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寿山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流行着这么一首歌曲 ——《我们这一代》，歌词曲调铿锵有力、热情奔放：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路上 东风扑面来
脚下踩着山和水 怀里揣着全世界
火红的青春 火红的时代
革命大旗高高举 昂首阔步朝前迈
……
这里的“我们这一代”，概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歌曲的诞生，逢值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之际，经历了艰难困苦的亿万民众，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崇高精神鼓舞下，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忘我劳动，把创建自己美好家园，与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压迫人民的重任，紧紧地联系起来。
我们这一代是身处和平环境下不同寻常的一代人。日出日落，人世沧桑，六十年弹指，如今“我们这一代”已是七八十岁的垂暮老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提出在工业上“以钢为纲”，实现1958年全年钢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大炼钢铁老照片（网络图，仅供参考，非长沙老照片）
其他工业门类亦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指标，例如：水泥多少万吨、原煤多少万吨、发电量多少亿度（当时尚未通用“千瓦时”）、纺纱量多少万锭......并且由此带动了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其它行业“全民大办”的“大跃进”运动高潮。
离我家不远的柑子园西口蔡锷路上，即现在银宏大厦外围栏杆的位置，竖立着市内最大的户外广告牌，绘着炼钢工人画面上的标语：“为胜利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
我在这年秋季入读十六中，刚上了两周课，学校就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通知：停课大搞劳动生产。学校的大操坪建起了两座炼水泥的“土炉子”，足有一层半楼高，由上面派来的“土专家”进行指导。一楼的教室里的桌椅摞起来挤放在一旁，摆着校方从郊县农村借来大石磨，教室成为粉碎车间。
炼制“土水泥”的原料是黄泥，长沙人叫做黄泥巴，好在能够在市郊的子弹库和妙高峰挖掘，一担一担挑运回来。接着用铁丝网筛子筛除黄泥里的石块杂物，把筛好的黄泥巴加水掺和，手撮成比乒乓球略大的泥球，经晒干或晾干至一定程度，放进“土水泥炉子”里烧结。然后把烧好变硬的泥球拿小铁锤一个个的锤成细小碎块，用大石磨研磨成粉状，再把磨出的细粉过一道“颗粒目数筛”，最后灌袋、装车……
那时国家水泥质量执行标准，以“标号”注明等级，100标号为质量最高的“高标号水泥”，70、80标号系用于通常的建筑。我们学校生产的“土水泥”，经对其颗粒目数、粘度、含水量、强度等项指标测定，竟然达到了50标号，老师和同学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随即写好大红喜报，敲锣打鼓列队去市委报喜。
除了炼水泥，还有修建京广铁路复线。
学校安排一些班级，到识字岭以东郊外的杨家山铁路工地，按路基规划红线平整路基，人工清除灌木巨石杂草、填埋水塘泥沼。寒冷的冬月、腊月，同学们挽起衣袖、裤腿，有的男同学干脆只穿短裤，下到塘里用箢箕和自家带来的脸盆、水桶，艰难地把淤泥堆积至塘边地面。冬天黑得早，还要“挑灯夜战”，工地上建有稻草树枝木头搭建的工棚，供两班倒的同学轮流睡觉休息，寒风灌进来，雪花飘进去。那时工地上可没有什么浴室和热水，脸上、手臂上、腿上的泥巴都是用冰凉的冷水清洗。大跃进中，铁路交通运输被称作“先行官”，修建南北大动脉的京广复线意义重大，同学们早把苦和累丢到一旁，为自己的劳动感到自豪和荣光。
此外，学校还以“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的要求，发扬“无产阶级革命大协作精神”，临时抽调学生完成突击性的任务，例如：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内，协助废品站把因运力不足堆积的废铁，靠肩膀挑、板车拖，送往地处郊外的长沙东风钢厂，因为已经定下来某日的几点整“钢铁元帅升帐”（注：“钢铁元帅升帐”，指的是炼出了一炉产量创纪录的钢）——这可是各大媒体和全市人民热切关注的头等大事！同学们还在炼钢炉前见到了著名劳动模范胡汉云叔叔。其实，长沙东风钢厂仅有两台炼铁高炉，不具备平炉或电转炉炼钢能力，那么所炼出的只能是“土钢”，反正土钢也进入钢产量。
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中，农业方面“以粮为纲”，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人民公社”。其特点就是“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种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超越了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全民大办农业”“全民支援农业”的热潮如火如荼，学校曾适时组织同学们去郊县的桥头驿、乌山、春华山等人民公社，参加“双抢”“春播”和“秋收冬播”。（城市记忆平台刊载下乡“支农”的文章较多，本文就不赘述了。）
此外，常年还要以家庭为单位，把煤灰、烂菜叶这些有机肥料，自行运送到近郊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由对方过称、签收才算完成任务。我们所属街道办事处定点东屯渡人民公社西龙大队，人力肩挑车拖送一趟肥料，往返差不多二十里。那个年头，人们苦惯了，也不觉得什么叫做苦。
