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兴安
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传承了多少代的生命，但却知道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基本时间。鄙人也不例外，那就是1948年，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份，那一年在现代中国的纪年里还有一个称谓，叫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我，就出生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农历为十月，依照天干地支的循环排序，称为戊子年，十二属相中子属鼠，按子丑寅卯恰巧排在最前面，正好是个无名鼠辈。
那一年也是“共军”与“国军”厮杀最为激烈的时段，东北的辽沈战役刚刚结束还没几天，华东的淮海战役就已经拉开帷幕，华北的平津战役也在紧锣密鼓酝酿之中。对于我这等鼠辈而言，倘若不将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牵强附会联系到一块，那就实在没有什么好吹嘘的了。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吾辈降临人间的时代背景。
我出生时，父母家住在长沙城东的复兴街，那地方处在从前古城墙护城河之外大约五六百米远的区域。由此往西从浏城桥上跨越老京广铁路便可直通浏正街。
1947年地图
浏正街就是过去出入东城的浏阳门正街，城墙虽然已经拆毁几十年了，但老人们还依旧习称之为浏阳门正街。浏阳门是以前城内通往浏阳方向的东城门，复兴街则估计是辛亥革命胜利以后的命名。大凡有人问家住哪里？老人们总是回答住在浏阳门外头。
其实老长沙的东南北三方都是如此演变过来的，北边有北门正街，后称北正街；南边有南门正街，辛亥革命以后改叫了黄兴南路，也就是现在的步行商业街；西城面临湘江，因为城门众多，反而没有命名正街了，只将“大西门”当正门看待。
城墙之内的老长沙原本小巧玲珑，老人们口中经常唠叨“南门到北门七里三分”，依此计算，长沙古城面积是不会超过九平方公里的。如今唯一能找到的老城遗迹就是天心公园所在的那段古城墙了。
四五岁以前的事，都是后来听母亲零星讲述的，比如我出生时有九斤重，由于奶水不足，主要是靠“擂钵粉”喂养长大。
擂钵那种器物，在我童年的时候家里还存有一个，材质与水缸相同，矮圆锥状，上口大底部小，模样类似纸盆扬声器，上口直径大约有二十几厘米，外表上了一层釉，黄中透绿的颜色，手感光滑，内面有像石磨一样的直线楞条。
母亲使用橘子树枝杆做成的“擂棍”，将放入钵中的大米用力擂成粉状得名“擂钵粉”。吃起来既有橘子香味又顺气，这就是我婴儿时的主食，那时候没有绿色食品这样的概念，仅是穷人能吃得起而已。
母亲做事的时候常常会把我放进门口的座栏内看街，长沙和平解放时我还未满一岁，解放军路过时还会将我从座栏里抱出来逗着玩。母亲不识字，也不清楚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这种新道理，所以总怕当兵的把我抱走了，好在对面山上就是军营，时间一长自然就习惯了。这对我而言则是意义重大，还不会走路说话就已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变，往后的日子人们喜欢用“生长在红旗下”来形容。
纪念长沙和平解放浮雕墙
大概从五岁开始有些事情自己就慢慢记得了。长沙的四季比较分明，春天总是先有雨水不停，而后才见春光明媚，夏季的伏天常常是酷热难耐、赤膊无遮汗流浃背，只有秋天爽快得让人能随意穿着打扮，湿冷的冬季则让人既想雪片纷飞又盼重归夏日。
