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孝源
卧听铜官一夜雨，足慰他乡半生梦。也许是真的老了，想忆故乡，想忆故旧。这似乎是对我这个有浓烈思乡、爱乡情结，又离开故土一花甲人的慰籍！
我在铜官老街长大，近年戴建强、周生益赠送刘铁柱、何秀峰两先生的回忆录给我，我也走访了老街的长者、邻居和同学、朋友，拓宽了视野，进行了研究，加深了对故乡的了解，原来铜官有如此的辉煌，如此的繁华，激动兴奋的我，笔虽然笨拙，但没有理由不用笨拙的笔，展示故乡曾经的辉煌、繁华，让新一代铜官人了解过去的铜官。
铜官及其周边区域地图（1928年）
铜官古镇，历史悠久。
从远古到部落分治，它属古东夷；
五帝时，它属古三苗国；
春秋时期，它是吴，楚两国国界，至今保留的“吴楚桥”地名尤在，遗址亦存；
秦实行郡县制，它属长沙郡；
汉高祖时，封吴芮为长沙王，改长沙国，它属临湘县；
三国时，它是吴、蜀两国分界地；
隋朝开皇时，设“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改长沙为潭州，临湘县为长沙县，它属长沙县；
清道光年间，长沙县划为十都，它属临湘都，称普乐里；
民国三年，长沙县改都为镇，它名临湘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它改称铜官乡；
新中国成立，它属长沙县五区；
1951年，长沙县分为长沙、望城两县，它是望城县铜官镇；
1959年，长望两县合为长沙县，它是长沙县铜官镇；
1977年，长望分县，它是望城县铜官区辖地；
1995年，撤区并乡，它属望城县直辖镇；
2011年，望城撤县改区，它属望城区辖镇；
2015年11月19日，望城区铜官镇与书堂山街道合并成铜官街道。
铜官因何得名？广为流传的有四种：
1.《湘川记》载：铜官在五代十国时，马殷为楚王，治湖南、广东、广西，有“土地既广，息民礼士，湖南遂安”之说。马殷为了发行货币，派次子马希声驻地势险要处，铸造铜钱，此地后命名“铜官”。
2.汉武帝时，为繁荣经济，集中财政，控制民间盗铸钱币之患，于公元113年，令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去各地探查、采掘地下金属资源，以利控制源头。当时长沙、乔口一带有金属矿产资源，将产铜的地方命名“铜官”，而湘江东西有金、银、铁的地方命名为“金盆岭”、“银盆岭”、“铁角觜”，这些地名，都为当时设官开采金、银、铜、铁而得名。
3.清同治《长沙县志》载：三国时，魏、蜀、吴三国鼎立，为争大统，曹操率80万大军南下，其时驻守江夏的刘备和驻守江东的孙权，联合抗曹，派关羽、程普镇守要塞。一天在石渚湖畔两军会战，程、关两将军为表决心，商定铸铜棺一口，誓与曹操决一死战。后“铜棺”变为决战地地名。
4.相传，三国名将关羽大战幽州时，受箭伤跌落马下，失血过多，几乎昏迷，恰逢一逃难老妇路过，见关羽病危，在野地里找“血见愁”草药为他治伤。关羽万分感谢，认她为义母。后大战告捷，关羽屯兵石渚湖，接义母暂住，当时正值盛夏，义母染流行病疫身亡，关羽为其铸铜棺，葬于石渚湖附近，此地命名“铜棺”。棺，棺材也。铜官土话也叫“料”（音），为避讳，智慧的祖先将“棺”改为“官”，就是沿用至今，世界著名的“铜官”了。
相传铜官地名的来历，归结起来也就是“铸铜”说和“铜棺”说。
传说很美丽，传说很动人，似乎也有据可查，我看也很玄乎。有两点存疑：铜矿是岩浆作用，在岩浆的冷却过程形成的，铜官至今还没发现铜矿，也不见开采痕迹；中国自古以来，棺材取材于木，名贵者有楠木棺材。当然上世纪六十年代，木柴奇缺，铜官也生产过“陶棺”，但不受欢迎，也就短命。现代也有用水晶棺的。
中南大学研究员邓继团在铜官地名考中说：汉武铸钱，不足信，关羽二说不足据，铜官之名，关乎铜，以冶铸始。自楚倾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至今2300多年了。
铜官老街后街叫洋街上，又名六家村，我在那里住了十年，年少出于好奇，曾向长辈讨教地名来历，众口说六家村是最早这里只住六户，至于洋街上，大家都说不知道！地名，有时就是一个千古之迷，也正是这种千古之迷，才带给后人无穷的想象、无限的魅力和长久的探索，追寻……
1960年代铜官老街后街——洋街上的建筑、民居分布草图（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唐代诗人李群玉曾有《石渚》五律，提及铜官的陶业：“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巩到祝融坟。”
1998年9月，印尼苏门答腊海域勿里岛渔民，从16米深的海底打捞出一个长满海藻和珊瑚的陶罐，德国“海底探险”打捞公司被授权进行打捞，1999年6月完成，2000年开始对打捞的文物进行整理，认为这是中国唐代一艘阿拉伯商船，命名为“黑石号”。
它从中国东南海港出发，经由东南亚，前往西亚或北非，不幸触礁沉没于距勿里岛不到二海里处。内装陶瓷品就有6.7万余件，而铜官窑产品高达5.65万件，占84％。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论称，这是一千多年前“中国制造”的集中展示。其中，一只铜官窑瓷碗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公元826年），另一个瓷碗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铭文。
目前铜官窑博物馆有“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铜官窑珍贵文物162件，在铜官窑古镇建有仿真的“黑石号”供游人参观。
1956年考古工作者和瓷器专家发现了铜官窑址，并进行了十多次调查、挖掘。目前已知铜官窑遗址有30万平米，从铜官镇至石渚湖，沿江东岸十里河滨，先后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1988年，铜官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朝中期，铜官陶瓷业再度复兴，洞庭湖畔的岳州、湘阴樟树的白梅和窑头山，开始有人制陶、烧瓷，后来有宋瓷之誉称，但生产制作时间不长不知何故停产。
