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820 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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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家庭收入估计是量化历史研究中重要的“基础设施”， 其中，Robert C. Allen（2001）对英国和荷兰家庭工资的估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Allen提出的福利比率，即一个家庭中丈夫的工资能否支撑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被学界广为采用。然而，这一家庭收入的衡量忽略了妻子和孩子在家庭收入中的贡献，此外也忽视了家庭的生命周期同样会导致家庭收入的动态变化。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衡量家庭收入水平，来自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Corinne Boter 于2020年发表在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的论文，基于对荷兰20世纪初农业和纺织业家庭劳动参与的全面分析和考察，重新估计了荷兰的家庭收入水平。其估计结果表明，单纯考察丈夫的收入只能非常粗浅的展示家庭收入的变化，而其他家庭成员的贡献和家庭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对于理解历史家庭生活水平至关重要。
自19世纪中叶起，荷兰的农业就以雇佣农业为主，但从1880年代荷兰农业危机之后，农业生产转向节约劳动力的方法，释放出的劳动力转而从事个体商业或前往城市的新兴制造业就职。荷兰的纺织业发展要晚于英国和比利时，从1860年代才开始工业化过程，因此，即便在纺织业工业化中心的特温特地区（Twente），农业与纺织业生产并行的情况直到20世纪初仍然相当普遍。
虽然荷兰是一个被历史学家长期认为是“第一个男人养家糊口的社会”，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荷兰妇女的劳动参与都十分活跃，儿童的劳动收入和自给自足的农业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作者以荷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的数据来源参考了1890年荷兰劳工调查的数百次采访、1909年的荷兰家庭产业展览目录、1914年的全国调查以及1908年针对农村劳工细致的生活水平调查。
在荷兰的农业家庭中，少量的土地主要用于生产家庭消费的土豆和蔬菜，而妻子和孩子在其中承担主要的工作。纺织业家庭中，土地的作用仍然重要，直到1920年，大部分纺织工人仍然事实上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一个典型的农业雇佣工人会租用0.73公顷土地，根据1906年到1910年荷兰的平均土地租金，农村家庭的土地租金就是每年34.16荷兰盾。这个土地的使用方式很多样，但种土豆、养山羊和鸡是最流行的使用方式。
纺织工人的土地平均而言有0.125公顷，城市的地租要高于农村，按照1890年的水平，其每年的土地租金为12.5荷兰盾。假设所有土地都用于种植土豆、养羊产奶以及养鸡产蛋，按照1910年代荷兰的平均生产水平，每公顷土地可生产土豆201百升，鸡年均产蛋177个，山羊则日均产奶3升（每年1095升）。进一步的，假设农业家庭和纺织工人家庭的土豆消费相同，农业家庭任何超出的土豆生产全部用于交易获益。这样就可以估计得到农业家庭和纺织家庭的农业生产总价值，结果可参见表1。
表1 1910年自营农业年产量总值估计
确定了自营农业生产的收入之后，作者开始估计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率。农业生产存在较强的季节性，对女性而言更是如此，4-9月是她们参与生产的高峰期，包括除草以及协助收获。虽然女性的工资性劳动较少，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家庭的土地上。儿童参与农业生产的情况也很普遍，且主要集中在夏季。虽然儿童入学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儿童的工作时长，但入学情况仍然服务于农业周期，义务教育法被违反的情况非常常见。年纪稍大的孩子和母亲每年的工作时间都在100天左右。
纺织业的情况就稍显复杂。成年男性的工作时长基本稳定，但女性和儿童的劳动参与有很强的生命周期性。荷兰1874年《童工法》禁止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做工，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而言，可以进入所谓“工厂学校”，即工厂为12～16岁雇员提供教育的机构。想进入工厂学校需要有小学文凭，这成为父母送孩子上学直到12岁的重要动力。过了12岁，男孩和女孩的劳动参与率飙升至58%和47%，此后持续上升。
女性在婚后很少参与工厂工作，18-22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可以达到27%，但之后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则普遍低于10%，其主要原因在于外出工作和照顾家庭无法兼顾。虽然不能外出工作，已婚妇女通过家庭工业仍然可以赚取不少收入。基于上述劳动参与情况，作者估算了农业和工业部门丈夫、妻子和孩子的年均收入，具体可参见表2。
表2 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工资年收入
根据上述估计，作者进行了家庭生活水平的估计。首先，作者构建了两个生活成本水平线，一个是维持一个家庭生存的最低生活开支，即“生存篮子”（subsistence basket），另一个是有更多卡路里和肉蛋奶制品的“体面篮子”（respectability basket）。“生存篮子”的卡路里水平常被认为过低而难以维生，“体面篮子”则更加接近现实的家庭消费需求。然后，作者基于固定的家庭规模估计了不同类型家庭的收入组成以及相应的福利水平（见表3）。
案例的家庭规模是一对夫妻以及四个孩子，孩子的年龄分别为6、9、11和14岁，即只有最大的孩子能够参与工作。可以看到，对于农业家庭而言，妇女和儿童的工资贡献较低，因为她们主要贡献在农业生产上；而对于纺织业家庭而言，妇女和儿童的工资贡献就非常可观，其贡献均超过20%。如果用“生存篮子”衡量家庭福利，无论农业还是纺织业家庭，无论是只依靠丈夫收入（Male breadwinner）还是综合考虑整个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福利比率都远高于维持生计水平。但如果考虑“体面篮子”，只依靠丈夫收入是难以维持的（福利比率低于1），综合考虑整个家庭的收入则完全可行。
表3 家庭收入分解和福利水平
作者最后考察了家庭生活水平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变化情况。家庭的生命周期从男女结婚当年算起，直到其最小的孩子18岁离开家庭结束。图1展示了农业家庭和纺织业家庭在不同生活水平“篮子”下的生命周期变化。可以看到，男性养家糊口模式与家庭收入模式之间相差很大，且两者的差异并不稳定。此外，纺织家庭获得生存资源的机会有限，相比农业家庭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男性养家糊口模式在1910年阿姆斯特丹的生活成本下维持生计基本不可能，但家庭收入模式则可以长期维持。而“体面篮子”的衡量同样表明，无论是在农业还是纺织业，只靠男性养家的模式是不能保证在整个家庭生命周期中都有体面生活，只有考虑整个家庭收入的模式才能长期维持体面的生活。
图1 生命周期福利水平
注：左边两图为农业，右边两图为纺织业，上边两图为“生存篮子”，下边两图为“体面篮子”
总而言之，对家庭收入更加全面的考察是极有必要的，这不仅让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历史家庭收入水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家庭内部的运作模式，以及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动态变化。与此同时，这一研究也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在家庭中作用的认识，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而言，男性养家糊口都不是最常见的家庭劳动分工类型，妇女的确撑起了半边天。
文献来源: Boter, C. (2020).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life cycle: Reconstructing household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Netherlan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3(4), 1050–1073.
其他参考文献：Allen, R. C. (2001).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European Wages and Pric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4), 41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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