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永强中学老三届的记忆

老 三 届 的 记 忆

作者：林丰

  我们爱秋天的静美。大地一片金黄，夕阳染红了天际。

  我们更爱春天，万物复苏，呈现出勃勃生机。她象征着青春，也象征着曾经拥有但已逝去的年华。

  4月，是春花烂漫的季节。永强中学1963级六十周年同学会于2023年4月22日在位于龙湾区金联路风景秀美的新校区举行。

  同学会一般以班为单位。而我们这次是组织了同一个段5个班级，人数达160人，还邀请了4位老师。之所以规模要这么大，是因为我们在学校里有着一段共同的、难忘的岁月。 

  难能可贵的是，一些中途辍学的来了，有几个腿脚不便拄着拐杖的也来了。

  相隔几十年，碰到时有的叫不出名字，甚至认不出面孔。这也无妨，正如下面这首歌所唱的那样：“故事也许不完整，背景也许已发黄，永远不变的是同学情深意长。”

  当吴文峰作词、著名作曲家张立虎同学谱曲的《永远的同学情》乐曲响起时，我们的思绪随之起伏，被带入深深的回忆中……

  从当初的青葱少年，到现在的两鬓染霜，从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同学情谊，到走出校门后各自经历的跌宕起伏的生活，值得大家聚在一起细细地、慢慢地品味。

  因为，我们这一代，承载着太多太多关于老三届的记忆。

  永强中学始建于1956年。办学六十多年，学校六易其名，四易校址，规模从小到大，办学质量由低到高。原只设初中部，1970年开始招收高中生，学校正式成为一所完全中学。1980年9月，初中部析出，独自办学。2017年8月，学校搬迁至依山傍水、高端大气的新校园。现办学规模达到50多个班级，在校生2200余名 ，成为龙湾教育的航空母舰和市区东部品牌名校。

  我们这一届1963年入学时，校址在张璁祠堂和阁老坦，祠堂的正厅作为开会、就餐场所，学生宿舍在祠堂对面，教室所在的阁老坦仅一河之隔。

  当时这一届生源主要来自永强各地，入学时有292 人，其中50多人来自温州市区，共有5个班级。

  我们入学时，国家刚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同学们家庭普遍贫困，吃的大部分是杂粮，而且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有的没有被子，只能与他人共用。离校较远的同学寄宿在学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赤脚步行十多里，回校时挑着大米和番薯干，口袋里没有一分钱。

  王会岳同学在《一张旧照片的故事》里写道：1964年7月8日上午，学校通知团员开会，会后还要拍照留念。他早早地穿上心爱的“解放鞋”。待拍照排队时，他一瞥男同学们，个个赤着脚，这反而让他觉得尴尬，显得“另类”。 

  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健全，师资力量雄厚，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放在突出的位置，让学生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班里同学就像一家子人，生活上互相帮助，学习上互相探讨，求知欲望强。三年的学习是扎扎实实的，真正学到了知识。

  由于生活困难，养家糊口需要帮手，一些同学中途辍学。毕业时只有232人，有60人没读到毕业，占了20%。

  1966年临近毕业时，正当我们憧憬着继续求学，掂量着自己能考取哪一所高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永强中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学生中出现了“红卫兵”，学校的领导、部分教师受到了冲击，红卫兵们还上街“破四旧”。学生们成立了多个组织，分成两派，我们整个段的同学有机会聚在了一起。升学梦碎，大部分同学留校继续“闹革命”，直至1968年。

  董楚平老师的一些文稿、集邮被抄。后来，三（5）的范新华把他的《楚辞译注》手稿和一部分幸存的邮票从“造反司令部”里“偷”了出来，归还给董老师。《楚辞译注》是董楚平老师花多年心血将屈原的《楚辞》翻译成白话文，文稿当时有丢失、甚至被作为“四旧”销毁的可能，幸亏有范新华等同学的帮助，才得以完璧归赵。因为此事，董老师对范新华有感激之情，两人后来还成了忘年交。

  1967年至1968年，农村的同学先后回家务农，成了“回乡知识青年”。1969年4月前后，市区和永中城镇居民户口的部分同学作为“老三届”支边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

  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我们这一届同学值风华正茂，农村的同学不再面朝泥土背朝天，或成了乡镇企业的骨干，或自己办起了家庭工厂。一些同学成了供销员，走南闯北接业务。支边的同学也已陆续回来，大家在自己所在领域各显神通。