——摘自：何秀峰先生的《铜官风物岁时记》
铜官窑最大特点是“釉下多彩”（江苏越窑是青瓷，河北邢窑是白瓷），这里是中国彩陶（瓷）的发源地，以铜红釉色尤为著名。
铜官窑另一重要特点是工匠在器物上书写文字。不但有上述“有明（名）樊记”这样的广告语、“宝历二年”的时间标识和“茶盏子”之类的功能描述，还包括诗歌。本地1983年出土的7000件瓷器中，有文字的248件，经过专家整理统计，剔除重复，目前知道的铜官窑瓷器上的诗歌有103首，题记98则。
过去烧窑还有讲究，漫长的春季，雨水多，天寒冷，阳光少，窑工们无奈只好等到农历四月初八，才烧头窑。到农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不管气候多好，陶工都停止生产，名曰“收手”，准备过年。又由于迷信和重男轻女，妇女绝对不能上窑背，否则有污窑神，降灾于窑货。这个规例，直到解放后合作化时，才被当时管瓦社女社员蒋慈真打破。
陶工们，经年累月，用粗糙的手，和泥，制胚，上釉，将一件件半成品在窑内经高温烧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钵、罐、缸、碗、杯、壶、管、瓦等精美陶器。
烧窑，看是火烧，其实是用心在烧。窑火燃起，窑工们守候窑前，不分昼夜，轮流值班，伴随他们的是熊熊窑火、阵阵江风、隐隐涛声和日月星辰。煅烧出的器具，成为历史，成为文化，成为文明，甚至成为人类真正的珍宝！
一唱雄鸡天下白。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陶工翻身做了主人，他们抬着领袖巨幅画像上街，玩龙舞狮迎接解放。
1953年，由1020户，2579位陶工，成立了55个生产互助组；
1956年元月组成行业合作社，按产品专业化，设了大货一、二、三、四社，钵业一、二社，管业社和陶矿社等十个生产合作社，拥有社员4898人；同年7月，成立望城县铜官陶业合作联社；
1958年8月，大跃进年代，陶业全部生产耐火材料，转为地方国营铜官耐火材料总厂；
1959年元月，更名地方国营铜官陶瓷总厂，下设八个分厂和发电厂、陶矿厂、试验所各一个；
1960年，更名为国营长沙市铜官陶瓷公司；
1962年调整为集体企业，恢复陶瓷联社名号，下设13个分社；
1966年10月，更名为铜官陶瓷工业公司；
1978年2月，收归省管，更名为湖南省铜官陶瓷公司，下设厂、车间、班组；
1985年，下放长沙市管理，公司名称不变；
1987年陶瓷生产进入有史以来最兴旺时期，企业更名为湖南省铜官陶瓷总公司，下设八个厂和研究所、水厂、纸箱厂、机械厂、基建公司、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综合经营公司等16个单位，在岗职工6242人，成为湖南省最大的集体企业之一，升格为县团级。
1994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加大力度，除二厂仍保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更名为星光炻瓷厂外，其余企业全部引入民营机制，实行租赁经营。
铜官陶瓷三厂老照片 图源原载《中国茶全书·湖南长沙卷》
解放后，铜官陶瓷产品由比较单调，发展到有日用陶、工业陶、建筑陶、美术陶、炻瓷五大类，7000多个品种，其中有上千品种走出国门，畅销海外。
湖南1948年8月4日和平解放，我是“新湖南”的同龄人，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铜官陶业的兴旺和繁荣。那时从铜官街到誓港，五六里的江岸，停泊着数以百计的装、卸货的大小船只，一船船的芦柴从洞庭湖周边源源不断运往铜官，一队队挑夫将芦柴送至窑口，一车车陶土用独轮车送往各生产单位，一辆辆刚出窑的陶品又用独轮车运往河边装船。水陆交通繁忙。
少不更事的我们，放学后作业不做，书包一丢，就邀同学去河边捡芦柴，弥补计划用煤的不足（当时一户供计划煤100斤），常看到高高的柴堆上，站着缺了一只胳膊的金师傅（大家都称他金八爷），挥着长杆，驱散正扯柴堆里柴的小伙伴，玩皮的我们在捡柴回家路上，还跟在挑柴人后面，见机踩一根芦柴尾，停下，等挑夫前行数秒钟，一根三四米长的芦柴，就成了我们的猎物。当我失学，后来也加入挑柴行列，感到挑柴的辛苦，更怕别人在后面踩柴增加负担时，才反省儿时我们的无知和不应该。
当时在运窑货的队伍中，有一女职工，她身材高大，身体健壮，人称叶满大汉。她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几口直径米余的大缸，足有二三百斤，上岭下坡，如履平地，不是男子汉，胜似男子汉，行走数里，运抵河边装船。每当遇到她，我都投以敬佩的目光。七十年代未，河南驻马店发生前所未有的水灾，无数人流离失所，其中有一支辗转到了铜官，带来了由骡马和板车组成的骡马车队，成为铜官运输的生力军，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还记得，当时铜官镇人口三万左右，而陶瓷公司职工家属约有二万余人，占全镇人口的三分之二。清晨，从窑上经云母寺、火绕坪、七板桥、高岭上上街买菜的上千人把老街占得满满；入夜在下街原贺达昌行、王香铺几个茶馆，每晚满坐的基本上是劳动了一天的陶工，他们花上几分毛把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围着八仙桌喝茶、聊天，舒缓一天的疲劳；和平戏院演花古戏、湘剧或放电影，总是一票难求，开演前和散场，下街总是挤得水泻不通……尽显全县经济重镇活力。
铜官陶业的发展兴旺，也受到高层领导和艺术家们的关切。
1983年9月25日，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在北京亲切接见了时任陶瓷公司党委书记周新民，并将英国首相送给他的一面电子钟转赠给陶瓷公司，勉励广大职工要争分夺秒，开创社会主义新事业。
1984年3月、1988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宋任穷，分别在省市领导陪同下，专程视察铜官，勉力陶瓷公司“发扬优良传统，振兴铜官陶瓷”。