幼年的时光也像四季一样轮番度过，因为没有幼儿园可上，多是小伙伴一起玩泥巴、掷弹子（小玻璃球）、打油板（用香烟盒折成的三角形纸板），有时还会抓蚱蜢、捉蜻蜓，天黑了就玩工兵捉强盗（捉迷藏）或是追捕萤火虫。
复兴街往东就是城乡结合部，我家房子的东北侧有一方大水塘，面积比足球场还要大，冬天最冷的日子水面会结出一层薄冰。室外水缸内也会冻出两厘米厚的冰层，小伙伴小心翼翼将圆形冰块捞出，用稻草当吹管吹出一个小孔，再找根什么绳子穿起来，然后找根树棍抬着到处游走。
春天到来时，水塘边的垂柳会长出新枝嫩绿随风摇摆，遇上无风的酷暑却又纹丝不动，一到秋风瑟瑟则落叶成光枝条。水塘中常有鸭子游来游去划出道道清波，老母鸡则爱领着小鸡群在树下觅食。
当年的东城域内几乎没有高层建筑可作屏障，夜间能听见火车汽笛在远处嘶鸣。有小伙伴提议去浏城桥上看火车，桥两边是青砖砌成的护栏，京广线上的火车不时从桥下驶过，大家好奇地将小脑袋伸入护栏孔内去观看。待火车一过，几张小脸都被煤烟喷得黑乎乎的，唯见两只眼睛在滴溜溜转动。末了回家挨一顿骂，母亲还得拉着洗脸洗手，然后再洗刷喷脏了的衣服。
老长沙浏城桥油画 杨克起作品
每到酷暑夏夜，街坊们吃过晚饭后都会把竹凉床（长沙人习惯叫竹铺子）摆放在街边乘凉，一边点起蚊烟摇着蒲扇驱赶蚊子，一边聊天，说累了自然就睡着了，此时的鼾声蛙声蟋蟀声混合成盛夏夜里的交响曲。孩子们白天无事，母亲会把竹铺子搬到房后的窗下，小伙伴就在树阴下一起乘凉唱歌。幼年的时光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从节拍中溜走了，朦胧的景像有时会在记忆里回放，虽然那么悠远，仍觉饱含深情。
那时的复兴街是条泥巴路，春季雨水一多，路面就一片泥泞，走起来极不方便，鞋底会粘上一层厚厚的烂泥巴，由此而获得一别名叫“粑粑街”。但为方便农民推独轮车行走，整条路面中间都铺有一线三十公分左右宽的花岗石。每逢西瓜上市时节，载满西瓜的独轮车就会在花岗石道上排起长队，等待城门口的农产品收购站过秤收购。“城门口”是个习惯称谓，古老的城墙及城门早在民国初年就已拆除了。
装着西瓜的独轮车 李百军摄影作品
再有就是，每年秋天总能看见很多去南岳衡山拜佛许愿的香客从这条路上经过。记忆中大约是中秋过后那段天高气爽的日子，他们都背着一个褡裢似的香囊，有的香客每走几步还要跪拜一次，手持香火不灭，口中念念有词，那虔诚的模样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大人说这是去拜南岳，求菩萨保佑自己或家人消灾解难祈福平安，如果要这样一直走到南岳衡山的庙里那不好远啊？好在他们的主要行程是去火车站乘火车或是去湘江码头坐轮船。
天气转凉后，当夜幕降临，微弱的路灯下行人逐渐稀少，寂静的夜里常有一种清晰的金属敲击声传到家中，那尖细的声线进入耳朵有种穿透心灵的感触。我问母亲这是什么声音？母亲说那是算八字的在敲磬。哦！原来是算命先生收摊回家去，后来果然在白天看见过一个穿着长衫的盲人一手拿着竹竿探路，一手提着一面直径十厘米左右的平板小铜锣，还配有一个小铜锤以缓慢的节奏敲击出那种透着一丝悲凉的声音。我虽然从未找算命先生算过命，但因记得那种与命运相关的声音而久久难以忘怀。
经过复兴街的人可谓形形色色，五十年代前期正是“新旧”两种社会更替过渡阶段，人们的衣着打扮也在过渡。有穿长衫的旧派老男人和穿父母装的街坊妇女，有穿中山装的职业男士和穿旗袍的摩登女人，有穿双排扣列宁装的新潮男女和穿学生装挎着书包的青年学生。还有头上盘着黑色“大手巾”的农民，就是将一丈多长的黑布盘绕在头上形成饼状的阔边，如同影片《怒潮》中的人物，这在以前可是湖南农民典型的时髦妆扮。
每天拂晓时分，都有农民挑着各种农产品由这条街进入城内，挑蔬菜担子的还会特意绕个弯，去我家旁边那口大水塘将蔬菜过一下水，行内人称做“发水”，为的是带着水淋淋的新鲜感入市贩卖。返回时则会将箩筐里所剩不多的蔬菜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路边住户，否则，再往东走三四百米，街道两边就是菜地而少有住户了，买不掉就只能挑回家里去。
