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健
人类史也是一部与病疫抗争和防治的历史，因为疫患，老祖宗留下了很多解决疑难杂症的中医瑰宝，也包括让人景仰的医文化、医德以及大医、医圣的故事。
我国传统医学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在疫病的医治防疫方面也是如此。据传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历代医学家称之为“医家之宗”。建于汉文帝十二年（168年）的长沙马王堆3号古墓出土的简帛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方》等14种医书，内容简略粗糙，成书应该早于提出十二经脉的《黄帝内经》。
古代人由于对疫病缺乏认知和治疗手段，把疾病归咎于神灵发怒和对人类的处罚，往往通过占卜和祭祀来驱除瘟疫。当时“疾年”“疟疾”等与瘟疫相关的词汇已经出现在甲骨文中，据考古报告集《小屯殷墟文字》显示，商代殷墟甲骨文中有这么一则关于疫病的故事：当时瘟疫正在发生，巫师与天地沟通，所问两件事，一件事是瘟疫是否会蔓延，一件是商王是否会感染瘟疫。可见当时王城应该发生了大规模人群感染事件，甚至连商王都存在被感染的风险，对于3600年前奴隶制的商王朝，瘟疫已经是关乎国运的大事件。
最早的居家隔离冶疗的病例，可能是《论语》雍也篇里曾提到的孔子探望最喜欢的生病在家的学生冉伯牛。后世学者推测，冉伯牛得的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传染程度颇高的皮肤类病症，发病者皮肤骚痒、患烂、味臭，当时这类病症传染度很高，防控治疗措施甚少，以至伯牛居家养病一病不起。孔子闻讯前去看望，因为是传染病，孔子只能站在窗户外，“执其手，曰：亡之，命哀夫。斯之也而有斯疾也！斯之也而有斯疾也！”古人对传染恶疾无可奈何，只能感慨造化弄人，无力回天。
据史料统计，从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的2154年里，中国共发生有史可查的瘟疫共有352次，在世界众多大规模抗疫过程中，中国传统医学几乎没有一次缺席。东汉末年战乱、水旱蝗灾、地震、瘟疫等频繁，仅在公元196年至公元220年的大规模瘟疫，就发生了5次，全国人口从公元157年5648万人，到公元280年下降到1616万，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瘟疫。
由此，历史上产生很多医德高尚、心系苍生的大医。首开此风的是汉朝长沙太守张仲景（154年-219年），“坐堂”为百姓冶病；东晋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281年-341年）悬壶济世，无意官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写下了首部抗疫手册《肘后备急方》，提出天花、肠结核、狂犬病、脚气病、寄生虫等传染病的医治方法，成为了老百姓的救命书；唐朝“药王”孙思邈拒官不做，行走乡间为百姓治病；被医学界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在瘟疫爆发中将药方写在木板上供百姓抄用；专攻瘟疫的名医吴有性，写出《瘟疫论》一书指导抗疫，治疗瘟疫的方法，领先国外200年。还有清朝王梦英冶“霍乱”，现代邓铁涛冶“非典”。古人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开始从源头查病、防病、治病，系统总结并提高到理论高度。
在长沙，医界和民间古今流传了很多大医防疫治病的故事，不少至今仍为人称道。
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儿时家族因伤寒传染疾病200多人病逝130人，他放弃求取功名，跟随宗族名臣伯父张伯祖学习医术，很快他的医术超越了前人，“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襄阳府志》）。学业大进后，被举孝廉（相当于举人）为官，东汉建安七年（202年）出任长沙太守。
1800年前的长沙郡下辖14县，管辖范围包括现在湖南的长沙、岳阳、益阳、株洲、湘潭、娄底、衡阳等8地和江西的莲花、湖北的通城等地。张仲景在长沙为官期间清正廉明，肃贪反黑，扶持经济，颇显官声。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疫疠流行，张仲景上任后提出：官可以不做，权可以不要，但救死扶伤不可不为。