1978年8月全国美协主席、著名画家吴冠中，1981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张步，1983年武汉大学美术系教授、著名画家韩美林，1989年和2005年著名美术大师黄永玉，1992年5月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等等，都分别来铜官陶瓷公司参观、指导。
其实，早在1923年1月，在郭亮陪同下，毛泽东就来铜官召开过陶业工人座谈会，调查工人运动情况，了解陶业工人生产、生活状况，历时三天，住在袁嘉湖刘家老屋。
1961年我在陶高上小学时，有天下午学校组织在袁嘉湖挑土，遇到了非洲马里的客人来铜官参观。
铜官陶业，逾千年历史，培养出了数以百计的艺人、大师。具代表性的有：
湖南十大工艺美术大师之一的“泥人刘”刘子振，他少时拜“窑状元”胡树生学习陶艺，21岁独立门户创办陶艺窑场，潜心钻研陶艺，主要为民间各地祠堂、庙宇设计泥塑神仙菩萨及民间传说动物，设计制作民间建筑中各种屋脊爪角造型，解放后曾应聘前往南岳、杭州、北京、天津等地参加修复国家文物艺术品和重塑建筑装饰，还为广交会设计创作了三米高的绿釉圆座“龙盘花瓶”，设计制作了12厘米高、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塑像；
上世纪30年代试制彩釉陶火缸，淘汰老式火钵，60年代试塑毛主席半身像成功，自学成才的老艺人周和生；
进修于浙江美术学院，师从国家一级教授周轻鼎；
参加制作郴州女排训练基地大型彩陶浮雕陶瓷壁画“中国姑娘”的“泥人刘”第三代传人刘坤庭；
出身陶瓷世家、被选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设计制作了五米高的毛主席大型陶瓷塑像等佳作，1987年和1993年相继作为专家，赴突尼斯、柬埔寨指导陶瓷技艺的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雍起林；
出生陶瓷世家，试制成功了“铜红釉”仿唐壶，被黄永玉给予题词“陶粹”的胡武强；
参加制作人民大会堂大型陶塑“鹰”和陶瓷壁画“中国姑娘”的湖南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刘锡武；
1958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作为湖南艺术界专家，抽调去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设计布置，大跃进期间，试制成功当时市场急需的工业耐压水管和耐酸泵陶瓷机体，1969年为著名雕塑家张松鹤塑制的湖南大学广场大型毛主席塑像制作模型，模型翻制放大后效果极好，被毛主席审定为全国保留的极少数广场塑像之一的老艺人冯炳坤；
……
“泥人刘”第三代传人刘坤庭 图源/长沙晚报摄影部
一代又一代的陶艺大师级人物，生于斯，长于斯，把毕生精力和智慧献给了家乡，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是铜官人的榜样，是铜官人的骄傲！
铜官因产陶土，因临湘江，催生了陶瓷业，又因陶工和艺人的聪明才智，吃苦耐劳，敢于发明创新，发展了陶瓷业。陶瓷业在铜官的发展成就了铜官，使它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当之无愧的名镇！
民国以前，铜官的教育是私塾。1910年（宣统二年），临湘都（辖长、望两地）境内开始有初、高级小学。
民国伊始，政府效法西方，改革教育，提倡新学。铜官热血青年邹寿桐（彤），顺应历史潮流，紧跟时代步伐，在本地倡导、创办新学。
邹氏族谱记载：邹寿桐（彤）生于1880年，1950年去世，享年70岁。他出生耕读之家，从小熟读诗书，早期留学日本12年，入读日本东京高等警监学校，著《监狱学》二卷，《汉译法学论》一卷，《话香诗集》二卷，《自著年谱》一卷；民国元年，任临湘镇议员，兼县立西湖寺小学校长，临湘镇学董；1912年在铜官东山寺戏台创建铜官镇东山寺初等小学，任学董、校长，经费由当地商家和富户筹集；1916年，任长沙县第九高等小学（书堂山）首任校长。
据原望城县政协副主席陈克新回忆，他1940年考入书堂山学校，该校先后有邹寿桐（彤）、王超丹、凌志辉、李阜薰、危存急等先生任校长。
三所学校，分别培养出了工人运动领袖郭亮（郭亮牺牲后，恩师寿桐公曾借诗《瓶花》“花在枝头放，摘来瓶中养。可怜好花儿，却被无情丧。”深表悼念），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尼泊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和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毛泽东推荐的苏区巜红色中华报》第一主笔，2016年出版的《新华社150烈士传》排名第一的周以栗等优秀学生。
民国时期，新学虽起，私塾仍存，具有代表性的先生有：李宝芋、李爱生、刘松寿、刘汝华、陈调元等。直到解放，私塾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利用铜官镇东山寺、观音堂、福湘宫（位于袁嘉湖）、泗洲寺（位于誓港）四座寺庙，办起了以寺庙命名的四所公立初级小学，后分别改名铜官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初级小学，学生就近入学，在校学生1500余人；又在镇中部的刘家菜园，1937年创办的陶业工人夜校旧址办起了公立铜官镇高级小学（前称为铜官陶业高级小学，简称陶高），五、六二个年级，学生350人左右。
1952年建于铜官镇郊周家坪的原望城二中，前身是由朱淑骈先生于1942年在靖港创办的私立自强中学，1959年长、望合并后更名长沙县铜官中学。