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几乎所有食品副食品和大部分日用生活品，全都实行按计划定量凭票证供应，例如每人每月二两食用油、二两猪肉，鸡鸭鱼蛋不曾得见；喝飘着几片菜叶子的汤撑肚子，吃“红锅子菜”（不放油炒的菜），空着肚子去学校上课......那都是常事。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长沙叫做“吃长饭”的时期。虽说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有三十斤左右，但缺乏油荤菜蔬副食，哪怕一顿吃两斤米，肚子仍“发潮”（长沙话“饥饿”之意），饿得咕咕叫。至于穿着，布料棉花鞋子都要凭票证，缺衣少穿系常态。
许多商品，自由市场有售，公家的商店有“议价”商品（实则“高价”，换个名词而已），但是低收入之下众多家庭入不敷出的年代，老百姓手里还缺少“夹老倌”（长沙人那时对钱的叫法，“夹”读ga）啊！那岁月，如果用“啼饥号寒”“食不果腹”这两句成语来形容，丝毫不夸张。
1963年夏收后，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六十年代中期，我们一拨那时叫做“社会青年”的辍学待业青少年，经过报名审查，核发《参工证》，获准参加所属街道办事处的“劳动服务大队”，到市郊五里牌工地修筑京广复线。
名头叫修铁路，实际上就是挑土方筑路基，绰号“土夫子”。修铁路挑土方，从早到晚肩头压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咬紧牙关攀爬一天天增高的路基陡坡，锻炼了筋骨，磨炼了意志，更让我们较早的接触了社会，体察感受了世情冷暖。
土夫子队伍除了“社会青年”，还有以挑土为生计的“老土夫子”，这些人的成分、身份比较复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常常会依据形势需要，把“地、富、反、坏、右”这等“五类分子”揪出来召开批斗大会，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既充分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又提高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对敌斗争水平。
我们土夫子队里的关士良，河南人，年近四旬，矮矮的个子，他原是黄维兵团部队里的“大头兵”（地位低的新兵），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被俘成了“解放士兵”，原本加入了革命队伍，但他思乡心切，在衡宝战役打响之前当了逃兵，后流落至长沙在大西门搞搬运当苦力，肃反运动中被“挖”（清查）出来判了五年有期徒刑，释放后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这样的人无疑是批斗会的活靶子与反面教材，遇到土方指标完成不好或土夫子们有畏难情绪等等，都会在工地上把他揪出来开“现场批斗会”。关士良每天寡言少语，老老实实挑土，确实没有任何现行破坏活动，批斗会上又是说着使人很难听懂的河南乡村土话，一些人便怪腔怪调的和他打趣，批斗会实际上流于了形式。
还有一位“右派分子”姓唐，原是河西一所高校的美术教师，1957年划为右派开除公职，记得他家住织机街临黄兴路口子上不远，出街口左边是中华理发厅。他的素描功底扎实，无论铅笔、炭笔还是炭条都画的很好，并且擅长油画和水粉画。我等几个爱好美术绘画的同伴，曾去过他家两三次求教，均遭到来人上门盘问，待我们道明原委，对方警告说，不能随便与“五类分子”接触，为了不惹火烧身，我们再也不敢去了。
“劳动服务大队”的队长于是文，原本只是个老“土夫子”头儿，发迹当了脱产队长便威风八面了，一些“情商高”的土夫子开口闭口恭称其为于主任，而我和好友张扬、聂崇闿不跟风，仍然直呼于队长。藉此他怀恨在心，在大会上向我们三人发难，要取消张扬和我的“参工资格”，张扬当即起身冷笑着把《参工证》扔了过去，接着我把《参工证》随手丢在凳子上，聂崇闿虽不在取消资格之列，但重情义的他随张扬和我一起愤然离开会场。两年后，于是文因贪污公私款项的经济问题和猥亵女青年，受到刑事处罚。
1963年春，湖南省两大城市长沙、衡阳首批769名社会失学待业青年，被下放到湘南边陲与广西毗邻的江永农村。
城市青年下放农村，是探索解决城市这部分青年就业问题、促进社会安定的一项试验性举措。那时对这类青年称为“社会青年”，随即又将城市里一些无正式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列入下放对象，街道办事处设有“四个面向”办公室，专事负责摸排、动员等工作，“上山下乡”成为一项长期性、常规性的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社会青年”的称谓，华丽地转身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
如此这般的社会大环境，整个长沙市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革期间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狠抓“教育革命”，大学和中专不招生，一届又一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都“上山下乡”扎根农村，能留在城市参加工作的幸运儿少之又少。据权威性资料披露，这期间全国“上山下乡”人口高达2000万左右。
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接踵而至的几件大事：不再使用“阶级斗争”（为纲）、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彻底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至1980年，几乎所有的上山下乡知青陆续返回城市，重新有了失而复得的城市户口，并陆陆续续安排工作。
我们邻居的几个返城知青：有两人安排到先锋厅史家巷口子上的饮食店，炸葱油粑粑；有一人安排进了都正街修业小学对面巷子里的汽车拨叉厂，由于下乡入了党，进厂便当了干部；有一人安排到麓山饭店当电梯司机，那时电梯轿厢里放一张凳子，司机坐在那里操作开门关门升降，这可是个好工种，得经过培训学习考核后持证上岗。还有我家一位熟人的女儿，返城后原本在留芳岭一家小粉馆当收银员，她自学考试取得会计专业大专文凭，继而开办一家铁路零担货运物流公司，成为靠自谋职业最先富起来的一拨人，九十年代初就购置了在湘雅路西口的望江公寓一套住房，三室两厅两厨两卫，独生女儿小学毕业送到美国留学，随带一名保姆同往，这都很要经济实力。