当时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居，于是他规定打开衙门，首推坐堂问诊，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不问政事，在衙门坐堂给病人看病治疗，广施汤药。他通过对前人医学著述研究总结，特别是对《黄帝内经》的研究，和对当时最难医治的一些传染病源分析，及自己多次医治病人的经历，形成因外感引起的一些疾病都可以算作“伤寒”的医疗理念，并写下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之作。该书中“辨证论治”的主张，是中医之魂，成为了后世看病临床的法则。
《伤寒杂病论》又称“长沙方”，是指导当时传染性疾病预防的重要著作，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隋唐“药王”孙思邈曾赞张仲景的药方“特有神功”，“未有不验”。清代著名医家陈修园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113方剂的组成、功效、药物剂量及煎服方法等主要内容，用歌诀的形式编著《长沙方歌括》，对于医者行医有学习借鉴作用。《长沙府志》曾载：“太守张仲景《伤寒论》《金匮方》行世，全活无数……”
张仲景受到百姓的敬重和爱戴，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并建碑塑像建立祠堂供奉祭祀。据长沙现有史料记载，张仲景祠最迟建于明未清初，《长沙府志》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湘城中贤良祠之西建张公祠，又称医圣祠。嘉庆二年（1797年）因“祠宇倾祀”而重修，并有僧人看守，祠内建有身着太守官服的塑像，香火鼎盛，前来瞻仰祭拜者络绎不绝。
现在，在长沙蔡鄂北路营盘路交叉口张仲景祠原址，还竖立着二人多高的张仲景塑像。晚清湘雅医院奉张仲景为先贤，医院院歌的首句为：“长沙张仲景，医学塑先贤。泱泱乎流风千载，湘雅树中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民生为首，泽彼苍生，张仲景应该是古代高层公务员的优秀典范。
现在，长沙还流传有一些张仲景行医治病的故事。相传张仲景在外巡视时遇到病患便及时诊治，救人无数，诊病时不墨守陈规，因病下方。一次在郊外寻找草药时，遇到一个樵夫请他看病，张仲景望闻问切一番后没有开药方。樵夫以为自己病得很严重才不开药方，便央求他开药方，张仲景推说没有带纸笔，执拗不过后拾起一块石头，在上面划了几行字，要樵夫拿着去城里药店配药。樵夫背着石头一阵猛跑，大汗淋漓赶到药店去买药，店主一看石头便认识是张仲景的字：“伤风，无须吃药，大汗后洗澡更衣，睡一觉即愈。”店主嘱咐樵夫照做，第二天果然不治而愈。
医学家孙思邈（581年-682年）是隋唐时期京兆华原人（今陕西耀县），通百家说，精于医道，讲求医品、医德，提倡并践行以“大医精诚”之医德对待患者。孙思邈行医于世多年，写下了《备急千金要方》，撰《千金方》50卷，在疾病防治上第一次提出了“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第一次提出霍乱是饮食所至，第一次提出麻风病系统治疗方法，并对中医临床和儿科妇科疾病等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人尊为“药王”。后来人们将他的千余药方刻在他家乡的山上石碑上，这座山后人称为“药王山”。
相传“药王”孙思邈因钦慕长沙太守张仲景设堂问诊，不远千里来长沙寻访“仲景方”。他曾居住浏阳行医，晚年隐居长沙地区，带徒弟刘神威开设医馆治病救人，所居住的街道被称为药王街。
药王街位于现在长沙天心区，东起黄兴路，西止西牌楼。据清同治《善化县志》记戴，清代同治四年前这里建有药王宫，此街故名为药王街。旧时药王街商业繁荣，医馆药材也远近闻名，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药业界都要来此祭祀“祖师”。全国药材商贾云集此地并设立商会，名曰“药王堂”。
黄兴路东侧有条小巷大古道巷，孙思邈因经常在此洗药，留下了洗药庵和洗药井。洗药庵旧址在大古道巷小学内，“文夕大火”中被焚毁，幸存一口“洗药井”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未废弃。僧升昇诗云：“渠水源自故苑来，宫中油腻旧萦回，溪流巳共昭阳改，岸树空余劫火灰。”明朝有人考证，孙思邈在此悟出“发常梳、目常运、齿常叩、漱玉津、耳常鼓、面常洗、头常摇、腰常摆、腹常揉、摄谷道，膝常扭、常散步、脚常揉”的养生之道，孙思邈善于养生修道，享年102岁。