我1956年入铜官一校16班（后改为民办一班），当年招三个班（14、15、16班），全校12个班，学生400余人。校长先后有周六生、易少龙、朱方。一校学生来自老街、马厂、太丰（也是就近入学）。我们的任课老师有：秦思顺、殷勇、刘克剑、赖文亮、钟岳山、苏瑞英、周正华、余杏聪等。我的班主任是钟岳山、苏瑞英。（一校文革中改名郭亮小学，2014年整体迁往马厂新校区，现名铜官镇郭亮小学，目前6个班，300余学生，校长谢恩。）
1960年我入陶高，当年招50、51、52、53四个班，全校八个班，学生350余人。陶高校长1962年以前，先后有李学成、任仕林、邹平、吴干、陈春林、王运连。王运连校长在陶高任职时间较长，后又调任郭亮中心小学和镇中学校长，上世纪七十年代，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模，2024年2月26日辞世，享年98岁。1960～1962年，陶高教导主任谭星灿，教师有：苏瑞英、陈惠君、邹连波、袁淑容、黄昆汉、周正华、焦正国、高克寒、贺定熙、蔡强兴、谭克佩等。我的班主任是苏瑞英、陈惠君。（1970年陶高升格为镇中学，现学校撤销，教舍拆除。）
当时全县的工业重镇铜官，人口三万左右，小学生不足二千，占人口比例不到7％，初小升高小率不到四分之一。我们50班升中学14人，升学率为38.9％。
1962年，我考上了长沙县铜官初级中学。我们入校时校长是彭蒲沼（第二任校长），1963年汤正惠（邹连波丈夫）接任第三任校长。教导主任王权极，总务主任姚植吾，语文老师王毅、张秦、冯德林、吴干、吴贻庄，数学老师陈典春、肖科华、刘咏芝、汤声咏，俄语老师黄宝珍、李曼莉，英语老师杨业超、马纪庄，生物老师孙度、王怀录，历史老师黄宝珍，地理老师陈春华，政治老师熊淑君、叶义和，体育老师王守政、龙学儒，音乐、美术老师舒瑞凯，校医易立修及夫人，财务李杰芳，总务姚菊泉，工友老卢等四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铜官中学，三个年级，通常是八九个班，往往每年招三班，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或劳力不足，有的又提前就业，导致部分同学中途退学，毕业时三班并为二班。比如我们入学是31、32、33班，毕业时合并为31.2、31.3二个班。我们届毕业共91个学生，32人考取普考，10人考上中专，录取率为46.2％，在全县名列前茅。本届学生除铜官地区外，还有来自靖港的刘晓奇、彭金鳌、彭惠珠三同学。（长、望两县分开后，1980年铜官中学改名望城五中，后五中与二中合并至桥驿，五中校址划归铜官镇中学，望城撤县设区后，2009年更名望城区铜官中学。）
铜官当时在熊家塘办有一所民办高小，我中学同学谭志奇的父亲在该校任教；还在誓港原湘乡会馆办了一所民办中学，三个班，学生80余人，其中有靖港学生23个，校长张志清，教师有吴纯武、麦子良、邓金荣、谭子文、李淑珍、周老师等。
1972年3月陶瓷公司子弟学校成立，小学五所、中学一所，整体规模较大，2005年撤销，学生整合至附近中、小学。
2011年末，铜官人口23390人，中小学生占人口比例仅为5.1％。当时铜官区辖内还有以下学校：
1.西湖完小。清同治年间，由当地张、郭、瞿、雍四大姓捐资创建西湖私塾，民国初年改为高小，并在瞿家坪、司鼓台等处增开小学，1950年代改名西湖完小，六个年级12个班，400余学生，后一度升格为西湖中学、郭亮中学，现都停办，周边学生往茶亭、望城，甚至长沙就学。
2.书堂中学。书堂中学前身是1916年创立的长沙县第九高等小学，首任校长是铜官新学倡导者，创立者邹寿桐（彤）先生。2005年石渚中学（原石渚农校）撤销合并到书堂中学。
3.梅园中学。光绪年初（1875年），谭氏族人谭仁芳，用屡建战功得到的500两封银，为族人购置学田400亩，在族祠建造学舍，创办义学。民国初年，提倡新学，由谭炳魁、谭拓青、谭家骏、周竹安将私塾改为初、高级小学，其校名亦由“谭家园学校”、“梅园私塾”、“梅园义学”演变为“梅园高小”、“梅园完小”、“九峰完小附中”、“茶亭中学”、“梅园中学”。2008年1月8日，85岁高龄的名誉校长谭德静女士，又从美国回校指导工作，在确保捐资10万元奖学基金本金不动的前提下，每年的6000元奖学金由其补足发放，并另设助学金2000元，补助十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4.简文中学（茶亭望群村），前身为台胞王又曾（原国民党中常委，台湾力霸集团董事长）先生的父亲王筒文于解放前创办的尚义小学，解放后曾更名“长安完小”、“毛公塅完小”，1972年升级为毛公塅中学，1996年王又曾先生捐资800万，重新选址建校，更名为“简文中学”，1998年投入使用，至2005年已形成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006年王又曾先生回校视察，又捐资4万美金，新建了一流的微机室和多媒体教室。2014年8月开始与望城一中联合办学，更名“望一简文学校”。
5.东城中学。东城余家函余氏家族族校，由余氏五房公祠主办，初为义学、私塾、学馆、地方书院，民国初改办新学，名“静胜完小”，六个年级，校长余应怀，教导主任余仕廉，荣誉校长余露沙。1957年提升为初级中学，学校迁至宋家桥胡家祠堂，名“东城中学”。1970年代，在祠堂后山建现代规模的教学大楼。余载德先生任校长多年至退休。
此外，还有新塘冲、明月塘、求田、河桥、老马冲、马厂太丰等小学，现都不存在了。
目前，铜官街道辖内（2015年区划调整，辖区与前述不同）有中、小学各二所，除郭亮小学外，还有花果小学。花果小学前身是1952年创建的符实小学，1972年改名花果小学，2004年由铜官电厂拆迁指挥部建新校，合并了原石龙、三星小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数代园丁在几平方公里的沃土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解放初至上世纪末期，铜官藉老师，又在本镇和周边学校任教的，除上述已录的外，我的记忆里还有：张海涛、刘健三、焦铁刚、李必贵、李自迪、王子义、郭舜颜，周六生、周国碧、曾国光、杨觉梅、邹景民（王运连夫人）、邹国新、邹步亭、邹义权、邹四满、邹毛满、殷喜兰、殷运秋、贺静辉、刘力长、文淑元、阳自修、谭正军、李正华、周述煌、金国强、文炳炎、杨德新、骆树华、袁厚纯、曾敏吟、郭润君、张文、李凯军等等。
