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枢：长沙近代工业概述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农产品的商品化直接导致长沙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大批失地农民转入手工业生产，当时长沙地区已形成多个大的手工行业。这时长沙的手工业已开始向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行业分工细密、生产规模日渐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等明显的特点。

第一，手工业的行业分工和行业内部的分工已经十分细密，并逐步向专业化发展。在长沙，专一生产某种小商品的行业已非鲜见，其细密程度令人惊叹。按行业分工，不仅有常见的大行业，还有角盒花簪行、戥秤行、京刀行、明瓦行、棕绳行、锡器行、翠器行、铜器行等;从行业内部分工来看，生产工序的单一化、专门化趋势加强，一件产品的制成不再是一人包干到底，而从粗坯、成型、加工等工序依次由众多的工人完成，出现了流水线作业的雏形，反映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特征。

第二，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及产品种类大大扩大。19世纪后期长沙的手工业，虽然仍以家庭小作坊为主，但在某些行业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作坊。如随着长沙周边地区冶铁业的发展，长沙在同治年间出现了大型铸锅作坊,“专铸鼎锅及其他铸货”“最盛之时，在光绪初年”。随着西方商品的输入，长沙手工业产品也开始突破传统产品的局限，当时被称为“西洋货”的某些商品，长沙人也能自己制造。如光绪十五年(1889)长沙人罗福庭在西牌楼开设福记制镜作坊，采用锡箔光工艺制镜。光绪十八年(1892)湖北人汤光明从上海学回日本烤光制镜技术，随后与长沙张学云、刘正庭合伙在三泰街开设云记作坊，生产烤光镜。这一制镜工艺以后沿用了60余年。清末长沙的手工业作坊还可生产肥皂、玻璃瓶、棉纱袜等商品。

清同光年间，长沙手工业中依稀出现了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这可从几个具体的行业的历史资料来分析。