传孙思邈在长沙行医时名声颇显，长沙县黄花镇谷塘曾设有药王殿，是个庙，也是山名。清代同治《长沙县志》载：“孙公殿在县东四十余里，山脉自浏邑白石尖来，至分界塘入长沙县，西行十余里至此。”
浏阳城东有“孙隐山”，相传孙思邈曾隐居此地行医治病，并在此写下《千金翼方》30卷，山麓有升冲观、洗药桥、洗药井、炼丹台等胜迹，其中“药桥泉石”为古浏阳八景之一。据《浏阳县志》载，鲤鱼山下有一个九溪洞，传说洞中曾藏有一龙，因患疮求治于张思邈，“药王”以樟树叶治好龙疮，龙王遵从“药王”从善不伤人之嘱，化为九只锦鸡飞升。
孙思邈在长沙的民间神话传说很多，诸如“救蛇”“祈雨”“拯龙”“伏虎”“羽化”“显圣”之类，又被人称为“孙真人”。
晚唐时期，战乱、疾患频繁，相传戴宗德、戴宗义、戴宗仁戴氏三兄弟武艺超群，在黄巢起义兵匪祸乱中率领乡民拒敌自保，功德无量。戴宗德善长医道，曾在长沙河西设医馆冶病救人，施财舍药，普济众生。三兄弟还曾在洞庭湖临资口下游搭救落水民众55人。
三兄弟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行为为乡民传颂，并先后七次受到皇封，后人将三兄弟所在的村落称为七封村，其所在地位于现长沙望城区星城镇。相传戴氏三兄弟得道成仙，被乡民称为“戴氏三真人”，于是“乡人感恩立祠祀焉”。据同冶十年《长沙县志》载，大约一千多年前（公元710年）于七封山修建戴公庙。一千多年来戴公庙历经多次劫难又损毁重建，目前长沙河西戴公庙有三所，位处金星北路戴公陵园的叫戴公老庙，位处银星路的叫老戴公庙，位处黄金东路的叫戴公庙。
图源《长沙百景》
流传在民间的戴公菩萨的传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南宋末年戴氏三兄弟从宝庆（今邵阳）到长沙河西马栏港开堂行医，他们心地善良，收费低廉，歧黄之术深受当地人欢迎和敬重，百姓敬称他们为“三圣”。当地有个叫王道中的巫师，常用法术给人治病，收费高昂而效果不显，找他看病的人日渐减少，王道中对戴氏三兄弟行医影响他的营收怀恨在心，于是设计将戴氏三兄弟害死。后来，百姓为了纪念戴氏兄弟，为他们建庙立碑，并将他们生前所用药方制成药签，供奉在庙，并以每年的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为戴公庙会日，生病百姓则跪拜三圣，求得药签，回家依方抓药，服用治病。
戴公庙历史上曾多次损毁又多次修复，但一直香火旺盛直至如今。我姨妈解放前结婚早，14岁做童养媳，那年姨爹才12岁。姨妈婚后多年未孕育，想要个孩子，文革动乱后期，她在八中工作家住北门三角塘，有一次她从河东坐轮船到河西戴公庙拜菩萨求子。后她到河西银盆岭我家讲了这事，我才知道了河西有个戴公庙，里面供了“戴公菩萨”。那时我还很小，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和同学去了一次戴公庙。
旧时由于资讯不发达，史料保存传播不易，到民国初年，由于报纸的推广发行，才让人们能够较真实地了解当时瘟疫发生、发展和防控的实际情况。
民国初年，战乱不止，加上水旱灾害严重，导致疫疠肆虐，民不堪命，1919年底至1920年春，长沙爆发春季发生、夏季消失的“春瘟疫”，更是火上加霜。“去年冬季久晴，数月不雨，自入正以来，阴雨连绵，寒度加重，近日大贤镇临乡镇黑糜峰一带地方居民，发现一种春瘟疫……”（《四乡春瘟疫爆发》，湖南《大公报》，1920.3.18）瘟疫迅速向城乡漫延开来，患者增多，具体症状：先表现为头痛脚软，走着走着突然倒毙。据报导瘟疫病者“多属贫民小户，居室所窄，污水秽物集多，户所疏于开放（《榔黎市发现春温症》，湖南《大公报》，1920.4.3）。病人从发病到亡故时间短促，有的一人得病全家感染，防不胜防。据记载，刚开始长沙辖区只有几人染病，接着扩大传染范围，7日内扩大到几十人，死亡9人。当时染病还有一种“黄蟮生温说”，应该与吃了黄蟮肚里有毒的寄生虫有关。
其时相关部门也呼吁加强防预，但腐败低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落后的医疗系统，防预工作几近于微。一些乡党便组织平民百姓开展迷信活动，用敲锣、鸣鞭炮祭祀仪式，来驱魔辟邪。当时还有些天花病例，政府拨款600大洋从武汉购买苗浆药物，并“规定每天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在西长安街至善堂，下午一时到四时在青石井慈善堂（施种牛痘），随到随种，概不收费”。（《警厅施种牛痘》，湖南《大公报》，1920.9.2）