另外还有极少人骑着脚踏车从复兴街经过，那时候不叫自行车而叫脚踏车，稀罕得让人羡慕不已，我心想等长大了自己也要买一辆，后来竟变成了相亲结婚的三大件之一。革命的新派和守旧的老派从衣服着装上就能轻易辨别出来，这也导致了服装颜色式样越来越单调，慢慢发展到仅凭着装颜色全国人民都快要分不出男女了，这种潮流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始改变。
最让我经久难忘的是各种小贩沿街行走的吆喝叫卖声，如同唱歌一般带有旋律，时隔几十年仍能记得，拉着手风琴是唱卖肉桂糖的；背着一面大鼓边敲边叫是卖仁丹和万金油的，后来改叫了清凉油。一头热的不但有剃头挑子，还有卖猪血和饺饵的担子也是一头热，饺饵即馄饨。
唱得最好听的要数挑着担子卖煤油灯的那位，还未见人便先闻其声：“烂灯旧灯兑新灯，配马口换灯芯。”像是谱了曲一样。“马口”即煤油灯上一个能安装并上下调节灯芯以控制灯光强弱的部件，坏了可以更换。他边走边唱，遇有生意便放下担子做交易，没有生意则一路唱着走过，看见小男孩露在开裆裤外面的小鸡鸡还会打趣加唱一句“割鸟鸟换鸡公”逗着玩。（长沙方言将“割”读作gei音的第四声，“鸟”则读为“屌”音，鸟窝的“鸟”也是这样读音，因此算不上大粗话而如实记录。）
再有提着竹篮的小贩沿街叫卖“扯麻糖”，一种五六厘米长、三四厘米宽、不足一厘米厚粘满白芝麻的软糖，两个人用母指和食指一人捏住一头用力拉（长沙话一般不说“拉”而是说“扯”），麻糖可以扯得两尺多长才会断，由获得分量少的人付费，谁吃并不重要，多是当作游戏玩。
入夜时分，会有唱评弹、说书和打快板的经过，你若付费他就为你来上一段，快板叫“莲花落”（落在此处应读“lao”的四声，与“闹”音相似）。长沙评弹的唱腔更是别有韵味，如今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加以保护，但毕竟与现代社会脱节而难以传承。
居民家的夜间照明多是依靠煤油灯，南食店既卖酱油也卖煤油，店铺门口都搁着一个散发着刺鼻煤油味的大油桶。
煤油称为洋油，水泥叫洋灰，火柴称做洋火，香烟叫做纸烟。香烟品牌有“大红金”，火柴盒子印着猴子捞月亮的图案，打火机算是奢侈品。老烟民则喜欢捧着一种叫“烟袋”的铜制水烟具吸烟，每吸一口烟袋内的水就会咕噜咕噜作响，听说能过滤掉部分尼古丁，比直接抽烟危害要小。
长沙话不说“抽烟”“吸烟”，而说“吃烟”，而“吃”又读成“呷”（此处读qia）音，“呷烟”“呷茶”“呷饭”“呷零食”全是这样发音。我父亲就是“呷”水烟袋的。“呷”应该是长沙人说得最多的方言词语，我们至今还在说“呷”。
那时候居民们经常被叫去开会，听完报告还要讨论，每个人好像都要发言表态。我还太小，不知道那就是“三反五反”运动，每次开会母亲都会带着我一起参加，大人们发言我也听不懂。讨论会的召集人姓邹，是我的一个表姐夫，人称邹八哥，他的三儿子跟我同年，得叫我舅舅，上学时同班，我不喜欢他这样叫，他也就不叫了。
开会时邹八哥喜欢讲一句“帆布解散哒”的话，我虽然纳闷是什么意思，却没问过大人，到后来才明白那是“话不讲散哒”的长沙话谐音。长沙话把讲话的“讲”字读成“敢”音，而“敢”与“解”在长沙话里又是近似音，意思是提醒与会人员发言时莫偏离主题乱扯，因为每次讨论都有人扯到题外去了，所以召集人时不时会提醒一句“帆布解散哒”，这也就成了我个人的一个典故牢记至今。
好多年以后想起来才恍然大悟，邹八哥那时应该已加入共产党了，长沙市蔬菜公司成立以后，他当上了党委书记。
几个小伙伴经常会跑到街南面的山上去玩，就是后来人民路省建工局到地质中学那一带。那地方以前有座军械库，由一大片绿树林包围着，每到秋天，成群的白色鹭鸶就会栖落在树丛中，经常有人拿着鸟铳在那一带打鸟。库内有一条碎石铺成的简易汽车路通往西边，直达天心路的天心公园北门处，但只有军车在此路上往返。