上世纪四十年代，从东山寺、西湖寺、陶高小学走出去的有：
贺曼罗，1956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61年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任研究员，首创实用厌氧胶和国内填补空白的建筑结构胶等50余种先进胶粘剂，获院、部奖励多项，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辽宁省劳模。著有《胶粘剂与其应用》《环氧树脂胶粘剂》《建筑胶粘剂》、《建筑结构胶及施工应用技术》等书。2010年被原望城县聘为科技顾问，2017年被评为中国胶粘剂三十年来十大功勋人物之一。现仍发挥余热，为大连理工大学指导硕士生，出席胶粘剂方面相关会议。
谢应龙1956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2年毕业服役海军某基地，軍事气象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荣立过二次三等功，直至退休。杨鄂强，1956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曾任湖南省对外贸易厅到厅长。周顺贞，1956年考入武汉医学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铜官一、二、三校，陶高、铜官中学走出去的有：
罗海藩，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佩纯，1964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北京芳草地小学（外国人子弟学校）任教。
谢圣龙（谢应龙弟），1964年考入武汉电力学院（后因病退学）。
刘雨呜，1965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现北大医学部），1970年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毕业分配到甘肃和政县农村锻炼，1971年再分配到甘肃省国防工办、兵器工业部5207厂医院，1988年调兵器工业部358厂医院，曾任主任医师，副院长，院长。1986、1991年分别被评为甘肃省，河南省国防工办系统的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刘淑兰，1965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机车车辆厂工作。
我们要感谢当年在艰苦的条件下教书育人，把青春、知识和智慧，无私地贡献给铜官教育事业的老师们，我们将铭记他们！我们也应铭记、感谢百余年来，为发展壮大铜官教育事业捐资捐款，行善积德的先辈，是他们为铜官的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的功德不朽！他们的精神长存！
铜官人的祖先，聪明勤劳，根据本地地理环境，将商贸集中的老街称“街上”，把街后的丘陵山地，因主要生产陶器（铜官土话窑货）叫“窑上”，而周边广阔的农村起名“乡里”。见到朋友、熟人，问你去哪里，说去窑上或去乡里，就知道他去的大至方位。
铜官的街，如果从老街到誓港，沿河走有三公里左右。清末至解放初期近一甲子，铜官的商贸集中在铜官、袁嘉湖、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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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铜官老街商贸圈
据回忆，老街有大小店铺超百家，集中在七板桥到火烧坪六七百米距离之间，不仅服务于附近的马厂、太丰、西湖寺、书堂山、梅花岭、茶亭寺、周家坪、戴公桥、丰城岭、慎（宋）家桥，还远及靖港、乔口、长沙、湘阴、湘乡（誓港还有一个湘乡会馆）、益阳、常德，甚至湖北。比较大的南杂店由西往东有徐乃和、春源昌、源泰、万顺斋、永泰、万泰和、惠来斋、裕孚大、大恒昌、协大等。
这些店都依山而建，二层，多为合股经营，店面较大，品种全多，服务周到，有的是前店后坊（作坊），还有优质山泉水井，批零兼顾。比如：
源泰，是由邹寿桐（彤）与堂弟邹寿松、黄四爹等四人合股经营，居街中心，面积六百多平米，员工三四十，靠山临坪，店对面是约两个篮球场大的泰源台子，走过泰源台子就是湘江（当时河床到了堤边，可停大船）。店铺青砖木结构，前檐寿头滴水，复叶形拱和弧形拱交错，凋花格窗，朱梁画栋，碧瓦飞檐，敷以油漆，色调柔和、古朴、端庄。进店门，左右两边是柜台，中间营业，走到二进是接待南来北往洽谈业务的客厅，再往里走是仓库和酿酒、加工副食、炒货，制作香干等的作坊，临山是深十多米的吊水井和制作酱油、豆鼓、酱菜处。二楼是店员宿舍，东边楼顶有一个晒台，供凉晒面条之用。它批发的商品，一部分自产，一部分联营代销，批货给来自农村的零售店，经双方协商，可在领取调货记账手册，暂时无钱，可赊账，时间限一月，且不收利息，深受小商店欢迎，生意越做越旺。源泰制作的糕点，具有特色的是五香茴饼和沙仁糕。沙仁糕的原料选用优质稻米，与炒米粉混合，茶油搅匀，再加桂花糖进烤炉烘烤而成。
邹寿松先生的二子邹兆祥先生，1912年生于镇郊新塘村（现彩陶源村），14岁在本镇万泰和学徒，三年后又在万泰和帮工，1931年进入源泰，后任源泰经理，直到1954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限制改造而歇业，1956年公私合营后成为铜官供销社职工。1947年当选铜官南贷业理事长。他在几十年的商业生涯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一是善识货，比如桂圆、荔枝这些干货，他只要用手抓捏一下，往桌上一摆，便能准确说出其产地；二是一秤准，顾客买东西，只要报出品名重量，他用手抓了放到秤盘里，不需添减；三是心算快，往往是称后不需算盘就报准多少钱，分毫不差，那时一斤是十六两，斤求两，两求斤计算很复杂；四是包纸包，那年代，南杂商品，多以纸、荷叶包装，他能根据不同商品迅速包出三角形、梭形、梯形、长方形、正方形等不同形状的包，且棱角分明、美观大方、结实难散。1975年退休，1980年去逝。