1920年，湖南瘟疫流行，这是长沙某商埠口岸正在接受防疫检疫的行人 图源/株洲日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银盆岭小学读书时，看到长沙纺织厂的宿舍区内有两个大人脸上坑坑凹凹，大概是纺织厂的职工，看着很吓人，别人说是出天花后长的麻子。
天花是一种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后来我们在学校排队种了牛痘，用针在胳膊上划个十字，大多数人种后发炎留下了一块疤痕，这也是当时普种牛痘预防天花病形成的疤痕。全国解放后全民普种牛痘，1951年下半年至今，长沙再没有发生过天花，是湖南省最早消灭天花的地区。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掀起“种痘”热潮
防治疫病是长沙医疗全民普及的受惠工程。中西医结合，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在医疗领域治疗和防控的应用，使得疫病防治有了长足的进步。1957年长沙消灭了热黑病。到1993年，长沙基本消除脊髓灰质炎病。2000年后长沙消灭了白喉，此外还消灭了鼠疫、丝虫病、回归热、疟疾等传染疾病。到2005年，长沙基本没有霍乱本地感染病例报告。1965年是长沙麻疹病人发病率最高的一年，平均1万人里面就有50个人发病，到2018年发病率下降到万分之一。市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人均期望寿命从民国末年的35岁增长到了现在的79岁，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传染病防治的成功密不可分。
非典疫情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第一次大的疫情，2002年全球发生了SARS（英文缩写：严重呼吸综合症，又称非典型性肺炎），我国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地区是重度感染区域，一直到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长沙属于宽控地区，因疫情对长沙影响较小，人们的工作生活影响不大。当年2月14日，在长沙检测出第一病例，在广州打工的小乔染上非典回到长沙，通过会诊和隔离治疗，复查后无异常出院。
当时广州和北京两地出现传染病人，长沙受南北两头夹击，情况紧急，临时设立了非典长沙定点医院。它是由安沙镇长沙县中医院改建，施工单位抢建8天完工。医院分出救治区、隔离区、生活区等，县中医院28户职工大局为重，搬离小家，将自己的宿舍楼住房让给128名医务人员做隔离往宿用，为收治非典病人做出了贡献。
2004年，长沙在开福区捞刀河镇建成首家非典定点医院，即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长沙非典定点治疗医院院长周继如在抗击非典中编写了一本《非典防控工作手册》，有效地指导了一线非典防治工作。2007年为优化资源配置，长沙将该中心与长沙市第一医院合并，成为第一医院北院。
2012年，位于万家丽北侧的长沙市公共卫生中心建成，由市疾控中心、市卫监所、血液中心、市医疗紧急救援中心组成，对快速处理突发应急事件，实施疫情控制和积极救治具有积极作用。
在后非典时期，长沙疾控中心在疾病防治措施制定方面推出“长沙模式”，并先于全国推出《预防接种告知书》、“防艾社会组织干预服务”工作模式等，受到世界卫生组织推崇并在全国推广。
庚子鼠年，荆楚大疫。新冠疫情从武汉突发蔓延，后随着新冠疫情向全国蔓延，形成了全民抗疫的局面。“新冠病毒”又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病毒。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这场疫情的亲历者。疫情从2019年12月8日开始到2022年12月7号结束，整整3年，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遭遇，至今都令人百感交集。人们说得最多的词汇是“打疫苗”“隔离”“封控”“扫行程码”和“健康码”。那种恐惧、担忧、百般无助的滋味，彷佛三年如一旬，做了场梦。