人们都称军械库为子弹库，头几年，里面还驻有人数不详的解放军部队，那时的军装左胸前都配带着一个白色符号，上面印有所属部队的番号等。换装时正值中苏友好蜜月期，军官都戴上了大盖帽并佩有肩章领章和斜皮带，士兵则戴起了船形帽，配有领章，我们小孩子都管船形帽叫做蚌壳帽。
军械库当时回收了好多什么汉阳造、三八式等杂牌枪支需要销毁，因为人手不够，于是就号召附近的居民都去帮忙砸枪，枪管及金属部件留归军械库，木质枪托部分就给居民带回家里当柴火烧。大人们都说那些木头经烧，孩子们则当做玩具扛在肩上玩，还有在枪托上配一根小竹竿刷成黑色假充枪管的。
汉阳造步枪
另外还有换下的大批脸盆都以廉价卖给周边居民，每一个或多或少都碰掉了一些搪瓷，二三毛钱一个，我家也买了三四个，脸盆外面为深绿色，内面是白底上印有一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戦軍第三兵團”的红色繁体大字。
军民渐渐熟悉后，隔壁杜家的大闺女便嫁给了一个戴两条杠的校级军官，没多久就随丈夫回河南去了。那时候说起河南好远好远的，走的那天她母亲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转眼就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给我买了新书包，收拾一番就上学了。学校坐落在复兴街西口北边，那地方为五岔路口，往西的马路是个陡坡，坡顶便是浏城桥，坡道两侧是一间挨着一间的商铺排列到桥西的天心路。
具体记不清是哪个年月的事了，稀少的公交车后面还背着一个热水瓶形状的黑色木炭炉，高约两米，行人走在车后能看见木炭在炉内燃烧，爬浏城桥陡坡时比行人走路还慢。
木炭公共汽车
沿着校外西墙横向北去的马路叫韭菜园，抗战初期创办的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就在这条路上。岔往东北方向的是文艺路，横向往南则通往小林子冲与侯家塘。所谓西墙仅是一段隔开马路的竹篱笆，路边紧挨竹篱笆摆有很多小吃摊担，有卖麻油猪血、百粒丸和刮凉粉的，也有炸糖油粑粑或葱油粑粑的，还有煎蝴蝶饼及蒸米包子的。早市尤其热闹，课间自由活动时有学生从竹篱笆的缝眼中递过两分钱，小贩便会递进一个食物来。
教语文课的班主任姓戴，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夏天穿一条嫩绿色宽背带短裙套在白色衬衣上面，一对齐肩短辫，美丽的模样多年难忘。课余时间常给我们讲故事，戴老师只教了我们二年，如若健在应该八十多岁了，但愿安康。
三年级时我们搬到了新校区。新校区建有两栋很漂亮的三层教学楼，红砖白灰砌成的清水墙，顶上盖着大红瓦，还有一前一后两个大操坪，两栋教室之间的东头建有教师办公室，办公室西面是花园与小道，中间还建了一个小喷泉。庄重的校门上方浮雕着“復興街完全小學”七个白色繁体字，和原来的竹篱笆墙校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课间休息时，全校都能听见喇叭里播放的儿童歌曲：“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至今我还认为那是最美的儿童歌曲，如今年过七旬，偶尔忆起童年仍会哼上几句。
新学校的后门与我家仅有三百米距离，放假了还时常去学校里玩。那一年的假期似乎显得更长一些，去学校玩的时候发现老师们总在开会，时常还伴有合唱歌声，每次都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声调铿锵传得很远。直到多年以后年纪大了才知道，那就是反右运动。新学期开学后，有的老师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神气了，还有个别老师从此再也没见过。童年的我啥也不懂，贫乐如常，生活依旧。
