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828 篇推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已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个体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与代际流动性存在正向关系（Long，2005；Eriksson.2015；Ward，2022；Berger，2023）。然而，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欧和北美，回到乡村成为迁移的重要特征。尽管内部迁移被认为是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回迁与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探讨。
Jonatan Andersson最新发表于Economic History Review的文章，聚焦1890年代至1940年代的瑞典，利用纵向数据集分析了从乡村迁往城市但最终返回乡村的“回迁移民”的职业结果。文章探讨了工业化时期移民的代际流动性问题，对理解内部迁移、代际流动性以及工业化期间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背景
瑞典经历了从社会不平等到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变革以及迁移模式的转变。自1870年开始工业化以来，经济活动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18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的工业和农业劳动力市场开始整合，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劳动市场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工人能够根据工资水平差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迁移（Lundh & Prado，2015）。
此外，交通改善和自由贸易改革进一步促进了长途迁移，随着人口的增加，迁移模式也逐渐包括了农村到城市的长期和短期迁移。总的来说，前工业社会的内部迁移主要是循环的，农场工人常常更换雇主，但工业化后，长期迁移和向城市的迁移逐渐增多，反映了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数 据
本文的数据包括父代与子代纵向职业记录、个体迁移及职业收入评分。具体来说，文章利用了基于教会记录的瑞典乡村出生男性数据集，样本包括646个个体（323对兄弟），数据源于人口普查和出生登记，且准确反映移民相对位置，能够可靠研究短期迁移。
作者为评估职业收入水平，参考Ward（2022）计算了35-44岁期间的收入中位数；为减轻与生命周期因素的影响，计算了父亲和儿子终生收入情况；为评估职业地位，还使用了1930年瑞典人口普查的收入评分、1900年税务记录的收入评分与HISCLASS方案（一个历史的职业阶层编码）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实证与结果
文章基于代际收入弹性回归作为初始模型，为捕捉乡村—城市迁移的影响，加入了是否是移民和是否为回迁移民的分类变量。此外，还考虑了家庭固定效应（父亲的职业总收入）以控制家庭影响以及出生年份和顺序的控制变量。
首先，作者基于数据发现，出生于农村的男性，超过20%的样本曾迁移至城市，其中约三分之一最终回到农村。迁移者的职业收入普遍高于非移民，而与父亲职业收入的差异较小。返乡移民通常保留了在城市的高职业收入，且迁移后职业的收入水平通常保持较高。教育和婚姻并不是迁移的主要动机，但职业变化显著与迁移相关。
表1 农村出生男性的描述性统计
表2总结了农村迁移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数据显示，永久迁移到城市地区使职业收入增加约19%。回迁者的代际流动性影响也是19%，表明暂时迁移的效果与永久迁移相当。在控制出生顺序和年份后，永久迁出者的收入提升略高于回迁者。考虑到家庭内个体的自我选择，永久迁出者的收入提升增至24%，而回迁者的稍降至18%，说明自我选择对未观察因素的解释作用很小。
表2 迁移对职业收入的影响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作者首先控制了迁移前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迁移前，同龄兄弟的职业收入差异不显著。其次，剔除小城市数据后发现，迁移到大城市的收益可能略高。再次，由于1930年的收入数据差异较大，使用1900年的税务记录进行回归分析，总体结论一致。此外，作者使用HISCLASS职业等级替代收入变量、控制教育水平（高等、中等、小学），还排除极端值，结论依然稳定。
由于职业上升机会不仅存在于城市，还可能出现在其他地区。作者将样本分为“永久迁移者”、“回迁者”、“乡村县际迁移者”和“乡村县际回迁者”四类进行OLS估计。结果显示，永久迁移到城市的职业收入显著提高24%至34%；迁移到其他县收入提升25%至32%；城市迁移后回乡的收入提升21%至26%。回迁者收入提升不显著，表明城市迁移能显著提高职业收入，而回迁者的收益较低。
图1 不同迁移类型的收益
最后，作者使用HISCLASS分类法将职业分为非技术工人、农民、技术工人和白领专业人员，并通过线性概率模型分析城市移民、回迁移民与非移民的职业变化。从表4可见，迁移到城市的男性比未迁移的兄弟成为农民的概率更低，其中永久迁移者低18%，回迁者低14%。无技能工作没有显著变化，技能型职业略有增加但差异不显著。永久迁移者从事白领职业的概率比非迁移兄弟高20%，回迁者高11%。总体上，移民的职业提升主要体现在白领职位，即使回乡也能保持类似于城市的职位。
表4 农村-城市迁移对职业结果的影响
总结与贡献
文章利用新的纵向数据集研究了回迁移民的代际流动性。结果显示，1890年代到1940年代间，暂时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在35岁至44岁时的职业收入显著提高，与永久留在城市的移民相当。这一收入增长主要源于他们更容易从农业转向白领工作。这表明，暂时的农村–城市迁移及瑞典回迁者的高代际流动性对乡村有积极的反馈效应。
本文的研究在四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探讨了回迁移民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扩展了以往对农村到城市移民收益的研究，利用计量和普查数据评估了回迁移民的城市生活收益。其次，扩展了迁移与人才外流的文献，增进了对乡村-城市回迁移民历史的理解。第三，研究了不同迁移形式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丰富了对代际流动性的认识。最后，改进了历史社会流动性研究中的测量误差问题，通过观察父子长期职业收入，提供了更准确的社会地位评估。
文献来源: Jonatan Andersson , 2024, Moving from opportunity: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rural–urban return migrants in Sweden, 1890s–1940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其他参考文献：Long, J.,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mobility in Victorian Britai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 5 (2005), pp. 1-35.
Eriksson, B., “Dynamic decades: a micro perspective o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weden”, Doctoral Thesis, Lund University, 2015.
Ward, Z., “Internal migration, 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vidence from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7 (2022), pp. 1981-2011.
Berger, T., Engzell, P., Eriksson, B. and Molinder, J., “Social mobility in Sweden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3 (2023), pp. 431-463.
Lundh, C. and Prado, S.,Markets and politics: the Swedish urban-rural wage gap, 1865-1985’,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19 (2015) , p p . 67-87
原文链接：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由陈志武（香港大学郑裕彤基金讲席教授、原耶鲁大学教授）及其团队——林展（中国人民大学）、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何石军（武汉大学）、蒋勤（上海交通大学）、彭雪梅（中山大学）等人负责。向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量化历史研究经典、前沿文献。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喜欢我们的朋友请搜寻公众号：QuantitativeHistory，或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
我们也诚邀八方学人发送电邮建言献策。邮箱: lianghualishi@163.com。
轮值主编：蒋 勤 责任编辑：彭雪梅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