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850 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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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近期，Peter Grajzl和Peter Murrell合著的论文《Of Families and Inheritance: Law and Development in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对工业革命前英格兰的法律变迁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在工业革命前期，英格兰判例法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推动收入增长的判例法领域并非土地，而是家庭和继承。这些法律的发展对于增加人均收入和提高出生率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家庭和继承的判例法发展在缓解工业革命前英国所面临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研究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过程中，作者首先梳理了三个关键的学术研究领域：一是早期现代英格兰人均收入变动的研究；二是制度变迁对英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三是法律研究者对判例法发展的回顾分析。其次，作者详细考察早期现代英格兰的法律体系及判例法，探讨14至19世纪期间法律框架和判例法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普通法和衡平法并行存在，共同构成稳定的法律基础。普通法在英格兰司法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伦敦的律师学院作为法律精英的培养基地，其案例报告和对法律先例的遵循，已成为全球法律实践的典范。
作者进一步分析普通法的刚性和衡平法的灵活性，指出衡平法在法官的主导下作为一种补充性法律体系，在信托管理、产权和继承法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普通法在解决封建制度下的土地义务及其纠纷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作者探讨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引发的法律复杂性，以及为应对这一挑战而形成的法律革新，如确立使用权和颁布用益法规等措施。（说明：这里指的是英格兰早期现代法律体系中引入的法律改革。“使用权”允许个人或实体使用土地或其他财产，但不拥有该财产。“用益法规”指的是关于土地使用权和其他形式财产权益的法律和规章，这些法律规定了财产的使用、收益获取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义务和权利）
在继承法方面，作者对世袭制限制提出了批判，并讨论了为确保财产继承而设计的限定继承措施。在家庭法的讨论中，重点关注家庭内产权控制的法律调整，特别是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法律地位以及婚姻契约和财产管理如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此外，作者探讨了1601年《贫困法》对相关家庭判例法产生的影响，指出法律在构建社会福利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本研究利用Grajzl和Murrell（2021a）对英格兰早期工业化前土地、继承与家庭判例法的系统整理所得数据。该数据基于《英格兰报道》（English Reports），包含1552—1764年52,949份案例报告。通过应用结构化主题模型（STM），研究估计了一百个法律主题并量化这些报告中特定法律主题的关注度，从而构建1552—1764年的法律关注度时间序列。作者选择相对关注度（而非绝对关注度，后者以总字数衡量）作为度量标准，以便更好地考察法律观念的变迁。通过结合STM估算的主题权重、报告的字数和年份，计算出关于土地、继承和家庭主题的年度关注度时间序列。
在分析经济和人口统计数据时，作者采用了基于早期人口经济模型的标准出生率和死亡率度量，并纳入实际人均收入以反映当时的经济状况。文章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分析历史上法律、人口统计和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作者还考虑如自然灾害和疫情等结构性冲击，这些外部事件可能对法律体系产生影响。通过分析VAR模型的误差项，研究评估了这些冲击对人口统计和经济变量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法律制度变革对关键人口和经济指标（出生率、死亡率和实际人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家庭法的创新在早期阶段对生育率和实际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长期影响，这种积极影响可以持续长达三十年。继承法的修改也带来显著影响，尽管其影响程度略低于家庭法的改革。同时，土地法的关注度增加导致实际人均收入下降，表明不同法律领域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不同。
进一步分析发现，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变革增加了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得到了贵族阶层的支持。尽管这些变革在短期内可能对土地相关的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却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17世纪的法律改革对家庭法和继承法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变革，当时的实际人均收入和生育率将会有显著的差异。16世纪的法律变革在土地法方面抑制了实际收入的增长，而17世纪的变革，特别是在“南海泡沫事件”之后，家庭法领域的积极改革促进了生育率和实际收入的提升，表明法律创新对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说明：南海泡沫是1720年发生在英国的一场金融危机，由南海公司的过度投机活动引发，这场危机不仅暴露出金融监管的不足，也对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深远影响。）
历史分析表明，家庭法的法律创新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而对土地法的关注减少则产生了负面效果。1751年之后的继承法变革促进了经济的积极发展，这些变革不仅与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还对英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具体法律领域，如继承法和土地法的判例法，促进了英格兰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与传统经济学理论常强调的立法变革对财产权安全的影响不同，本研究则关注判例法作为一种独立且关键的动力。在17和18世纪的英格兰，法官对家庭事务的新规则进行审慎裁决，通常是在现有法律架构上的延续和谨慎拓展。这样的判例法变迁是缓慢且谨慎的，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于网络技术的扩散特性，对经济的影响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研究发现，判例法在适应经济标准的变化中显示出较强的灵活性，是推动英格兰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具体而言，判例法的创新为新商业活动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为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说，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判例法是英格兰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通过其赋能作用而非仅仅是保护性作用，为生产力增长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贡献力量。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对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突出判例法在法律和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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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Random House, New York,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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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len, R. C. (2009).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文献来源：Grajzl, P., & Murrell, P. (2023). Of families and inheritance: law and development in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liometrica, 17(3), 38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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