突然之间，大人们开始忙碌了起来，凡是围墙面上，都刷有长长短短的大标语，内容全是：“高举三面红旗；坚决拥护总路线，坚决拥护大跃进，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坚决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指标；力争一十五年超英赶美之类……”
街道的空地上和学校的操坪内，有用砖头加黄泥巴垒起的高约两米左右的土高炉。居民家里除了锅子菜刀和一把火钳外，所有的铁器都贡献出去扔进了土高炉里。过了些日子，终于看见一群人敲锣打鼓地抬着一块新炼出的“钢”，上面还系着红色的绸带去往上级报喜，居民们相互传说：“炼出钢来哒！”那时的我当然不知道仅仅只是一块杂质颇多的铁疙瘩。
电影《活着》大炼钢铁报喜
我们小学生也被安排去用手捏一种扁圆形的黄泥巴坨，也不明白究竟有什么用途，后来却看见很多被烧成了深紫色的坚硬疙瘩丢弃在“子弹库”那边的山上，几个调皮同学去玩时还会拾起来当做投掷比赛看谁扔得远。如今想起，也不知道未来的考古学家能不能考证出它们当初的用途，或是当成古生物化石被拿去研究。
家里虽然贫困，母亲还是省出钱来给我订了一份少年儿童报，生平第一次从报纸上知道生活之外的世界，报上登载着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校飞上太空的人类壮举。同学们都想着长大了要当宇航员、当空军等等，老师说我将来是个商人，我只得走到一旁去闷闷不乐。
童年时代，我看着“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一天天建了起来，后来改称为“湘雅附二医院”，新世纪后更名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958年“附二院”扩建时，征收了我们家所居住的那片土地，拆迁过度的那段日子，我家被安排住在附二院内的一处平房内，那地方正是后来“高干病室”的原址处。此处南边五六十米开外就是医院的解剖室，同时也是停尸间，长沙人俗称“落气亭”，每天都能看见有死人被抬进抬出。
现今的复兴街与湘雅附二医院区域地图
与我家同住的两户邻居都是医院职员，一家的女主人在医院后勤部门上班，母亲与她多年以后还有走动。另一户只见过男主人和一个年纪比我大几岁的儿子，父子俩都不怎么讲卫生，他家敞开门时便能瞧见室内乱糟糟的，男主人特爱喝浓茶。母亲对我说：“你看他泡茶喝的那个搪瓷杯，根本就显现不出原有的白色。”
大约半年多以后，我家就告别过度房搬进了窑岭的新家。新家离学校大约有两公里远，早晨上学时总要经过一条叫南元宫的路，路边有处地段为“附二医院”的生活区，里面的高音喇叭几乎每天都会播放陕北民歌《五哥放羊》。优美动听的女高音独唱让我至今难忘，几十年来，只要听见《五哥放羊》，我就会想起那已逝去的童年时代。
2012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去看看当年读书的学校，可呈现在眼前的却是新建的二三十层高楼，曾经的学校已经荡然无存。东西走向的南元宫路已被截断，东段并入了人民路，中段融进了附二医院的新门诊大楼，西段所剩的几十米归接进了复兴街东头。如今只有一条移花接木改成南北走向的南元宫巷，总算是把南元宫这个老地名保留了下来。
高楼大厦虽然亮眼，我却稍感失落，脑海中总也挥不去红砖白灰清水墙的学校印象，“太阳光金亮亮”的童声合唱仿佛仍在耳边绕响，几栋陌生的楼宇间似乎还回荡着当年的朗朗书声。抬头遥见高楼间的小片天空再次意识到，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童年。
作者简介；王兴安，湖南人民印务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爱好文学。拙文意在回顾那些缥缈如烟的悠悠往事，欲将岁月的记忆描绘成纪录片一样，保留点往日长沙某些偏僻角落的活动光影。远景难描，欢迎批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