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我们渴望的是有序的无序。我们在无序中追求有序，有序中追求无序。自主论认为，我们寻找的是安全的自由，确定的不确定，在安全基础上追求自由，在确定中追求不确定。
弥补激进策略的不足，让自由有安全的底线，需要引入保守策略的长处。同时，改进保守策略的短板，让安全有自由的可能，必须引入激进策略的优势。最后，殊途同归，无论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路的尽头都是保守与激进的有机结合，即追求两者均衡的第三条道路。
显然，应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均衡策略是更佳选择。它包括两个子策略，分别是大小结合的杠铃策略和以小搏大的杠杆策略。
4.3.1 大小结合的杠铃策略
如何达成安全与自由、保守与激进的对立统一，塔勒布在书中反复讨论相似的问题，并明确提出杠铃策略作为建议：组合面上的极端保守（消除爆仓点）和点上的极端冒险（寻找爆发点），在留有冗余、确保始终有多次机会的基础上，随机漫步，尝试捕捉正面黑天鹅。
有效的杠铃策略会带来近似生命体的反脆弱性（Antifragility） ——受到冲击后不会毁灭，反而获得更大成长——也就是尼采说的“杀不死我的让我更强大”。这种大局保守、安全优先和局部激进、自由至上的组合策略，主要特点就是大小结合、组合两端。
杠铃策略有较强的适应性。古往今来，许多知名人士靠它逆袭成功，从凡人晋升为精英、英雄甚至泰坦。常见组合是找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维系可靠的安全，同时用业余时间持续创作，争取意外的成功，追求可能的自由。这种组合的优势明显，尝试失败，无伤根本，万一成功，咸鱼翻身。最典型案例是早年上班审专利下班写论文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老师和上班数钱下班码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Thomas Eliot）老师 。
如果你的出身一般，但想复刻前人成功，可以考虑走“草鞋党路线”——先找一份能赚钱的职业，再搭一个可能留下作品的兴趣——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持续投入，厚积薄发，最差结果是平凡一生、平安一生，最好结果是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印度伟大的数学家拉马努金（Srīṉivāsa Rāmāṉujan Aiyaṅkār）曾在小公司当低级办事员，然后用闲暇时间把西方200年的数学理论独立推导出来，后来通过给同时代的大数学家哈代（Godfrey Hardy）写信，终于把自己弄到了剑桥大学，从此名扬天下。著名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也走过低级办事员的路子，也算成功。我父亲青壮年的时候，去单位是一个笔吏，回到家是一个作家，到老了退休的时候，他出了多本小说，还拿了大奖。不少他那个年代的体制内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类似的道路。
另外，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还可以学习卢梭的经验，通过爱情和婚姻关系找到稳定的经济来源。卢梭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作为半个草鞋党，他16岁跟了28岁的华伦夫人，才有时间阅读大量书籍，自学成才，最终成名。这是典型的以时间资源和身体资源交换文化资源和技术资源。
你也可以考虑学习家境贫寒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做法，不仅当草鞋党，还当单身族。康德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结婚，57年相同的安排，每天都有近10个小时学习，4个小时写作，终于憋出一堆大招来。
最后，杠铃策略还有一个辅助工具包，就是低调战术。特别是草鞋党，为了坚持到胜利的一天，必须沉住气，避免过早曝光，过多出头，导致虚名超越实力，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请经常复习金玉定律，清楚什么时候做柔和的美玉，什么时候做发光的金子。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世事无常，木匠可以成为圣子，行商可以成为穆圣，炮兵中尉可以成为皇帝。小人物活着就有希望，“草鞋党”坚持就有机会。
4.3.2 以小博大的杠杆策略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达芬奇综合症患者（Da Vinci Syndrome） ，兴趣爱好广泛，什么都会一点，但都又不是特别精通，或是身兼多项特殊技能的多面手和梦想家，那你最好学会如何把握“关键少数”，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学会杠杆策略。
杠杆策略就是找到举重若轻的支点，然后反复尝试，以小投入来争取大产出，这是以小搏大、四两拨千斤的思路。混沌理论（Chaos Theory）认为，起点上的一点小差异最后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反应。既然阿基米德可以用支点撬动地球，金融家投资人可以用杠杆放大自己的风险和收益，你为什么不能找到或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支点呢？
我们可以寻找支点。这些支点往往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以工作为例，我们可以考虑寻找职业（Job）、事业（Career）和召唤（Calling）三大定位的结合点，或避害、趋利和得道三种价值的结合点，抑或兴趣（Interest）、专精（Mastery）和利基（Niche）三件事情的结合点。假设你选择了最后一套方案，那么首选方案就是找到自己一份喜欢、擅长且有收益的工作，把它作为人生使命，这样每一笔投入都有三重回报。次选方案是找擅长且有收益的本职工作，然后把喜欢的事情作为业余爱好，两者形成杠铃组合，这样至少可以一石二鸟。注意，此间的收益，可以根据你当前的发展需要来定义，可以选择精神价值，也可以选择物质回馈。建议先物质后精神，先活下去再活得更好。最后，支点找到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尝试，不断从小投入大产出的杠杆结构中获益。前文说过，运气是尝试的结果。所以不要轻易爆仓出局，确保自己有多次尝试机会。可以为杠杆策略搭配杠铃策略，提高支点的稳定性和回报率。