这一代人的就学充满传奇色彩。
中华人们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中间年岁最大的，也不过是刚刚跨进小学校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中，正是这一代人参加高考的黄金年代：录取率高达70%-90%，然而，如此之高录取率，所对应的不过是年录取仅仅几万至十万高考考生，大学生成为全社会的“天之骄子”。
那些个年代，绝大多数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孩子大多读了小学、初中就进入各类工厂当学徒自食其力，能读完高中的比例很小。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即使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上了录取线，想要通过严苛的政治审查也非常不易。
考生家庭成分最好的就是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城市贫民，再就是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属于录取对象；考生家庭成分为“工商业兼地主”“资本家”以及家长或近亲属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有杀、关、管、逃重大历史问题的，一律不予录取。这一代人中，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自然而然悉数地汇入到“上山下乡”的大军。
严格贯彻“阶级路线”的社会大环境下，执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极少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能与家庭父母决裂、积极改造世界观的青年学生，被列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榜样，享受正常的政治待遇。
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发出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就有了属于称作新生事物的“工农兵大学生”。
工农兵大学生由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及以上）、城市企事业单位和解放军部队（团级以上单位）选拔推荐。条件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以及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职工，经过当地革命委员会领导推荐并通过政审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迈入令人羡慕的高等学府殿堂。
而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选拔推荐的一些对象，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再就是利用权力“走后门”：农村公社领导、秘书和企事业单位中层以上领导的子女优先。“走后门”现象让人见怪不怪，当时一个就学、就业、参军的指标名额，决定了一个青年的前途命运。
当然，“走后门”不能一概而论，每个基层单位具体情况不同。这里，除政治条件外，还有另一个硬性条件：必须“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此外，指标毕竟有限。
我所在工作单位的选拔推荐工作，就基本体现了公平公正。1970年5月份刚铺开这项工作，由于文革高潮期的“派性斗争”仍在继续发酵，就把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指标定在了与“派性”无染，且符合条件的新职工群体。之后的若干年，我们单位领导的子女，基本上没有“走后门”的工农兵大学生。与我相好的两位男同事，一位叫王爱华，党员、退伍军人、小学文化，一位叫吴胜辉，初中文化，分别进入衡阳医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学制均是两年，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当医生和技术员。
工农兵大学生是倍受人们羡慕的优秀群体，那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学员们有穿工装的工人，有穿军装的军人，有头扎羊肚毛巾的农民，有戴着银饰头饰的少数民族……很是博人眼球。
改革开放前夜的1977年12月，停止了长达十一年的高考得以恢复，与此同时“工农兵大学生”招录终结。从1970年至1976年的七年间，全国工农兵学员共招收94万人。工农兵大学生由于学制一般为二年（少数专业三年），学历相当于通常的“大专”层次，但考虑到其历史背景的特殊性，而又不能等同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本科”层次，故定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后来这些工农兵大学生，都走上各个单位的领导岗位或成为技术业务负责人。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这一代已经多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了。恢复高考后，这一代人中年岁较小、文化知识基础较好的人，纷纷加入高考行列，而年龄偏大且工作多年的人，也就没有了这种念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五大生”应时而生。“五大生”指的是1979年9月8日以后按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经省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由国家教委（原教育部）备案或审定的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和夜大学（分别简称“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和“夜大”）的毕业生。也就是通过这五种特定教育形式取得大学学历的学生。