永泰则是郭受和、郭受福兄弟和左炎寿、左威、郭赞元、李固寒、周为凡合伙经营的。
源泰、永泰的香干是从湘潭请来的王德和、王德云和许兰生、许梅生兄弟制做。香干选用优质黄豆，用第一轮豆浆，加适量食盐、八角、茴香水紧压成块，卤制而成，香嫩可口；春源昌的水酒，除制作讲究外，还得益于山下清泉蒸馏成酒，甜美香醇；万顺斋的筒子面，上等面粉手工精制而成，它出售的小花片、笔杆糖、交切、寸金、雪枣、响饼、月饼等副食品，后期基本出自糕点大师雷守谦之手；惠来斋的鸡蛋糕，上等面粉融入充足鸡蛋、白糖，用木炭火烤制……
万泰和是万氏独资开办，经营南杂，曾于1939年春节大年三十晚，因大放鞭炮引发火灾，毁于一旦，但当时掌门人万美林（万四爹）变卖乡间田产，重建开业，再显辉煌。
解放前铜官也有酒家，陈老板的“醉月楼”、张氏的“十里香”和董满公的“聚香居”较著名，大众化食品“米豆腐”、“白粒丸”也时尚。解放后统归供销社的饮食店。我妈她们“达会”时，二三块钱一个月，急用钱的发起人得头会，往往要给其他十个会员各送一块面或粉牌子，我妈当然舍不得吃，让我到饮食店去吃，一碗面或粉八分至一毛钱。过苦子我亲戚结婚，我们家去吃喜酒，也在街上一家店子办，记忆犹新的是用面粉做的“人造肉”代替猪肉，也吃得有滋有味。
规模经营的药店有杨德星堂、袁颐丰、金云寿堂，它们不仅售中药，老板有的还兼中医号脉。还有李怡寿、黄永康、张益顺等小药店。
经营饮食的有谢和记、雍记、夏记粉店，“贺汉云麻油猪血”和“福禄豆腐脑”；“盛长生、谭满爹鸡蛋糕”（这种鸡蛋糕，是用长嘴铁壸将装满的大米浆，均匀倒入直径约30厘米、高二寸共有20个左右的圆柱铁筒里，用炭火慢慢烤熟，而后插入1／4片黄色片糖而成），还有“刘三爷的油饼”“刘碧华的红绕蹄花”“叶和爹的糖油粑粑”“朱锡新的小钵子甜酒”“郭满爹的荷兰粉”“罗凤庭的牛白页和红烧蹄花”“郭春生和谭满爹的饺耳（混呑）”……这些有的有店铺，有的无店铺，但在街边有固定点位，或只做早点。入夜还有“谭满爹”（人称“谭满饺耳”的饺耳担担）沿街叫卖，夜深人静“饺耳！卖饺耳啰”和深夜的更声，湘江中江猪子（河豚）叫声、烧窑的工人换班、呼唤工友接班声，声声清脆悦耳……
入夏，街上有人在家门口摆条半高长板凳剥菱角，腌制红薯片和刮凉粉、豆腐脑来卖，好不热闹。
规模经营纺织品的有介仑昌、绵纶绸布店、捷湘布号、竞成棉布号、胡正昌棉布店；经营百货的有福隆昌、刘大兴、刘合茂、盛合大、焦尚云、姚正记等；经营粮食杂粮的有贺达昌粮行、谢泰森粮行（解放后改为谢仕安、叶荣选、董运生米粉、油粑粑店）、金大有粮行、李复顺米行等；经营肉鱼的有柳四爹、余锦记、刘子清、易仁记、张云记、谭记屠行和李泉记、协顺、大顺鱼行，余一爹干鱼店；还有祥丰厚瓷器店（老板周正安，铜官人俗称周瓷器铺）、谭记烟铺、李七爹煤炭行、裕农桐油石灰行、王家香铺、李福田烛行、杨记废品店（金线巷东）、杨德顺纸行、杨德孚书纸印刷、徐福记装裱店、谭兴茂木屐店、刘氏纸扎店、伞铺、徐记、谢记、殷庆福理发店。
殷福福理发店在源泰斜对面、泰源台子东边，门面宽敞，夏天在靠近屋顶有一个二米多长，尺余宽，用人工拉扯的布风扇以降温，每到大年三十夜晚前几天，排队理发的客人，甚至要等到深夜。那时理个发，收费一毛。而今，殷师傅的儿子仍在东山寺后开一个小理发店，生意蛮好，我回铜官有时专门去理发，重温他爸给我理发的情景，价格八至十元，我同学曾龙蛟每次专程从窑上走几里路下来理发。
不可思议的是，那时街上竞有“张运生”“金保先”“姚绍宏”“姚绍龙”“胡松楼”“胡保林”“蒋金堂”“蒋德福”“李国华”“刘绍龙”“刘汉堂”“刘应泉”“高桂福”“王罗生”“周一爹”等15家豆腐店和集大兰花干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何秀峰照相馆。生于1935年的何老，老家长沙天心阁小高码头人，1938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的文夕大火，家中一切化为灰烬，1944年日冦攻占长沙，他被迫去湘阴上小学。1946年，由于家庭日益困难，11岁的他只好在长沙兴汉门内的际明照相馆学徒。1948年兴汉门至水风井要修马路，照相馆拆迁而解散，他只好游走乡下流动给人拍照。1951年铜官陶业兴旺，市井繁荣，他看中这一商机，便驻足铜官，1956年过渡到铜官供销社。他用精湛的技艺为铜官的父老乡亲服务了三四十年，是历史上铜官第一个照相馆，不但为铜官数万人，更为铜官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我的婚照出自他手，我爸在供销社1975年的退休集体照出自他手，快50年了，仍相当清晣。
当然，作为全国五大陶都之一，街上也有大小窑货店数家，出售各种陶制用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吃食堂饭时期，蒸饭的钵子供不应求。在河边有几家对外阜批发的窑货店，成立陶瓷联社后撒消了。
邮局、银行、税务、医院、和平戏院、书店，也在解放初落户铜官老街。
铜官老街旧影。摘自刘铁柱先生著作《铜官古韵》
2.誓港商贸圈
誓港街著名的商铺有裕顺昌、毛乾丰、郭万和、蔡万和、黄俊泰等南杂店，其中裕顺昌规模最大，兼有糟坊、熬坊，殷实丰裕；毛乾丰名气最大，年收谷租千余担；蔡万和地处街中心义渡亭，地址最佳；还有骆恒泰饼坊、源茂糟坊、潘大章布庄、廖炳生屠行、朱仁和药店，酱厂、蛋行、豆作、鱼行、饮食小吃……
说起誓港，地名也有来历，相传唐时李靖讨伐梁王肖铣，在此誓师，故名。此街规模与铜官老街差别不大，其最大特色是与靖港隔江相望，铜官、靖港、誓港曾有“小武汉三镇”之称。街中部有个“义渡亭”，是铜官方圆30华里湘江两岸水上唯一交通码头，有4艘公渡木船和数艘私家小船摆渡。
誓港街义渡亭码头 截取自刘正祥绘画作品《古镇之秋 》
3.袁嘉湖商贸圈