2020年1月12日，长沙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人，1月24日起，全市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一律取消休假，积极投入疫情防治工作。现在，新冠疫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新冠病毒一直难以清零，至今国内仍有个别病例发生。
三年新冠疫情，对每人和每个家庭影响都非常大，对我家来说，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三年。2020年2月，我关门闭户宅在长沙家里，将当时所思所想写了《你们每张笑脸都让我感动》《爱好》《镜中人》《恐惧》《榆钱饼》一组小诗，发表在《世界经典文学荟萃》上，成为了我在疫情早期抒发压抑心情的真实记录。
三年中宅家避疫的经历，让人百感交集，身心俱疲。2019年，我母亲开年就厄运连连，大年初四，86岁老母因便血厉害，到医院检查诊断为直肠癌中期，在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出院后在家药疗食疗半年基本痊愈。
这时女儿带孙宝回到长沙，女儿是交换生，就是长沙一所大学读两年，加拿大一所大学读两年毕业那种，毕业后她留在那里工作、结婚、生子。父母说重孙回长沙这段时间，是他们一辈子里最开心快乐的日子。孙宝亲我，在长沙学会了走路，第一次开口讲话是用长沙话喊“嗲嗲”。半年后，堂客带着孙宝飞国外女儿家。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我居住的长沙小区也曾封控，人人自危，关门闭户、戴口罩的日子度日如年。期间，我娘在洗手间摔了一跤，右额角摔破缝了十几针，过了三个月才完全长好。
2022年3月，我和堂客换班，我去囯外带孙宝，她回长沙陪老人。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境去加拿大，换登机牌时，工作人员检查了打疫苗证明，看到我打的是智飞三针不让登机，说加拿大方面不认可智飞三针，后经工作人员点拨，我找了当班负责人说有心脏病，没打疫苗，才发了登机牌。
我到女儿女婿家后是居家隔离一周，国外医疗机构寄检查新冠的试纸到家里，我检测后寄给对方。到后第二天，我发现孙宝状态不好，经过在家测试是“阳”性。她在家吃了国产的小儿感冒中成药，一周后阳康。女儿测试出是隐形“阳”，吃了两次感冒药，没什么反应就没管它了。堂客回国飞机落地后，在广州和长沙酒店隔离了21天。
在打疫苗这事上，从众心理在我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担心智飞疫苗的效果，到国外又打了三针辉瑞疫苗，虽国内和国外都是免费打疫苗，但现在看来，真没必要，打疫苗后增加了个鼻炎，听人说是打疫苗的后遗症。
2022年11月底，堂客在长沙家里“阳”了，一周后才缓过来，但我母亲接着在家感染了新冠，“阳”后又摔了一跤，盆骨骨裂，家里大柜玻璃门撞得粉碎。得知消息后。我马上从加拿大乘飞机赶回长沙，还好碰到疫情解除，没有享受广州14天、长沙7天的隔离待遇。到家后母亲已经卧床几天了，我立即将母亲送到南门口骨科医院手术，手术加康复治疗共住院40天，术后恢复尚可，能在室内行走了。
疫情过去后，2023年7月长沙同学聚会时谈起“阳”过没有，大多数同学都说“阳”过，我和砣哥还庆幸为没有“阳”过干了一杯。9月中旬一天，我突然感觉全身无力但不发烧，一身痛并厌食，也不知道是不是“阳”了，没有上医院检查，自己吃了感冒中成药，过了10天方痊愈。
我们是这一场疫情的亲历者和抗争者，三年里经历了生活、工作、家庭中太多的担心、焦虑，从来没有想过，焦虑和烦脑因为疫情会成为人生的一部分，随遇而安成为了处理问题较好的状态。感谢风雨中亲友扶持和友邻帮助，同时也特别感激白衣天使们的无私奉献和努力，更感谢乌云雷雨过后的阳光和彩虹。
参考资料：
1.《以史为鉴，防治疫病——百年前的《大公报》里记载的湖南防疫得与失》，株洲日报，2020-03-13；
2.《中医抗疫简史：看古代张仲景孙思邈们如何抗疫》，新湖南，2020-02-27；
3.《一路披荆斩“疾”，长沙传染病构成疾病谱显著变化》，长沙晚报，彭放、周银柱，2019-11-28；
4.《从非典到新冠肺炎，长沙公卫事业交了一份高质量的民生答卷》，长沙晚报，杨蔚然，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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