我们也可以创造支点。归根结底，支点是对世间普遍存在的非对称现象的利用。除了前文说过的能力提升比资源增长快之外，前AI时代生活中常见的非对称性已经包括：坏的影响远比好大（至少三倍），破坏远比创造容易，失败的概率远比成功高，技术进步比政策制订快，人们证真多过证伪，数量胜过质量，劣币淘汰良币，结果大于过程（参见峰终效应）、差异胜过共性，以及少数派控制多数人 等等。到了AI时代，还会出现新现象，如懂AI的人将碾压不懂的人，有AI的人碾压没有的人，用AI的人碾压不用的人，对AI影响免疫的人可能碾压不免疫的人，模仿者碾压原创者，内容创作速度碾压内容消费，知识更新速度碾压教育改革，组织实力增长碾压个人能力增幅，算法和算力地位碾压数据等。认识和利用好非对称性，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竞争力。更高阶的做法，是主动对行为策略进行非对称改造，使之拥有以小搏大的特殊属性。
基于上述理念，我设计了非对称化改造工具，分三步走，可以试着把普通行为改造为非对称行为。当这种非对称性带来的结果利大于弊时，新的支点就诞生了。
第一步，设法增加收益。把目标定为“追求10倍的增长而非10%的提升”，迫使自己做结构性调整和颠覆性创新，通过系统功能调整、结构改变和要素增减，或者理念、机制和技术创新，争取爆发式、指数级的增长。比如，把公众号粉丝量短期内增长10倍作为目标，来重新思考公众号的受众定位，并彻底革新内容与形式。
第二步，设法降低成本。从不同角度和阶段出发改造行为，引入ABC、MAP等模型，降低启动和执行的时间、精力、经济、心理成本等。若与他人合作，则努力完善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坚决翦除一切搭便车者。比如，在AI辅助下，对自己的自媒体创作流程进行标准化、流程化和部分自动化，从而减低未来每次尝试行为的成本。
第三步，设法消除爆点。采用管理学家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的预先尸检法（Pre-mortem），想象未来该非对称行为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然后剖析可能的原因，找到根源后今天提前解决，防患于未然，从而彻底杜绝爆仓出局的风险，做到“不输”。比如，试着想象，有一天你的视频号被封了，可能会是什么原因，然后今天就设立规则和禁忌，设置尤利西斯契约，避免自己犯错。
谚语说得好，如果你同时追逐两只兔子，那么最后必将一无所获。均衡策略包含杠铃组合与杠杆组合，允许你同时追逐多只动物，但其中必须有一只是今天确定能追上、拿来填肚子的，其它几只则是追上后可以吃一段时间或者吹一辈子牛的。所以，在选定角色和策略后，请精心挑选你的捕猎对象。最后，风险也好，收益也好，确定也好，未知也好，安全也好，自由也好，保守也好，激进也好，杠铃也好，杠杆也好，一切选择权，都在你自己。你必须做出选择。
4.3.3 保守与激进的参考配比
我喜欢足球，总爱用足球作类比。如果说保守策略是龟缩防守，激进策略是全员压上，那么杠铃策略应是一种兼顾防守和进攻的平衡战术。但是，平衡不是平均。考虑到激进可能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损失，所以最好两者的配比能扛住这些损耗。
我能找到最好的参考系，是鲍迈斯特在《坏的力量》中指出，正常生活中的好事和坏事的比例是3:1，而且1件坏事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约4件好事的积极效果来弥补。参考这边标准，则自主人的杠铃策略应默认采取4:1来配比保守策略和激进策略，即大局用安全导向的保守策略，在80%以上的问题和场景求稳；局部用自由导向的激进策略，在20%以内的问题和场景求变。按照足球的逻辑，就是8名后卫和中卫，2名前锋。这是一个让我们稳中有进、在不败的前提下争取获胜的防守反击战术。但如果进入经济下行期，遭遇负面黑天鹅的概率会增加，那么还要进一步提高保守策略的配比，甚至提高至9:1，就是9名防守队员和1名锋线球员的组合。
参照自主人的均衡策略，我们可以假定社会也存在均衡策略。不同类型的社会，都是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不同比例的组合体。他们始终是一种时而对抗、时而合作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上，激进分子负责开拓，保守分子负责耕耘。组织中，激进分子负责创业，保守分子负责守成。体制内，激进分子推动改革，保守分子维护发展。
我推测，一个具有反脆弱性的社会，其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的配比，应为3:1。我大概有四点参考依据：第一，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阿希（Solomon Asch）做过一个经典从众实验，测试人们在多数人指鹿为马的情况下，是否会在社会压力下选择歪曲事实。实验发现，四分之三的人会有从众行为，另外四分之一则坚持独立思考，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决策。也就是说，行为从众者和独立思考者的比例是3:1。 第二，“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成名之前做过一个习得性无助实验。该实验旨在测试（最初是小动物，后来是大学生）在恶劣环境下，是否会通过学习形成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奈的行为、心理状态。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一的被试永不放弃躲避，不论我们做了什么，多少次实验。也就是说，内心脆弱者和坚强不屈者的比例是2:1。第三，卡尼曼与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在研究预期理论和框架效应时做过一个实验，主要测试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策略。结果发现，四分之三的人会选择控制风险，另外四分之一则凭着冲动做出冒险选择，更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更敢于追求自由，更敢于冒险。两者表现最大的差别在于对待不确定性与未知的态度。也就是说，保守策略者和激进策略者的比例是3:1。第四，前文我们提过，四分之一的人类携带有DRD4-7R多巴胺受体基因变异，其他人则没有。也就说，天生安稳者和天生冒险者比例还是3:1。