袁嘉湖商贸圈有十多家铺面，涂大顺南杂店、周义顺、周利顺干货店，邹复兴豆腐店、莫裕盛包子店、盛颐顺木器店、谭记圆木店、梁记理发店、蔡文兴铁器店等。后袁嘉湖修建了陶城广场、总公司办公楼、剧院、供销社综合商店，过去的商店、民居均拆，现在在他的东边有条俗称“二哥街”的商业街生意不错。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商业归属供销社或合作商店，“源泰”也好，“杨德星”堂也罢，私营企业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百余私营工商业，只剩下20余家国有、集体企业，严格地说只剩下供销社和合作商店两大家。
小手工业，在全县也是铜官一大亮点，其布局很有特色，他们不与商贸业争地盘，而是大多数窝驻在街的东西两头，避免喧闹，远离闹市，一户一业，独享一方消静，专心做好手中的活计。
上街，从李家花屋到七板桥，依山这边大概排序着周三爹、廖尚仁兄弟铁匠铺，生产简单的铁制器具；临水这边，基本排序着廖春生、刘海生小木铺，刘海义棺材铺，周春林、周春仕兄弟小木铺，谢炳记圆木店。
下街，从云母寺到火烧坪，临水边有谭爱梅造船社；周四爹船厂，周明元麻棕索店（俗称周棕铺），店里常在门口街边，占用一二十米用来绞绳，主要生产船用绳索等；周锡泉竹器行（俗称周蔑铺），蔑工们将长长的坚硬楠竹，加工从薄薄柔软的不同规格的竹条，蹲在土质地上，织成一张张船用遮风档雨蓬和其他日常用品。依山边便是周记、李正记车木店，“谭宏泰”、“冯长发”、“吴广顺”三家铸铁厂（俗称吴、冯、谭铸铺），生产农用犁、钯头、炉桥、铁砂统子等。
后来木业成立了木业社，木工厂，又改为童车厂。木工厂最兴旺的是1965～1967年间，有职工四五十人，书记李水生。那时在农村推广打稻机，木工厂是县重点生产厂，下好料的木板一时难干，于是在洋街上和戏台坪各建了一个烘房烤干木板。我和几个失学同学，被居民主任彭菊秋安排去烘板子，干了七八个月，月工资27元，无休息。
铁业与铸造成立了铁业社、机械厂，后又并入陶瓷公司机械厂，现在都不复存在了。
由于河道改变，又有防洪堤，河岸消失了，棕、篾业后来又合并改业成了锁厂，这是后话。
誓港街尾，有一片造纸作坊，由“袁梅生”“曾树林”“谭玉桃”“金小平”“刘鄂生”等九家小作坊组成，原料来自附近农民秋收后丰富的稻草，用土法先将稻草浸入装满石灰水的池中，溶腐到一定程度，用牛碾碾碎成浆，然后用方篾折，将草浆从池中捞出，晒干成黄草纸。解放后成立了合作社，后发展成望城县第一造纸厂，部分实行了机械化生产。
造纸业污染重，前辈也深知此，所以选址在镇郊，避免了居民集中区。造纸生产中，它的污染特别大，我们去铜官中学上学要经此厂，好远就闻到一股难闻刺鼻味道，走近就见黄色污水横流，流入田地，流入湘江。现在早就关停了。
1950年代还在金线巷西成立了一个缝纫社，有二三十名员工，我邻居姚佩兰一度担任负责人。那时每人一年计划布票一丈四尺五，缝纫社的生意也很忙，尤其过年节要排长队等栽剪师柳国权，量身栽衣。过苦日子时，我爸买到一丈多蓝色再生布，在缝纫社帮我做了一套学生装，粗糙的布纹可以擦痒，穿烂了，妈妈又帮我细心补好。它伴随我读完小学，长大了，长高了，才依依不舍把它丢了。后来票证取消，大量成衣上市，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缝纫社也随之淘汰、消亡。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时代的必然。
湖南花鼓戏《补锅》，上世纪六十年代风靡全国。铜官也有一个补锅匠一一彭师傅。他是外地人，在洋街上租一间平房，整天系着腰围裙，挑着一副平底敞边箩筐，一个装风箱、火炉、焦炭，一个装着坩埚、生铁、锉子、铁砧、小锤子等工具，夫妻二人，走街串户，街上、窑上、乡里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补锅程序是检锅、熔铁、补眼、复查。开炉时，炉子生火，添上焦炭，小坩埚内放几块生铁片，慢慢地生铁化为铁液。他用特制耐火小匙，从坩埚里舀出一点铁水，倒在一块软布泥上，滚动的铁水，似一粒红色珠子，迅速对准锅外的破处一点，另一只手则用沾满泥灰的圆布简从锅内对着一按，只听滋的一声轻响，锅破处泛起一缕轻烟，铁锅补好。待凉，用砂纸将补顶处打磨平整，糊上一点湿黄泥，就完工了。一般一个补顶收费五分、一毛。看似简单，也是技术，且是辛苦活，既脏又累。过去，百姓生活没补锅匠还真不行。
比起补锅，修鞋就轻松些，也干净些。洋街上还住着修鞋的姚国斌，我们亲切称他为姚秋叔。他的工具是一把头部扁平分叉微弯，底圆身方的小铁锤，一个一头大一头小，尺余高的丁字型铁支架，长方形的旧木箱里装着钻子、削刀，剪刀、线、粗针和小块牛皮或布等原料。摊位常摆在老街中部金线巷口，背后是一个二三米左右高，麻石材质的小宝塔（化纸炉），身穿黑色长腰围裙，端坐在矮凳上接待前来修鞋的新老顾客。
我没有在姚秋叔那里修过鞋，但他待客亲切热情的音容笑貌，却清楚地储存在我记忆里。他无儿女，父亲是做火焙鱼的姚四爹。他还做过居民小组长。其实，街上还有一个人称“利（当地土话歪的意思）嘴巴”的矮瘦，嘴歪，走路蹒跚的老人修鞋，巧的是他也住在洋街上上面的风蓬岭上。
修鞋也好，补锅也罢，都是当年不可或缺的，新时代当然有的消失了，补鞋则用机补了。
修鞋
民以食为天，和任何地方一样，铜官人在吃上也下足了功夫，做出了铜官味道，吃出了铜官水平。传统的席上比较常吃和公认的有红烧鳝片、冬瓜炖泥鳅、大杂烩、红烧桂鱼、虎皮肘子、粉蒸排骨、红白肚尖、时令鲜蔬、炭炉子火锅等等，看似除了肉就是鱼，但搭配得当，其味无比。当然更高档次的也上海参。例如大杂烩，是以蛋卷、油炸肉丸、清蒸橄榄丸、肚片、腰花、玉兰片、油炸鸡蛋，以胡椒、葱、香菇、云耳原汤相辅。
铜官的风味菜肴，选出我最爱的介绍几款：
1.“砣子肉”（红烧肉），它取五花三层的带皮猪肉，煮到七成熟，切成四五厘米的方砣，经料酒、食盐、冰糖、酱油、胡椒粉烹制，待脂肪溢出，入席时肉体松酥，金黄透亮，香甜鲜嫩。
2.“火焙鱼”，将从河中打捞出的一种体圆、刺少、肉嫩的“磨嫩子”小鱼，清理好内脏，清水冲洗后沥干，均匀地摊在尚有余火的灶上抹少许茶油的热锅里焙烤。干后金黄色、微焦，烹调时与豆鼓和切细的辣椒、蒜子同炒。起锅时加少许食盐、酱油、麻油，脆嫩香甜。据说毛主席也爱吃“火焙鱼”，洪家洲鱼民曾在文革期间，精心焙制，送给他吃。洋街上的姚四爹，专做火焙鱼，在街上摆地摊卖，用摊开的书纸，上放大约一二两火焙鱼，售价一毛。