《宁乡县志》资料表明，清同光年间宁乡县有冶铁与制锅两个行业。冶铁始于道光、咸丰年间，制锅则至光绪中叶始兴。湖南制锅业以益阳、新化和安化最盛，宁乡制锅业就是安化、益阳锅商来境开办的。但就其资本、炉厂、庄号来看，宁乡冶铁铸造锅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特别是大量使用了雇佣劳动力。一座冶铁的高炉雇佣炉工、杂工、炭工等70余人，另外还有运夫;一座铸造锅的炉子雇佣炉工、杂工、炭工等约50人，另外也要雇佣运夫。这些工人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工价”为生，因此，工人的“工价”被计算在生产的成本之中。这说明，这些冶铁铸锅业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清同光以前，湖南各县种茶者，专业户极少，大都为农户家庭副业。同光以后出现了专业茶农。在产茶季节，茶农通常“呼集邻近男女老幼采摘”，按量计酬。粗制成毛茶后，茶农除留少量自用外，大多售予附近的茶庄茶号，茶庄茶号则或再售予茶厂，或直接设厂制作精茶销售。茶厂将毛茶加工成精茶，一般须经拣、焙筛、车、磨、捞、簸以及装箱、起运诸工序，皆雇工进行，其中拣茶更雇用大量妇女、儿童。长沙府醴陵县城(今醴陵市)常有茶号十数家，于各乡设庄，“自采摘、运送以至发拣、装箱，贫民资以为活者，不可胜计”。而拣茶之方法，早年“均由造茶之人(庄号和厂家)发给女工携回家中，拣去茶梗、茶包及黄叶片，缴茶时验视最严”;至19世纪80年代(光绪中叶)，则“皆在栈房雇用女工人拣”。这些情况，均可看出茶叶采摘、制作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湘绣是19世纪后期崛起的外向型手工业。“构成湘绣业这个行业的，一方面是专业的绣庄(坊)，另一方面有环绕着绣庄的广大农村和一部分城市居民中的刺绣手工劳动者。……除部分粗绣庄有少数固定雇工外，所有粗、细绣庄的绣品，绝大部分都是发交城乡绣工加工代绣，即由绣庄发给原料，并画出图样，载明颜色，配好色线，绣成后按件计给工资。”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湘绣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它崛起较晚，当它开始成为一个行业的时候，便从产到销，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二绣庄主不仅收购、贩卖绣品，而且发放原材料和图样，直接控制生产，这样，他们就不仅是包买商，同时还是企业主，他们所拥有的资本也同时具有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双重性质;第三，由于湘绣业技艺上的特殊性，它很难使用机器生产，因而长时期使用人数众多的、分散的城乡个体手工业者的家内劳动进行生产，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湖南陶瓷器主要是长沙县铜官陶瓷和长沙府醴陵县(今醴陵市)瓷器。从总体上来说，陶瓷业的分工较湘绣业更细。就制瓷的工序来说，主要有采泥、制坯、贴花、上釉、过烧等项，而从事此项生产的人，又有窑户(作坊、工场)、搭烧户和彩花红店的不同。大体说来，从事土瓷生产的窑户，因生产品种不多，品质不精，大多以小作坊的形式进行生产，一般雇用二三十人，最多四五十人、共同操作，很少分工。而制作细瓷则相对规模较大，每家窑户有工场四至六个，雇用工作人员常自七八十至百余人不等，分工也较细。至于搭烧户和彩花红店，对于窑户来说，处于附属地位。但其不同于湘绣业中的城乡手工业者的家庭劳动，所谓搭烧户，是指技术工人自组工场，但因资金不足无力建窑，而将制造的瓷坯搭在有窑之窑户烧制。“其搭烧手续，除匣窑、装窑、出窑概须自费外尚须预先向窑主租定窑位，缴纳租金。”搭烧户规模比窑户小，一般有工人数人或十余人。彩花红店则为瓷器再加工的店家，即将窑户已烧好的白瓷器，用矿石制作的特种颜料，加以彩绘，增其美观，以便高价出售。彩绘人数一般较少，每店一至三五人不等。不难看出，以上窑户(包括土瓷、细瓷)、搭烧户、彩花红店，均属资本主义作坊或工场手工业的经营性质。

鞭炮制作操作工艺比较简单，长期停留在“纸包硝磺”的手工劳动状态。除原料的加工外，鞭炮生产工序主要有九，即扯筒、筒、洗筒、腰筒、上盘、钻引孔、插引、轧引颈、结鞭。其中仅“腰筒、上盘、钻孔、结鞭等，需富于经验之技工始能为之，余如扯筒、褙筒、插引诸端，皆属易学而且易为之工作，不独壮年男女可作，即老人、稚童以至残废者，亦能胜任”。这就决定了近代时期鞭炮业生产关系的特点，即手工作坊与家庭劳动紧密结合：“普通作坊除专雇技工担任腰筒、上盘、钻引孔、轧引颈、结鞭等工作外，其他简单工作，或由(作坊主)自己家中人做，或分发各民家，备价包做。”作坊于鞭炮结鞭后，即卖与运销商。此种运销商人于各主要鞭炮产地设立庄号，名曰炮庄。炮庄备价向作坊收买各种鞭炮后，另雇工人，加以包装成封、成箱，然后运往外埠销售。显然，这些炮庄已经具有资本主义包买商的性质。

长沙近代工矿业发轫于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先后开办了履和裕锑矿和湘裕炼锑厂，随后新任巡抚陈宝箴奏办矿务总局，首先对铜、煤、铅、磺等矿“试行开采”。同年“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成立，厂址设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为湖南最早的近代工厂。几乎与火柴厂创立的同时，陈宝箴又支持湘绅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等自筹资金，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个近代机械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初为官督商办性质，由于经营亏损，一年后，转为官办。戊戌前后，长沙除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外，还出现了不少民营机械制造企业，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陈万利开办的生产石印机的机器厂，光绪二十六年(1900)姜华林开办的裕湘机器厂等。

