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路“冒进”创奇迹

文/孙绍泉

五一路，即现五一大道，不只是长沙的名片，也是湖南的形象，素有“三湘第一路”的美誉。这耀眼的光环，尽显五一路“冒进”创奇迹的光芒。

80年代的五一路

由于饱受抗战时“文夕大火” 和4次“长沙会战”的重创，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时，长沙城仍是满目疮痍，百业萧条。

当时，共产党从国民党长沙市政府接手的长沙市行政管理，实际接受的是沉重的债务：市库透支银元1300元，向省借款2000元，欠发全市公教人员七八月份工资银元1.4万余元。若按当时上海的行情，1银元兑换人民币1000元计，此债务高达1700万多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值。

面对长沙城这个千疮百孔的的烂摊子，共产党新成立的长沙市政府，果断采取“修复与新建并举”之策，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很快就呈现出妙手回春的景象，让广大市民充满了希望。其中，最让市民振奋的是五一路、长沙水厂等五大市政工程的建设。

这是因为，当时长沙30万人口窝住在6.7平方公里的狭小市区。市区不少的建筑，仍留有战火重创的痕迹；而居住的建筑，十有其一为茅棚。形如迷宫的路网，除7条逼仄崎岖的所谓马路之外，不是小街，就是窄巷，且大多数街巷是断头路或卡口路，即便是长沙老口子，去陌生的某街巷，若不问路，也会到处碰壁，找不到出路。

更出乎意料的是，堂堂湖南省会的长沙，却没有洁清的城市自来水，市民饮水全靠河水和井水；市政排水仍在沿用明末清初建造却又年久失修的八大公沟，稍降大雨，不少街区就会积水过膝，水涝成灾。长沙这种简陋不堪的市政设施，是解放前长沙经济落后的一个后果，造成了市民生活的极其不便。

当时，湘江河长沙段还没建有大桥，两岸人员过往全靠摆渡，在今湘江橘子洲大桥东头即清代驿步门（又称大西门）就建有轮渡码头，以通河西。在如今芙蓉广场处，为民国年间建造的火车东站。这轮渡码头和火车东站均为长沙城当年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直达通道。若欲从轮渡码头前往火车东站，只能经由大西门正街，辗转东向，经永丰仓、怡长街、万寿街、仓门口、万福街、息机园，到石乐私巷（万庆街），然后向南，过东长街，在东牌楼东转，再走藩后街，北往落星田，方可到火车站。如此迂回曲折，费力费时，生活生产成本直线上升，成为了长沙民众的沉重负担。

当新成立的长沙市政府一出招，就让众人连连咂舌。首先是称赞，新政府把脉准，诊断出长沙民穷城贫的症结，与“路不畅，人难达，物难流”有关。然后是振奋，要拉通轮渡码头和火车东站之间的路，计划于1951年5月1日正式动工，1952年5月竣工通车（另一说：1951年7月开工，翌年5月1日通车），故名“五一路”。接着是震撼，宽三四十米的大路，闻者心灵无不为之一震，因为这在当时，只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才能见到这样的大道。

五一路建设方案如此大手笔，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有一些人难以置信，认为长沙根本无力建这样的大路，因为新政府刚开始白手起家，哪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长沙根本没有必要建这样的大路，因为当时长沙全市的汽车加起来也没有50辆，建这么大的路，太超前了，完全是浪费。

这样非议，从侧面也道出了新政府所面临的窘境。当时，百废待新，新政府却囊中羞涩，而城区内又有大量处于失业半失业的居民、灾民、难民均需要安置救济。诸多压力的迭加，新政府之难，难于上青天。

但对绝处逢生的共产党人来说，总能找出妙招，逢凶化吉。于是，新政府就是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动员五万劳动大军，肩挑手扛，如期建成了五一路。这既破解了无钱搞建设的死结，又解决了安置救济的问题，一举两得，出奇制胜。