电大学生上课情景（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上世纪80年代初，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加入“五大生”行列。构成了成人高等教育形式的体系。我国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整整11年不招生，社会上积压了大量人才，他们渴望知识，渴望接受更多的教育，而一两年的高考，不可能满足那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求。据了解，1977年高校招生不足30万人。当时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大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夜大、自考等应运而生，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五大生”成为等同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外的其他各种高等教育毕业生。“五大生”有效地弥补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为广大求学者在高考“独木桥”之外，另辟了一条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
1979年和1980年，我们厅机关举办了两届财会专业“电大班”，学员来自下属二十多个二级单位。他们从省内各地集中到厅机关，集体宿舍上下铺，食堂就餐，每天对着一台电视机听课，名副其实的“广播电视大学”。这些学员学成后，返回所在单位，大都走上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审计师岗位，享受副处级或处级待遇。同一时期，厅机关还开办了“护士培训班”、“汽车修理班”、“厨师烹饪班”（送到杭州、郑州学习），学员中有领导干部子女，也有普通职工子女，根据学员原来的岗位或工作需要选拔，基本上公平公正。这批学员毕业颁发“中专”、“中技”文凭，日后具有相应的中级技术职称或技师职称。
“电大““职大”“函大”“夜大”“业大”，只要自己有文化基础和学习能力，顺利毕业是有保障的。然而“自考”就大不相同了，专业科目每通过一门考试，发一门合格证，集齐所有合格证颁发《毕业证》，没有任何兜底保障。再就是考试科目滚动开考，漏考、未考及格，都会把时间延长。
1984年10月，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第一次开考，每年4月10月考两次，我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主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层次10门），通过三门后，省委张大姐告诉我，他们新举办的“自修大学”每周二五晚上和周日上午，共八个小时的辅导课，更有利于提高通过率，并且建议我改换“法律专业”，说这是个“热门”，以后各单位都需要法律人才。
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热门”，只是觉得法律神圣有吸引力，再就是张大姐多年来一直关心我这个大龄未婚青年，给我介绍过好几个对象呢，大姐的建议不会错，于是我就改换了湘潭大学的“法律专业”（大专层次14门）。
我当时已经年逾四十，终年照顾中风卧床的继母，还要与女友恋爱拍拖，六次考试以2+2+3+1+3+3的通过率，顺利拿到国家承认学历的法律专业大专文凭。继而，我又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获取律师资格，成为一名公职律师。之后，还有单位上送往北京，进入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习“涉外经济法”。
“委培生”是一些高等院校，按照相关规定接受一些单位的委托，对单位输送的职工进行有计划的培养，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贯彻哪来哪去的原则。我仅知道我所在单位“委培生”的选拔培养，是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
1979年，我所在的单位上准备送我去长春地质学院新闻系学习，带职带薪，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喜事，但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办妥了调入厅机关的前期手续，于是就忍痛放弃了。全省地质系统近两万人，厅机关不过百来人，进入厅机关谈何容易......那个委培生的名额归由了政治处的一名干事，该人从《中国地质报》记者做到该报湖南记者站站长，之后调到北京某部任司长，2016年因贪污腐化犯罪被“双开”、判刑。人啊，官运亨通是好事，但有权不可任性。
“下岗潮”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着国民经济的绝对比例，然而由于技术、设备、管理落后，不能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缺乏外向型经济等诸多因素，效率低，成本高，众多国有企业面临改革开放后带来的一系列冲击，不得已进行“关、停、并、转”，重组过程中的改革措施引起不同规模的职工下岗。
归纳言之，下岗大致有这么几种类型：
“停薪留职”，企业的富余正式职工，与单位签订合同，有期限地离开原单位，停发工薪，保留职工身份，计算工龄，允许合法自谋职业，定期向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这种形式的下岗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合同期满回到单位上班，一种是合同期满“走人”失业，不再具有职工身份。