3.“冬笋炒腊肉”，乡下盛产南竹，冬笋是南竹主根上尚未出土的嫩笋，粗壮肥实，富含营养，将半瘦半肥带皮腊肉切片，加适量食盐、酱油、食用油炒制。据传曾国藩将此菜推荐给了官廷，使其成为“满汉全席”中的一员。
火焙鱼
小吃也颇有地方风味，简单介绍二款：
贺汉云的麻油猪血，是生猪血加佐料。生猪血以水和清油调发，搅匀，结晶后，划成小片状下锅，配以凤尾酸莱、花椒粉、酱油、葱花、麻油、骨头原汤，最后加上几根香菜，入口后酸、辣、咸、鲜、脆五味俱全，回味悠长。
福禄豆腐，是以嫩豆腐脑和水煮馓子，原汁豆鼓骨头汤，配梅干菜、榨菜丁、干椒粉、葱花、胡椒粉。馓子是用高筋面粉通过发酵，清油揉面，拉成麻花条状，经油炸，形成酥、软、嫩，加上辅料，特别入味。
叶和爹的糖油粑粑也独具特色。制作糖油耙耙的糖，通常用红砂糖和白流糖，油粑粑熟透后呈色红黑色，叶和爹是用白沙糖和纯茶油，炸出的油粑粑为金黄色，起锅入盘后，再加上玫瑰糖，仅那股玫瑰香味，就使人欲罢不能。
铜官人饮茶也很有讲究，名曰“姜盐豆子芝麻茶”。听其名，就知道除了水，还有四种添料。姜盐豆子芝麻茶，吃起来香，嚼起来脆，不但解渴，还健胃、趋寒、生津。所以如果你到铜官人家中做客，家家户户都会用这种茶来招待你，吃几家后，有时肚子都饱了。
制作姜盐豆子芝麻茶，有好几个步骤：
先要选好料，茶一般是清明节前采集的明前茶，豆子、芝麻和姜也要选上等的。
选好了料，铜官家家户户都有铜官窑上生产的精美罐子，先用罐子在煤火上分别将芝麻、豆子炒熟，时间和火候要掌握好，火不能大，大了容易让其炒糊、烧焦，所以要用手拿着罐子在炉子上不停地“朗”（土话，转动的意思），适当的火候和时间炒出来的豆子、芝麻，金黄色，喷香的，老远就能闻到香味。
炒好后倒到碗里备用。
然后将洗净的黄姜，用筷子在碗中捣烂，豆子、芝麻、姜三样一同放入罐中，用滚开水冲泡，加适量食盐，最好将罐子盖上捂几分钟，就可倒入茶碗，端给客人饮用。
那味道，写起来都让我的舌头在口里打转。
铜官解放前后，德高望重的中医有：周家俊、张振良、谢术仁、徐麓村、张仲篪、张应瞿等，西医有黄长庚、盛运湘、黄人俊，徐若愚和姚琪夫妇等。
周家俊，解放前毕业于南京医学院，临床经验丰富，对病理，药理有独到见解。解放后为培养人才，曾和盛运湘等主持，在誓港泗洲寺开班三年培养了五十余名医务人员，后调望城县人民医院，陶瓷公司医院成立，又作为骨干调入，被誉为湖南省十大名中医之一。现在他儿孙辈都有人继承祖业，继续服务患者。
张振良，铜官地区有名的小儿科医生，擅长小孩“麻症”“痘症”。
黄人俊，铜官家喻户晓的伤科医生，在下街王香铺隔壁开一疹所，医术精良，收费低廉，还用中药膏、丹、丸、散和西药注射消炎，疗效显著。
谢术仁，在西湖问疹，大家都称谢四爹，幼时学医，熟读中医经典，他的中药，八分至一毛一副，由于医术好，疗效显著，十里八乡人都慕名求医。（1955年我父亲病重不起，堂兄们将他抬去找谢四爹，二个疗程，14剂中药治好。）他成分不好，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但他忍辱负重，依然治病救人不止。
此外，后辈有刘克醇、张志强、李德用、李叔华、周克俭、金子健、周仲华、李国民、曾树清、李文炳、周桂成等医生，都为铜官人民的健康做出了无私的贡献。
铜官地域不算佷大，但地名颇有趣，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古镇铜官，数千年历史，有着厚重的文化根底。一些历史名人不乏佳作传世，也有唐代铜官窑出土文物中的实物作品和近代地方诗歌、楹联作品。
历时月余，我在时空燧道里穿梭，整理历年收集到、访问到的一些资料，对疑义处又进行落实，才有了上述九个章节的“道不完的铜官”，遗漏和错误请指正。
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商家107家，手工业者21家，事业单位20余个（其中学校14个），外加著名的陶瓷公司（它的前身也是由N个个体陶业户组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地方小，企业多。
存在就有希望，存在就有故事。我只是道出了前天、昨天几代先辈，在艰苦条件下创业、奋斗足迹的零碎故事的一小部分；铜官的永久存在，就有道不完的故事，接力棒历史性地交给了正在奋斗的铜官年轻人手中，将会道出今天、明天更多、更美、更精彩的故事。
结束时，抄录当代著名诗人、作曲家汪国真的诗：“这里的自然／便是那发自心底的呼唤／这里的古窑／印证着历史的变迁／这里的空气／不知什么是污染／这里的山水／明媚而新鲜／铜官／不仅是一个镇／这里的一切／遥远而亲近／这里的一切／寻常又不凡。”
道不完的铜官，对古镇铜官来说，我虽然经过多少回忆、寻觅、过滤、反刍、麻木、警醒，还是道得比较零碎，很不全面。且笔者水平有限，视野有限，阅历有限，研究深度有限，肯定存在错误和遗漏，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我痴迷于铜官，因为她是我永远的故土，她的山她的水和她的人，与我有隔不断的情缘!阻不断的思念!当我回忆铜官，记录铜官的人和事时，我的身在外，但我的心一直与铜官紧紧地维系在一起，铜官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喜怒哀乐!
望阅者批评、指正、谅解！
本文部分资料由刘铁柱、何秀峰老师提供（刘铁柱的《铜官古韵》，何秀峰的《铜官风物岁时记》），深表感谢！也谢谢戴建强、周生益、刘又文、张文、贺静辉、周森林、谭尚志、骆树华、黄泽光、周文辉、邹杨新、佘建炎、胡飚、刘雨呜、周泽军等的支持帮助，一并致谢！
征稿启事
近期，我们受天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拟组织对天心区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情况做详细的调研。
为了更好搜集、整理天心区特色工业记忆，现向广大读者征集关于天心区工业发展的相关线索、图文资料及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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