1952年5月1日，竣工通车的五一路，东起建湘路，西至沿江大道，全长1550米，路幅宽34米，建筑红线为50米。这样的宽敞平坦，气势如虹。尤其在与黄兴路、蔡锷路的相交处建有广场，更是气势恢宏。五一路一通车，就成为了长沙城一个最光彩的亮点，轰动全省，扬名全国。然而这仍被非议，批为“冒进之举”，阎子祥市长因此还写了检讨。好在时间是检验事物正确与否的试金石，证明此举乃高瞻远瞩。

阎子祥（1911年—2000年1月7日），曾用名阎增祥，山西临猗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之前，曾任中共山西临时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河东工委特委书记,晋西十专署专员，中共吕梁区党委、晋中区党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解放后，历任长沙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委员、国家建筑工程部工业建筑设计院副院长、院长、设计总局副局长、局长、国家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等职。

五一路建成以后，又在其沿线两侧广建新厦，先后建有长沙港大楼、五一路百货商店、湖南剧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湘绣大楼、五金大楼、湖南省供销社大楼、五一路邮电局、中苏友好馆、长沙大饭店、湖南省第一招待所、长沙市委大楼等建筑，美轮美奂，赏心悦目。这些建筑，不仅质量一流，而且造型美观，既有现代主义风格的高楼，也有中西合璧的大厦。因此，很多外地甚至国外的客人来长沙，第一站就是到五一路打卡。

五十年代的五一路

事实上，在五一路建成后的七十多年里，长沙市城区面积由1949年的6.7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2185平方公里。期间，不论南拓，还是北延，五一路始终是长沙城市的中轴线，五一广场一直是长沙的市中心。五一广场乃长沙重大游行活动的必达地，更是长沙的商业中心。可见，五一路当初的选址是何等的科学，让人不得不敬佩阎子祥等人的远见卓识。

更让人称道的是，五一路建成后，不像有些地方的路总在拓宽改造，避免了日后的扰民伤财，其前瞻性成为道路建设的长沙案例。当然，这一切得益于阎子祥等人当年的决策，以及他们不计个人荣辱，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冒进之举”的结果。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经济发展迅猛，呈现出万马奔腾的景象。随后，东南沿海地区先声夺人，经济发展一马当先；而西部地区也要大开发，声势浩大，形势逼人。相比之下，“不上不下”“不是东西”的中部地区，开始有些黯然失色。

当时，长沙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十分尴尬，GDP不仅落后于郑州、济南、长春、福州、哈尔滨、石家庄等省会城市，而且还不如绍兴、温州、台州、南通、淄博等普通地级市，全国排名一直在35-40位之间徘徊。而且，长沙的城市面貌和市民收入，甚至逊色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小县城。

长沙经济不温不火，究其原因，本土大多数官员学者认为，主要是长沙地理位置不占优所致。由于长沙夹在武汉与广州两大省城之间，发展资源尽失。武汉九省通衢，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投资巨大，比如国家“一五”计划的156个项目，就有七个在武汉，即武钢、武重、武船、武工、青山热电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及武汉长江大桥等项目；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又是最大赢家的城市，其教育资源一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因此，武汉工业基础雄厚，教育资源丰富，占有发展先机。而广州，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后发优势明显，当时“南下广东”，成为了全国各地许多年轻人的时尚，“不仅孔雀东南飞,连麻雀都往东南飞”，就是这一火爆景象的生动写照。

针对当时长沙发展的情形，1999年8月，国家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高度，中央调张云川同志入湘，任湖南省委副书记；随后，又决定由其兼任长沙市委书记。由省委副书记执掌省会城市，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很是少见。显然，这是党和国家下定了决心，要长沙经济迎头赶上，这自然让长沙的市民看到了希望。因此，许多的人都张大眼晴，在看张书记如何出招，率领长沙崛起腾飞。

张云川，1946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至1970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舰艇内燃机专业学习。曾任江西省副省长、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兼长沙市委书记、湖南省省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七届（江西）、九届（新疆）、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其实，张云川入湘，高层也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坊间传说，张云川离京入湘赴任前，朱总理叮嘱他，要搞点路（注：长沙话，意“要做出成绩来”）。

