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很有物质回报的东西，知识就更是如此。最近在读岳南的《南渡北归》，里面有几页文字介绍民国时期教授工资收入，也提到了周作人的翻译薪酬，摘录如下：
正薪（即大学发放的固定薪水）四百至六百元，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虽然住惯了外国的人对于区区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不觉得多，甚至于有“去阁官微不救贫”之感（自注：去阁，古代藏书的地方，这里指掌握图书的官)，但是，像我们这些“知足”的人看来，每日有人送菜上门，每周有人送米上门，每月有人送煤上门，每隔一二十天有书贾送书上门，每逢春天有花匠送各种花卉上门，也就可以踌躇满志的了。”（王力《清苦》，载《生活导报》1943年8月22日，）这里说的是清华大学一般教员的情形，比王力高一级的大牌教授其条件还要好。自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为招聘贤能，清华大学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500元，每位教授可拥有一栋新式住宅。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陈寅恪、吴宓、闻一多、顾毓琇、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等近五十家。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建的西式砖房，每位教授一栋，其条件比西园更好，除有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子外，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附设的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清华学生的学费每学期10元，不收寄宿费，共有学生1200余人。20世纪30年代币值与世纪末（2000年）的兑对比率大体如下：1934年月薪500元，约合2000年1.5万元（这个换算是肯定有问题的，从下文可以看出）。当时大学教授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在学术界地位和陈寅恪齐名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元，甚至达1500元。有一个时期陈寅恪也在北大历史系兼职，后鉴于身体状况，夫人唐筼以“再兼职就不管饭”相要挟，陈氏才不再兼职。当时北大文学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耗资50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1936年，顾颉刚因考虑每日往来于城内的北平研究院与西郊燕京大学之间，多有不便，也购小汽车一辆，每月支付司机的薪水是20元（用这个来换算500元在今天的购买力是比较合适的）。当时的物价波动不大，基本情形为：一角七分可买一斤上等黄酒；一元钱可买8斤猪肉；一元钱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 “高梁红”肥大螃蟹，且伺候十分周到;一元钱可吃一汤三菜的西餐 （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二元钱可买一袋上等面粉，月租八元可得一个约有20间大房的四合院。当时北平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到小康水平。(参见陈明远 《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据周作人回忆，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北平与胡适有过“卖稿的交涉”，所谓交涉其实就是由神通广大的胡适出面推荐给出版商，凡例共有三回，都是翻译稿。最后一回是周作人翻译的一册《希腊拟曲》，也是周在那一时代唯一的希腊译品，共有4万字。译稿由胡适荐给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所得稿酬是每千字10元，共得400元。周说：这个价格是他在当时卖稿中所得的最高价格，“有极大的好处，即是就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是到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周作人《忆胡适》，载《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按照上文“当时北平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到小康水平”这个标准看，周作人400元的翻译报酬可以让四口之家保持将近三年的小康生活。所以，也难怪很多知识分子会怀念民国时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