷三范质“大署去酷吏”一联乃杜牧《早秋》五律中联是也）；而搜检之诗句，出处未得其朔（如卷三杨朴《村居感兴》引《后村题跋》，然后村明言“放翁跋”，盖本之《渭南文集》卷二九《跋杨处士村居感兴》，又《老学庵笔记》卷十有异文，是也）；补入断句实已见作者全诗中（如卷四六田锡“秋色……”本《浩然斋杂谈》，实已见卷四二田氏《桐江咏》，只一字异，是也）；补入一人之断句实已见另一人集中全诗（如卷一○一补丁谓“子美集开诗世界”据《海录碎事》，实已见卷六五王禹偁《日长简仲咸》，乃传诵之王氏名句，是也）。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写录钱先生的这段文字，是为了让读者具体地感受这位大学者对编书做学问的一丝不苟、从严求实，更可以见出钱先生的博识专精：他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并不是专门翻书得来的，而完全凭他的记忆，这在当代学者中可说是凤毛麟角了。而在信的最后，他仍以其特有的雅兴写道：“自恨昏眼戒读书，寒舍又无书可检，故未能始终厥役，为兄作校对员耳。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一次，我因读《管锥编》，发现一些引文上的问题，就不自量力地写信给钱先生，却引来钱先生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说：奉惠函，甚感读书不苟。适以中寒，后患齿疾，遂稽作报，歉仄歉仄！比因就医凿齿易牙，杜门谢事，重寻拙著一、二册，误字漏字固置之，援据疏讹，赏析浅率，已见数十事，愧汗无已。即就《太平广记》卷论之，如660页误以《瀛奎律髓》卷四七作《朱子语类》卷一四○；744页《唐语林》补遗作“王缙”，虽或作臆改，而刘克庄尚可以自解。此类尚望精博如先生者随时指正，万一重版，得以纠正，不敢掠美也。
读者可以看出，钱先生对他人所编的《全宋诗》之误从实指出，而对于他自己的著作更苛刻要求。这种风度真能使人廉立。但钱先生一直是幽默处世的。就在这同一封信中，就我提到的一处有关唐人常建诗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不懂当时的人情世故，于是风趣地说：“先生为人笃实，为学朴至，故不知世之诗人文人虚诞诬妄，先天生性，后天结习，自古已然，至今未改。”于是随手举了两例，一是有位鲁迅研究专家，“未尝得见鲁迅一面，仅通函敬慕而已，今则著文自记曾登鲁门拜访，同去者某某（其人流亡台湾，十年前逝世）”。另一例为：“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后又云：“上月三联书店遣范用同志相访，要弟写《回忆录》，弟敬谢不敏；正因弟虽粗解把笔，而无诗人文人自欺欺人之本领，不宜写自传。一笑。”有一次钱先生写了他的旧作两诗寄我，还特地附了一封信，说香港一些报纸刊登他的诗，“事先既不征询，事后亦不送阅，大有李铁牛背人吃肉之风”。又提及一些人拿了他的诗，自以为与著者相识，仿作如诗，投寄报刊，因云：“弟向谓自传不可信，回忆录亦不可信，今切身经受，愈觉吾言非要，身外是非谁管得，隔洋听唱钱锺书耳。”读者可以看出，我所介绍的钱先生的这几封信，真可谓堪与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比美，又能与《世说新语》、《东坡志林》同调，实乃当世之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