自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之前，湖南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工矿业为重心。由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和湖南矿务总公司的成立，湖南采矿业特别是有色金属采矿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戊戌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湘裕、大成两个炼锑厂仍在进行生产，两厂每年的生锑产量为2700吨左右。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两个炼锑厂经呈请清政府农工商分别注册为湘裕湘盛合股有限公司和大成合资有限公司。

当时，用土法冶炼的厂家，炼出来的生锑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不高，因此提炼纯锑，就成为湖南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02年以后，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以及继任者赵尔巽都曾派学生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学习矿学，以求发展湖南的矿冶业。而对湖南炼锑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梁焕奎。

梁焕奎(1868-1931)，字壁垣，长沙府湘潭县人，原籍广西桂林。1893年中举人，1896年陈宝聘他为湖南矿务局文案。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南新任巡抚俞廉三将官办的益阳板溪锑矿招商承办。梁焕奎预见锑矿业前途广阔，多方筹措资金，甚至变卖了妻子的贵重首饰，接办了锑矿，并将其改组成为久通公司，派二弟端甫坐驻益阳，整顿矿场，设立炼锑厂。但由于矿质较差，冶炼系用土法，加上洋商压价，专炼生锑很不合算。梁焕奎决心采用西法提炼纯锑。他从矿务总公司拨借资金，创办实业学堂，着力培养采矿、化验、机械等人才。并先后送三弟鼎甫、四弟和甫、五弟硕甫留学日、美，学习矿冶技术。

1907年，正在英国伦敦皇家物理大学学习的鼎甫，得知法国巴黎有一个叫赫伦士米德的专家已研究出一种能将低品位锑提纯的方法，便亲往巴黎与赫氏商谈，谈成以7万两银购买这一“秘法”梁氏兄弟欣喜之余却苦于巨款难筹。正当焦急之际，适逢留日学生领袖杨度回到长沙，答应设法筹措。杨度神通广大，竟说通了张之洞、袁世凯代向直、鲁、湘、鄂、苏5省筹拨银16万两，“永远作为补助”，解决了资金问题。梁氏兄弟利用这笔资金买下了专利，购买了机器、炼炉等设备，还聘请了一名法国机械师。在此基础上，梁氏兄弟将久通公司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并由杨度领衔禀呈湖南巡抚批准立案。由于华昌公司拥有五省补助款，“公司不付息银，不给股票，惟以补助名目，藉为保息招股之资。于是商股渐多”，资本银达30万两。加上杨度又进呈农工商部，清政府特准华昌公司有10年的专办权，“无论何国官商，不得在中国境内设同样之炉座，亦不得在湖南境内设他样炼锑之炉座”，使华昌公司在初办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1909年春，公司正式开工生产，所出纯锑，运往欧美，声价颇高，成色可与世界著名锑矿英京廓克逊的产品媲美。在此以前，中国的炼锑业都只能用土法炼生锑。汉口加尔威公司铅锑矿场附设的粗锑炼制厂，见华昌公司可炼纯锑出口，不得不自动歇业。1908年法国容母司会社本打算在湘设炼锑厂，也因竞争不过华昌公司而放弃计划。当时全省各地锑矿均交华昌公司代炼并集中出口，使洋商暂不能再在湖南廉价收购锑矿，华昌公司的股本亦由开办时的30万两增至60万两，成为清末湖南最有生气的商办企业。1901-1913年湖南共出口锑品9.16万吨，其中纯锑2.78万吨，大部分出自华昌公司、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各国纷纷在湘争购锑矿产品，致使锑价大涨。1915年华昌公司趁此千载难逢之机，扩充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96万两，1916年又增至300万两。1915年华昌公司共炼锑15095吨，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8%，年获利300余万银元。

在矿冶方面，除华昌炼锑公司外，清末还有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益阳板溪锑矿、新化锡矿山、平江黄金洞金矿和湖南黑铅炼厂等。从1899年开始，水口山铅锌矿在廖树衡的主持下就开始试验自行炼铅，但都因经营不善或技术落后等原因而失败。

