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大家经常会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所以不要随便说人家不懂价值投资。批评太多会有人不敢说话了。
让人敢说话。
沟通中的两大困难。
1、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段永平：看法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因为大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盲人摸象来着。
摸到的都只是部分，还有大量没有摸到的——未知的。而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很容易认为它是错的，因为与自己摸到的不同。
主要的问题是，
毛主席：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
也即客观性不足，全体性不足，包含了一些主观的东西，包含的不是全体、而只是部分。所以，沟通中就有一个必要的步骤，
1、把主观里的客观性还原出来。
2、把部分里的全体还原出来。（部分中也包含了全体，部分里有全体的线索）
所以，只有通过假设对方是对的，然后还原对方成立的条件和现实解，才能把他摸到的象的部分还原出来。
每一个理性的论断背后，都对应了至少一个必要条件（前提条件）以及一个长期性的习惯。没有这个必要条件，这个论断都是不成立的。而没有这样一个长期性的习惯，那么这个论断就无法做到。
比如，要用人的长处，它背后的必要条件是，
1、先要能发现人的长处。
2、能容人。
它背后对应的长期性的习惯——养成看人长处的习惯。然后，才能用人的长处。
如果尽看人的短处——首先你就不能容下人，那就无法用人的长处了。
比如，
段永平：呵呵，我记得上次（不是这次）金融危机时，有个韩国供应商问我：听 说中国三角债问题很严重啊，我回答说：恩，我也听说了。隔了半天，他问我，那你是说你们没有这个 问题？我说，对！
从“听说”，这个韩国人就还原出了一定的全体性和客观性——段永平的公司没有三角债的问题。
2、大家的语言多是不一样的。
在问题上所以产生许多争执，正是由于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同一句话，往往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只要把强调点换一下，就能产生多种完全不同的意思。从而各个人在不同的语意世界里。
此时，大家都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沟通，最终就会发现，大家各说各的。
比如，
巴菲特：不想持有10 年的股票，一天也不要持有。
这句话的强调，不是让你长期持股。而是让你筛选——什么样公司的股票，是你愿意拿10年的。本质上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意思。
而做过企业的，则往往可以把它理解为收获期的意思——买处于收获期的公司、买收获期漫长的公司。
而有些人，会认为巴菲特是个骗子——因为他也买过一些持股远远不到10年的股票，他说这话是阴谋论。
比如，
段永平：一个杰出的企业可以预计到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不一定会准确到何时会发生。重心需要放在“什么”上面，而不是“何时”上。如果对“什么”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对“何时”大可不必过虑。
很多人会把重心放在“何时”上，并且认为只有知道何时的才是预测，否则不是预测。但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当知道了“什么”，然后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为这个“什么”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这个“什么”发生的时候，实现自己的获利。
这样不断的看发生"什么"，一步一个台阶的获得收获。在逻辑上，如果知道了何时，那么在投资上，就可以很快的赚光了全世界的钱，这是不符合现实的。
有些人的说话，是不带逻辑的，是感性的语言，客观性不足。有些人是逻辑理性的语言，但是逻辑是前后矛盾的——里面包含着奇怪的逻辑。
比如，巴菲特说自己年底大概率最大仓位是苹果。然后段永平读出来的——巴菲特要卖苹果了。
段永平：其实老巴说大概率今年年底以前苹果还会是他最大的持股的意思就是他打算卖了，没有特殊原因他不会都卖完（因为怕市场会掉下来）。最近苹果股价非常坚挺了（这其实也是特殊原因之一），老巴一定是会能卖多少卖多少的。
所以，可以学习段永平的这个逻辑，从而把对方真正读懂。
比如，
爱德乐: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而对此，毛主席的逻辑则是，
毛主席：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
也就是说，在苏联是敌人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是朋友。如此可以强迫美国，就可以走向和美国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