上述研究都暗示，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的比例，有基因基础，天然配比可能是3:1。显然，我们可以挑战这个观点。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差异很大，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的配比也不同。至少四个因素会影响社会的配比选择。
首选是自然环境。特定的环境吸引特定的人群。新大陆曾经是一块充满机会的地方，所以旧大陆的许多激进分子会往那边跑。同时也因为新大陆有更多资源，所以激进分子在那边更容易扎根，用他们的方式生活，进而繁衍后代，增加冒险者基因在新大陆的比例。温州曾是一块贫瘠的土地，所以温州人自古以来爱做两件事情，一是围海造地，二是出去经商，环境选择了激进分子的基因，使得冒险家在温州更多一些。
其次是文化氛围。特定的人群改造特定的环境。当激进分子在某个时段、区域相对集中后，他们会改变该时空的文化氛围，构建起一种外向型文化，鼓励人们积极冒险。这种文化会让激进分子在婚姻市场里更有市场，从而留下更多后代。另外，可以预见，未来激进分子也会是更早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更早与AI共舞，更早向碳基与硅基融合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源专家珍妮弗·康维勒（Jennifer Kahnweiler）在《安静》一书中指出，美国崇尚一种外向理想型的社会文化，以至于内向的人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环境。这种氛围在中国应该是正好相反，迫使外向的人只能去适应。
第三是经济态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动态平衡。以美国为例，早先的移民主要是激进分子，追求的是财富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所以天高皇帝远的新大陆是个好地方。晚近的移民更多的是保守分子，希望到一个安全的国度，享受更有保障的生活。以中国为例，大统一年代显然对保守分子的配比更高，大分裂时期显然有利于激进分子。同时，经济波动会改变社会中激进分子和保守分子的比例。经济上行期时，人们更加乐观，一些基因上的保守分子，也会因为财务条件的改善，加入激进分子阵营。两千多年前，商业发展带来的富裕群体稍加抖擞精神，就在爱琴海岸的米利都（Miletus，在土耳其而非希腊）撒下了西方哲学的种子。经济下行期时，人们更加悲观，一些基因上的激进分子，也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加入保守分子阵营。全球的人均收入的下降曾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推动德国和日本转入独裁统治，进而引发全球性的惨烈战争。
第四是教育水平。根据能力水平，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还可以继续细分为四类，即高知激进分子、高知保守分子、低知保守分子、低知激进分子。显然，任何一个社会首先需要高知激进分子和高知保守分子，他们从理性出发讨论到底该改革还是维稳，推动社会在交锋中前进，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其次是低知保守分子，他们是生存第一的信徒，无条件地支持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群体。最后才是低知激进分子，他们是孩童、赌徒和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破坏而破坏，为了冒险而冒险。他们初生牛犊不畏虎，往往知之甚少，有限的认知又支持着他们的狭隘的看法。他们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他们会无知地混淆前个人状态（Pre-personal）和超个人状态（Transpersonal），陷入超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肯·威尔伯（Kenneth Wilber）所谓的前超谬误（Pre-trans Fallacy）中。许多低知激进分子会自以为洞悉世间道理，看开一切，所以放下，其实纯属井底之蛙和夜郎自大。心理医生摩根·派克（Morgen Peck）在《少有人走的路》中精准点评道：“为了放弃，首先必须拥有某种事物。你不可能放弃从来没有的事物。”所以，任何一个社会都要设法提高教育水平，尽可能地减少低知激进分子的比例。
所以，在复杂的世界和不确定的未来组成的万魔殿里，不存在绝对标准的答案。不管是4:1还是3:1，只是拿来参考的辅助线。任何个人和社会，都要在现实的摸爬滚打中，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假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配比和均衡。
（本文节选自《自主论：何为自主以及何以自主》，欢迎扫码加入自主论书友会微信群，参与交流讨论。）
关于解缚的普罗米修斯
我是温州人，爱好读书和写作，关注心理学和数字化，是高温青年和AIGC公益社群发起人和志愿者，也是TED策展人和演讲者，以及AI音乐爱好者和推广者，正在策划组织2025年AI音乐春晚活动。我写了一本《自主论》，讨论何为自主、为何自主与如何自主的话题，希望你会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