“买断工龄”，企业为解决职工冗余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根据职工的工作岗位、工作年限、工资水平，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购买职工至退休的剩余工作年限”，也可以叫做“遣散费”，从此双方“两不找”。
“企业倒闭”，这种情况主要是小型集体企业，单位倒闭，大家散伙，自谋生路。
然而，大的下岗政策框架下，一些单位在执行中的各种偏差，影响到职工家庭的生计，由此引起下岗职工上访维权。那些年常看到某些单位的门前，聚集着“讨工资”“讨说法”的群体。
2002-2004的两三年间，我参与处理几起所在单位的上访事件。当时我担任厅机关专职保卫干部（业务上归属长沙市公安局内保支队），地质矿产厅（局）下属的一些地质队，部分“买断工龄”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从地州县聚集长沙，到厅（局）机关上访。公安保卫部门的重要职能就是抓“社会稳定”这个大局，其实，从下面这部分职工行将上访，他们的一切动态行踪均在掌控之中：公安和政府逐级上报，我们系当事主管部门一方，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各项准备……
上访人员聚集在办公大楼前面的院子里，拉起横幅标语，喊着口号，强烈要求会见厅（局）领导。安排了厅（局）长秘书接见作答，但他们不满意，多次冲击办公大楼，被辖区巡逻警察和街道、社区派来支援的“联防联动”人员劝导制止。上访人员中有两个人与我在同一地质队工作时关系较好，为了不让他们吃“眼前亏”，我告诫道：一不能走出大门上街，二不可冲进办公室，那样性质就变了，警察就可以采取拘捕等措施......这两位老同事倒是听从规劝，还做其他人的工作，对平息事态、化解矛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当时正值冬天，上访人员就找来硬纸盒，彻夜睡在传达室和大门过道地上。机关里许多工作人员也是从地质队调上来的，与上访人员甚至沾亲带故，但不敢违反纪律接他们到家里住宿，也就是晚上去看看他们。
后来，由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批“买断工龄”上访人员的诉求，经查证：有的单位执行政策严重有误，欺骗带强制；有的单位一边搞“买断”，一边搞“招新”（领导们的“七姑二舅”），结果这些买断工龄人员全部按恢复公职处理。
我们这一代，注定了是晚婚晚育的一代。
自《新人口论》学者马寅初提出，人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递增，但是人类生活资料增长速度仅能达到算数级的理论，要解决这一社会矛盾，我国制定了实行按人口政策有计划的生育，即“计划生育”，1982年9月被定为三大基本国策之一，同年12月载入宪法。主要内容及目的：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之后进一步倡导“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单位上，每当有数对适龄夫妇申请“自愿终身只生一个子女”，便会召开隆重的职工大会，给披红戴花的申请人颁发“独生子女证书”。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夫妻双方每年各有二三十元，后来增加至每月5元，前些年达到每月80元。
贯彻执行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力度非常大且十分严厉，每个单位都有“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计划生育专干。晚婚，有的地方要求男女年龄之和达到50岁，否则单位不开证明；晚育，常要求婚后采取避孕措施两年再生，得由单位按顺序分指标，发《准生证》。我登记结婚已四十有三，我和女方年龄之和已达75岁，《准生证》是计划生育专干主动给我们的。
单位职工，谁也不敢违反政策早生、超生，若有违反，那双方被开除公职的处分毫不留情。1991年，我一位老领导的小女儿，因没有取得《准生证》怀孕并且躲了起来，此事轰动整个机关，依照线索派出几路人马四处查找，让这位人缘很好的领导弄得灰头土脸，因为上面对每个单位的计划生育，实行“一票否决制”（其他获得的奖励一概归零），这影响到每一个职工和家属的切身利益。
农村考虑到劳动力问题以及世俗、宗亲观念之下，生育两个尤其第一个是女孩的，大都会被允许，而有的夫妻生育三个甚至四个，通过一些关系也能够躲了过去。但农村有些地方，处罚挺严厉的：罚款、拆房，把猪拖走。
2016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施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自此终止。
从1980年至2016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三十多年，据资料统计，独生子女人数为1.76亿，独生子女父母人数3.52亿。如今的八零后、九零后已步入中年，他们父母中的晚婚晚育者不少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一对独生子女夫妻，照料双方父母四位老人，特别是有些独生子女的工作地远离父母，其困难可想而知。原先宣传的“独生子女入学、参加工作优先”，因为实际上缺乏对应的执行细则，找谁也找不上。
我们这一代是善于深刻反思的一代，正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喜乐哀愁，我们更懂得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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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近期，我们受天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拟组织对天心区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情况做详细的调研。
为了更好搜集、整理天心区特色工业记忆，现向广大读者征集关于天心区工业发展的相关线索、图文资料及稿件。
详情请参考：“天心区工业记忆”征集线索及稿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