廖树衡(1839-1923)，长沙府宁乡县人，清道光十九年(1839)生。初入湘军提督周达武幕，光绪三年(1877)馆于陈宝箴家，光绪十九年(1893)主讲玉潭书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主持常宁水口山矿务，创开明垅法采矿，颇著成效。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宜章训导。翌年调清泉，仍主管水口山矿务，在任八年赢利600万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升总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捐主事，分部加四品衔。后以湘抚保奏，得二等商勋三品衔之奖。民国后归家，著有《珠泉草庐文集》《茭源银场录》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任湖南巡抚岑春以涂懋儒为总办，委留美归国的矿业专业学生江顺德为总工程师，负责筹办黑铅炼厂。江顺德受命筹办黑铅炼厂后，一方面“派员赴美购运机械等件，陆续运湘，共费美金44000余元，纹银1500余两”;另一方面，他“就省城南门外六铺街地基(11386亩)建厂房炉座，共费银32000 余两”。该厂“工场方面分压砂、烘砂、鼓风、提银、净铅翻砂、提金、机械各部。其动力设备，用蒸汽引擎，共有直立锅炉四座，卧式一次膨胀引擎三部，卧式二次膨胀引擎一部，竖式三次膨胀引擎一部，共约一百匹马力”。主要机械设备有铗砂机、碾砂机、自动砂戽装置、鼓风炉、烘砂炉、炼铅炉、提银炉、起重机、抽水机和修理用的车床、钻床、钳桌等。“该厂不动资本约20万元、流动资本约10万元。”宣统二年(1910)四月初一，长沙黑铅炼厂正式开工炼铅。然而开工后不久即由于矿砂供应严重不足而处于时停时办的境况。直到1916年才完全恢复生产。

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创办的近代企业中较为突出的还有“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维新运动中的宝善成公司的发电厂在变法失败后不久就停办了。直到1909年才有以陈文玮为首的绅商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陈文玮(1855-1935)，长沙县人。二十多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参加科举考试未中，遂绝意科举，弃文经商，曾在长沙城内开颐庆和钱庄及绸缎庄。后捐得湖北试用知府。1896年，王先谦等筹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时，陈文玮就投资入股，参与其中。

陈文玮等创办湖南电灯公司有抵制外人之意。宣统元年(1909)春，在长沙的外国商人集议，“拟在湘垣开办电灯，为垄断独登之计”。另外，又有亚细亚洋行自包大批洋油在西门外设站零卖，大有垄断长沙市民照明用油贸易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长沙绅商认为：“若不急图抵制，匪特利源外溢，损失遍于湘垣，抑且交涉日多，纠葛蔓延于官署。”当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办电灯的实践也给他们以很大的启示。于是，陈文玮和李达璋、饶祖荣共同集资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章程规定集股20万元，以100元为整股，10元为零股，合并为2000整股。同时规定入股在2000元以上者，方能有资格推举为公司的董事。宜统元年(1909)，该公司在长沙和汉口等地设立招股处，开始招股，到宣统三年(1911)共招股13万余元，此款用于建厂及购买设备尚不足，只得向湖南总商会借款8.7万元，后来这笔借款转为公股。这样共筹得股本20余万元。但立杆架线，发电耗煤，资金难以周转，于是决定继续招股本30万元，前后合计招股本50万元。

公司办公处开始设在长沙皇仓坪，后来相继搬迁到苏家巷和六铺街，而发电厂一直设在长沙南门外中六铺街(原长沙发电厂所在地)。发电厂向法国瑞记洋行购得160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组3台、容量共400千瓦;水管式锅炉3台。1911年4月，发电厂装机竣工，同年5月28日正式发电。