作为哈军工的精英，张云川走马上任，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剑指三湘第一路，提出拓改五一路，一石激起千重浪。

五一路要拓改，绝大多数长沙人意想不到。在人们印象中，地方官员上任，都会从热点问题入手，以迅速取得上级和民众的认同。由于当时，长沙经济的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不少，而五一路又是长沙的门面路和湖南的形象大道，从表象来看，该路似乎没有什么要解决的大问题；加之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中国的汽车消费时代即将到来。因此，长沙人谁也没想到五一路已到了非拓改不可的时候。当五一路拓改的消息传到坊间，绝大多数长沙人始料不及，甚至有的人不相信这是真的。

五一路要拓改，众多本土专业人士迷惑不解。五一路拓改，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将超过当时长沙前五年城建投入的总和。而这工程非国家项目，不可能获得国拨资金，长沙当时的财政收入甚至还比不上珠三角有的县城，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持这项工程。拓改资金如何解决，众多本土专业人士无人能解答，而城市道路的拓改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五一路为何要拓改，长沙众多专业人士百思不解。

五一路要拓改，也有人说是“冒进之举”。五一路拓改，将原路幅宽40米、双向4车道拓改成幅宽60米、双向8车道，涉及沿线96家单位、524户居民的拆迁。由于五一路是湖南的门面路，谁也不想离开。而五一路沿线的单位，不是权力部门，就是实力企业；沿线居民又深知，寸土寸金的五一路价值所在，若要拆迁之，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因此，五一路要拓改的信息一披露，即刻就被放大捡视和评头品足，甚至妄加非议，说是“冒进之举”。

如果说五一路拓改的提出让长沙人目瞪口呆，那么五一路拓改的进行，就是让长沙人顿开茅塞。

五一路的拓改，张云川以“经营城市”的理念，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通过市场化操作，即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启动民间资本，建设资金滚滚而来，五一路拓改卡脖子的问题破解了，终于在2000年3月20日，五一路拓改工程正式开工。不到两个月，15万平方米的建筑拆迁完成，经过6个月的日夜奋战，即在2000年9月20日的这一天，五一路拓改工程竣工通车了。不久后，五一路更名为“五一大道”。

拓改后的五一路，全长4.8公里，路幅宽60米，双向8车道，全线以6个地下通道取代原来的人行天桥，三大绿化广场和若干绿化带镶嵌道路两旁，地下电力、电信、自来水、煤气、排污等管线全部更新扩容，全路采用水泥稳定基层和改性沥青摊铺路面，机动车通行速度将由过去的15公里/小时提高到40公里/小时。五一路拓改的成功，对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品位、促进长沙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长沙从此迈入了新世纪的发展大道。

五一路的拓改，让长沙人豁然开朗，醒悟到：思路就是出路，发展唯有创新，思路一新道路宽。观念一转变，长沙就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思路。于是，便有了长沙“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起飞景象。对此，张云川欣慰地道出了五一路拓改的初衷：“五一路的拓改，拓宽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长沙人的思路！”

五一路拓改后，长沙与时俱进，一路高歌猛进。自2000年以来，长沙GDP增速连年跑赢全国平均增速，二十多年来，经济都处于高位运行。其中，2017年，长沙GDP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05万亿元；2022年，长沙GDP增速在“万亿城市俱乐部”中名列第一。长沙GDP，2023年达到14331亿元，位列全国第15名，而2000年只有656.41亿元，仅位列全国第35名。这二十多年，长沙GDP全国排名跃升了20位，长沙经济持续高飞，可媲美深圳。可以说，五一路的拓路“冒进”，促进了长沙经济的持续高飞。

也许有人问，何谓“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五一路“冒进”创奇迹，难道不是一种诠释么？

参考资料

1. 湖南地图出版社《长沙市历史地名故事》；

2. 城市记忆CityMemory《为修五一路，新中国首任长沙市长被批冒进》；

3.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2000 五一路改扩，拓宽长沙城市建设新思路》；

4. 湖南日报《长沙，20年整个中国逆袭最为成功的城市，媲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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