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座城市，掐指一算，大概有5年左右没去了，跟朋友联系了一下才知道，他已经离开重大办，去其他办公室了。进一步了解到，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不多了，重大办取消了，原有职能回归到发改委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一个历史时代结束了。接下来，随着财政压力加大，经济转型调整，重大办、铁路办、机场办、轨道办或许都会清理，没准会设立消费办、服务办…
恰巧，上周去了“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这座城市有座“三线”博物馆。1960年代，彼时，中苏交恶，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边境，美国协助台湾蒋匪反攻大陆。而此时，国内70%的生产能力集中在东北、华东、华南的50多座城市里。在这种背景下下，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对国内经济资源进行了重大调整，进行了“三线”建设，同时，东部一些城市进行了局部的“小三线”建设（前面那个俗称“大三线”），比如上海把一些生产线搬迁到安徽屯溪。
学过、考过政治课的我们，都曾记得邓公复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时以邓公为核心的共产党提出“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这才有了后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闲潭云影日悠悠，物转星移几度秋”，转眼40年过去，我们成了No.2。
疫情三年，人们仿佛一觉醒来，原本觉得经济重启，生活照旧，一切照旧。不曾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当下的时代主题是“安全与发展”，但这个“安全与发展”的内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是既要又要的那种。比如，现在提出的“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显然比之前的“三线建设”更加精细化。
历史不能假设
我们不能站在事后的结果简单评论当年的三线建设是个错误，归根，安全是发展的底线，共产党的新中国在那个时候，活下去才有各种可能。
大三线建设，落到千千万万普通人身上，落到那代人身上，无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那一生的喜怒哀乐，也都落在中央那些“三线”建设的红头文件上。
几家欢喜几家愁。
我们现在很难说当年的“三线建设”正确与否，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对于当下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对还是错，我们也还是难以判断。但我们知道，不畏战才能止战，只有做好了战争准备才能止战。
人生道路是每个人自己走出来的，我们比起上一代，我们只能在时代命题下来书写人生，但相比上一辈，我们腾挪的空间显然更大了。
转眼间，普通百姓都知道“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财税改革”呼之欲出，尤其是“生产过剩”成为当下突出矛盾，“消费税”改革走上前台，地方政府、专家对此寄予厚望。
据说，消费税占全部税收8%，如果依旧像以往那样财政支出，消费税调整填不了土地财政的坑。怎么办？
开源节流
从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的动机角度思考，未来地方政府也要“开源节流”。
如何开源？消费税是以商品消费额为征税基数，所以，利好人口多的城市，利好流动人口多的旅游城市。那么消费税改革，自然要求地方政府从生产型城市转变为“服务型”城市，作为服务型城市，我们的城市，势必会加大人口竞争，要吸引人口，大概率要干嘛？
首先是增加就业，人类的迁移都是拿脚来投票的，都为了混口饭吃。原始时代，人跟着动物和果实走，如今，跟着产业走。千年不变。
现代产业需要靠集群，要么靠近生产端，要么靠近消费端，同时，产业之间的运输、合作都要求物理上靠近。所以，传统上产业有优势的地方，会更加优秀。
实际上，这会影响国内经济布局和城市发展政策，会进一步加大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周其仁、陆铭等经济学家都在不断呼吁，放开对大城市发展的束缚，陆铭最近甚至说，从理论、经验、国际比较研究，一直呼吁，人口从农村往城市集中，从小城市往大城市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
但这不影响公平，因为我们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公平，不让人迁移，又或用户口造成外来常住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在福利上的差别才是最大的不公平。随着地票改革的推进，西部将成为粮食基地、国家森林公园。（周其仁《城乡中国》、陆铭《大国大城》）
其次，提高教育和医疗，尤其是教育。当教育搞好了，增加一个孩子入学的背后是增加一个家庭；医疗也如此，随着老龄化的推进，未来，退休人口是消费主力，这些退休人员也有实力消费。在生态环境好的地方，提高医疗水平好，一个老人的背后没准会增加一个保姆的消费，而保姆的背后没准又是一个家庭。
再次，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里的营商环境更多说的是服务业，第二产业除了下面说的这些，还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等。良好的公共服务，良好的法律精神、契约精神等都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很多人说，没钱哪来的消费。钱从哪里来？货币是最神奇的物种，但货币有很多功能，价值储藏、价值尺寸、价值交换还有价值转移。钱最大的作用是价值交换。很多人把钱看成有形物质，但钱的本质是，人类社会走上分工后，钱的出现提高了交换的效率。
你的收入来自别人的支出，你的支出又会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在人类这个社会里，只有不断交换，才会有收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解决了温饱，机器化大生产提供我们各种廉价电器后，大多数人只有依靠服务业才能在市场找到自己的定位。
最后是消费场景的打造，旅游等服务业是未来社会最重要的场景之一。因为温饱之后，如何好玩，如何好吃，如何好听，如何好看，如何好闻，如何猎奇和探索，都会是“吃饱了撑的”人想做的事。
一句话，增加前所未有的合法体验。
很多城市实际上已经提前开始谋划了。
如果我们把地方政府想象成市场中的一方时，我们做很多事情会改变视角，对于地方政府，我们不能简单看成是市场裁判，更多时候也能看成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毕竟，我们是国企主导了经济，而国企并不仅仅是企业，也是我们社会的稳压器。
那又如何节流？
当收不抵支的时候，我们除了增收，剩下能做的也就是节流。但财政的支出这些年下来，各项支出早就是刚性的了，而且逐年增长。
财政支出代表了政府责任的边界。
著名投资者李录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他对于中国未来非常乐观，他说“中国未来几十年在经济上最核心的变化将是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内需、服务将占GDP主要部分。经济资源将对全民开放，金融、能源、土地等将不再对外贸、国有企业倾斜，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向全民放开，以公平价格在全国范围流通。国有企业经营特权将被逐步打破，逐渐形成与民间企业的自由竞争。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将逐步分离，引入民间资本，管理彻底市场化，国有股份逐步进入社会保险体系。而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逐步完善，民间储蓄也将通过逐渐规范化了的股市、银行等金融媒介有效地进入到实体经济，从而形成资本、企业、消费的有机良性循环。城乡二元结构将被打破，所有公民逐渐享受同民同权，城镇化仍会高速继续，政府将从早期的中心角色中逐渐淡出。从中、长期看，政府将从经济一线主力队员任上逐步退役，专注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及公平的裁判员。政府经济管理方式逐步从正面清单过渡到负面清单。”
大白话就是，要缩减政府支出，政府机构要改革，缩减支出的部门要精简或淘汰。因为财政养不起了。
实际上，这个转变或判断正在发生，这是传统文化、现代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财政支出刚性倒逼出来的结果，但这个过程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说，我佩服马克思主义历史史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克思的道理都是颠扑不破。历史是螺旋式曲折前进的，虽然有的时候会起伏，甚至会开倒车，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滚滚向前，因为历史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除了最后一句，我都同意，最后一句不是不同意，而是不知道，马克思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把帝王将相归类到劳动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