在轻工业方面，20世纪初，长沙出现了一些以生产日用化学品和玻璃制品为业的近代企业。据宣统二年(1910)出版的湖南出口协会说明书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出现了制造油墨的华光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沙创办了民立实业社，生产油墨、酒精、花露水、樟脑、香油等化工产品。在此前后，长沙出现了肥皂制造业。

光绪三十年(1904)，王先礼兄弟在营盘街创办手工习艺学堂，向学生教习制皂技艺。同时，设在长沙的省城官立艺徒学堂也向艺徒教习肥皂制作技艺。到宣统三年(1911)，在长沙创立了湖南丽记升茂肥皂公司，生产含水皂，日可出货40余箱。

长沙的玻璃制造业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文经纬、肖仲祁、肖利生等集资20多万元，在六铺街创办了麓山玻璃公司。该公司以倒焰炉生产煤油灯灯罩和灯座，颇获利润。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东方杂志》载：“湘省本有一种土造玻璃因不能清爽遂致辍业，兹闻省城西门外新设一玻璃厂，所出之货颇称明亮，且能将碎玻璃重作，已拟集资大办矣。”

到民国初，湖南工矿业发展更为迅速、这与谭延闿主政有很大关系。

谭延闿(1880-1930)，长沙府茶陵州人，在清末是湖南立宪派首领，到长沙光复之前，革命胜利在望之时，他改变了君主立宪主张，投身革命运动，并提出“文明革命”的口号。此后，他加入同盟会、国民党，先后担任同盟会湖南副支部长、国民党湖南支部长。在1912-1920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谭延闿在湖南三起三落，先后3次担任湖南都督(督军)，成为民初湖南政坛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谭延闿政权虽然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政权，但对民国初期湖南经济开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谭政权实施的各项政策都有利于湖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政策上，谭延闿厉行“开明专政”，放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光复后长沙首任知事姜济寰也竭力推行谭的政策，只要检索一遍民初的长沙报纸杂志，就不难发现字里行间充斥着办交通、工矿和商业的新闻和广告。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士在1912年的《长沙商务报告》中称：长沙“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他省份”。辛亥革命前湖南有500工人以上的厂矿企业只有和丰火柴公司和华昌炼锑公司2家，而广东有38家，江苏有66家。谭延闿决心改变这一落后局面，“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的日发起无数公司”，以抵御外来资本及商品的渗透和倾销。

这一期间，长沙创办的工矿实业公司，著名的有谭延闿亲自发起组织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黄兴和龙璋等人创建的旨在“收回外溢之权利，扩张自由之营业”的汽船公司，以及经华纱厂、长沙自来水公司、山玻璃公司、湖南面粉公司等。

为了振兴工业，谭延闿拨出了许多公款办实业。时《长沙日报》载：“当时的什么实业公司和某项工业筹备处的招牌，到处皆是。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

1912年，谭延闿令湖南督署拨款30万余元，在省城留芳岭创建了湖南军工厂，建筑面积达2.6万平方米，配置了数百台机器设备。同年，都督府参议员吴作霖筹借公款60万元，在长沙河西银盆岭购地256.93亩，创建了经华纱厂，从英国购进4万锭的纺纱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是为民国时期湖南第一纺织厂的前身。同时，在长沙豹子岭开办了华丰纸厂，有资本2万元;兴建印刷厂11家，规模较大的当属吴绶民、徐延祉集资5万元于1912年在长沙织机巷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有机器设备50台，另外还有鸿飞、振华、吟章、彰文、棣华堂等5家，资本1000~4000元不等。

湖南省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的修筑，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的筹划勘测，都是在谭延闿手中促成的。谭延闿政权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对湖南特别是长沙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全省矿产毛砂27240吨，到1913年增至43273吨，增长59%。1916年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时又积极向中央推荐长沙地方产品。1917年，长沙生产的双幅牌丝棉袜、铜器、玻璃器具等10多种产品，由国家农商部组织送各省官厅商会交流推广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时还倡办生产合作社。1920年成立的长沙大同合作社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合作社，其产品有毛巾、袜子、布匹、信纸、学生制服等。一位西方学者称“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并非虚言。