  其中有的同学成了机关干部，有的进了事业单位。一些同学成了民营企业的的掌舵人。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如今同学们已届古稀之年，早已事业有成，多数在家颐养天年，要么弄弄花草，要么练练书法。年龄大了喜欢怀旧，一些同学还将这些回忆转换成文字。

  而回忆，自然绕不开那些在校的日子，绕不开学友，更绕不开恩师——他们给我们以思想和知识的熏陶，其中几位还在学术研究方面成就斐然。

  董楚平老师，1934年生，玉环县人。1961年至1980年在永强中学任教历史。1980年调入省社会科学院。1993年获国务院突出贡献证书与特殊津贴。他研究历史的文章所载的顶级刊物特多，为全国学者中所罕见。

  历史课上，董老师不照本宣科，风趣幽默，典故信手拈来，同学们听得入迷，常忘了下课时间。

  他将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做学问。

  他给永强中学的题词写道：“永强是我的第二故乡，永强中学是我的卧薪尝胆之地。”

  骆寒超老师，1935年出生，诸暨人。南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因选择诗坛泰斗艾青诗研究为毕业论文而受到牵连，只有22岁的他戴着“右派”帽子，来到东海之滨的永强中学，和校内另三位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一边教书，一边劳改（养猪）。他教过历史、英语，我们在校时教俄语。那时候学生们思想朴实，看到这些老师学识渊博，教书认真，干活尽力，对他们非常敬重。一位家住龙湾上陈的同学常常在星期天早一点赶回学校，拿着从家里带来的米饼来到猪圈边，往骆老师的口袋里一塞，转身就走。这些事让他感动。

  骆老师在永强中学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写诗和研究诗歌。

  骆寒超后来进入省文联，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同年调入浙江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他在诗歌研究方面造诣很高，出版专著多部。

  还有一位与我们特有缘的王锷老师。1963年我们入学时，他刚从温州师范学院毕业，除教两个班的语文，还兼一（1）班的班主任。到我们这一届离开学校时，相处了四五年时间。

  有校友评价王锷老师时说：“王老师上课从来都是一板一眼的，如棉里抽丝，偶尔从讲台下来走动一下，教室里便漾满了书卷气。”在我们的记忆中，王老师从没发过火，批评特调皮的学生也如春风拂面，把人说得心平气和。

  我们和王老师是亦师亦友关系。近些年好多班级开同学会，都会请他来。他已85岁高龄，仍红光满面，眼里透着祥和淡定。这应了“知者乐，仁者寿”那句话吧。

  谈及师生情、个人奋斗历程，要提一下潘可法同学。他因家境不好，读一年就回家放牛种田。书虽然不读了，他与董昭寿、骆寒超、王锷等老师仍保持着情谊。那时每逢周末，或天雨生产队没出工，他就去学校找骆、董老师，在董老师的寝室里呆一二个小时。文革期间，董楚平老师曾将一些珍贵的手稿及有关资料等交由他藏匿于家中，写作时需要什么再由他找出送去。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坚持自学，在写诗方面颇有成就，成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温州山水诗研究会理事。他早年创办了均得利皮革公司，现今仍忙碌于事业。

  我们属于“老三届”，是共和国特殊的一代，是有文化、最能吃苦的一代。我们这一届，经历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毕业时，又遇上那场特殊的运动。幸运的是，改革开放的浪潮让我们大显身手，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自己也过上了好日子。

  论学历，我们多数人是初中。部分同学通过努力，取得了大学文凭。

  著名学者钱文忠教授对老三届有这样一个评价：

  “三十年如此巨大的成就，谁干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最优秀的一批民族精英干出来的，哪些人？——老三届。”

  “老三届的学生，在文革前受到了最最严格的高中教育和初中教育，文革前好的高中生水平，远远高于今天的大学本科……”

  那时全国的老三届有一千多万。与这么多的人比起来，我们只是蓝蓝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抚今追昔，我们心情澎湃，感慨万千。

  我们的校园生活是一首低沉而高昂的歌，我们的奋斗历程是一本让人读之兴致盎然的书。

  我们这次举行同学会时，主持人同张纯辉校长说：希望将我们这批老三届以及我们的这次活动载入校史。校长含笑点头。

  是的，永强中学的老三届不仅要载入学校的校史，龙湾区的历史也许会同样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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