20世纪30年代是湖南近代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气和成就的工矿企业和科研机构，如湖南省炼锌厂、湖南机械厂、湖南工业试验所等。

湖南省炼锌厂是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炼锌厂。湖南常宁水口山所产锌砂历来售予洋商，受人操纵。早在1921年，水口山矿务局就想利用外资，建设炼锌厂，但未能实现。1932年，省政府以锌块为军用重要原料为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签订合同，由军政部垫款10万元，在长沙兴建炼锌厂，派长沙县金井人饶湜为总工程师兼厂长。饶历尽艰辛，试验成功西式的“横罐炼锌”法。试验成功后，即在三汉矶以北、古三石成以东的沿江地势高处选定了厂址奠基建厂。1934年7月26日正式建成投产，设备有发动机、洗矿机、磁选机，炉座有烘砂炉、蒸馏炉、反射炉、烘罐炉等。9月开炉炼锌一举成功，结束了我国1000多年来的土法炼锌历史，也打破了国内市场洋锌一统天下的局面。1935-1936年，每年产锌都在700吨以上，产品供不应求，每年盈利超过2万元，全部上交政府省政府为奖励饶的功绩，发给他奖金4000元，并将锌厂列为湖南省四大工矿企业之一。

在机械工业方面，1928年创办的湖南民生工厂，1932年10月改名为湖南机械厂。1934年与湖南汽车修理总厂合并为第一厂，如意街经理总局为第二厂。湖南机械厂主要生产汽车零件，视市场需要，间或生产抽水机、印刷机、煤气机及浅水轮等。1936年一、二厂合并，拥有金属切削机床49台，锻压设备2部，发电机1台，动力机9部，锅炉6座，共计设备137台，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委周凤九为厂长。1936年8月全国交通会议认定该厂汽车配件符合要求，交通部遂拨款7万元，指定该厂生产19种汽车配件，产品除供本省需要外，还畅销于安徽、江西、贵州等省。该厂已具有一定的配套生产能力，曾试制75马力汽车引擎组装“衡岳”牌2吨载重汽车，制造汽划艇，生产汽车煤气发生炉，成为湖南省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

20世纪30年代初长沙试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一举成功，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当时外商垄断汽油价格，省公路局汽油费用占去运输成本的50%~60%。长沙实业界的有志之士决心研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1932年2月省工业试验所成立，由向德(湖南山人)主持煤气发生炉研制，先后研制出5种煤气发生炉。煤气发生炉以木炭为燃料，1932年8月11日，“271”型煤气发生炉安装在汽车上进行第一次试车，获得成功，10月10日在长潭公路上举行试车典礼，有实业部和全国14个省市代表及外国专家观看，评价甚高。后又研制成除尘器，并获得专利权，解决了木炭污染问题，1935年，湘省汽车有20%~30%改装成煤气汽车，到1939年发展到50%以上。1935年又试验成功酒精汽车。因酒精比汽油价格低，到1940年全省有32%的汽车以酒精代替汽油作动力。这样，煤气车和酒精车占全省汽车总数的82%以上，每年节省汽油18万~30万加仑，价值40万~100万银元。

长沙的轻纺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一定的发展，除湖南第一纱厂外，还有福星机器印染厂、长沙华新羽绒公司、湘鄂印刷公司、长沙菲菲制伞商社等。有的产品，如羽绒制品和菲菲纸伞还远销日本、英国和东南亚等地，在历届博览会上多次获奖。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是长沙湘绣业的鼎盛时期。1934年，长沙绣庄多达40余家，长沙城乡有绣工1.5万人，年产绣品3万件以上，价值120万银元，行业资金积累约50万银元。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烟草业支撑的卷烟专卖税居全国第一;纺织业飞速发展，黔、桂、粤、川、滇诸省的布匹供应均有赖湘省尤其是长沙的接济。

（本文摘选自书籍《长沙近代工商业》，陈先枢编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