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校——长沙二十中

桌上摆着一本《风雨五十年》纪念册，这是2007年长沙市第二十中学为建校五十周年特别编撰的，因为有些年份了，略带泛黄的封面有点暗沉。

二十中是我的母校。当我饶有兴致地打开纪念册，一篇篇温暖回忆把我带回那熟悉的校园。

银盆岭地处长沙河西北头，相传西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吴芮为长沙王时，想谋取一块风水宝地作为百年之后的陵寝，保子孙万世永昌。后有风水术士认定，河西山岭似银盆可寝，称之银盆岭。后据地方史志记载，古时此山岭泥沙中的确含有银矿。在清代咸丰、道光年间还有人在此挖出银子来烧炼，用盆盛银，顾名银盆岭。

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长沙的市井一直在河东，银盆岭这块丘陵地伏的土地，千年不变地沉睡着。直到112年前，这里建起了湖南第一纱厂，纺出了“金纱银线”，为湖南的民族工业开启了新纪元，才使得此地名更添神韵。

1957年，长沙市二十中学就是建在银盆岭上。有人说建校初期的二十中学像是一所农村中学。在学校老一辈教职员工的回忆中，当年学校除了只有一栋十间教室的二层教学楼外，还有二栋干打垒的平房作为教职员工的生活住房。三栋房子建在两个小山头上，三面是荒山、农田、菜地，还有一面靠近裕湘纱厂职工家属区。那时，学校生源主要是农村子弟，少数是附近工厂职工子弟。任教的老师多数是从小学抽调上来的，少数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所以整个学习环境乡土气息较浓，但艰苦奋斗精神较强。

1967年，我们小学毕业了，文革期间升学不用考试，可以自由择校直接进入初中。记得当年给我们提供选择的中学有两所，一所是湖南师范学院附中（简称师院附中，后又称师大附中），一所是长沙市第二十中学，都在岳麓区。父母做主给我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二十中离家近，不用住校，也不用读跑学。反之，师院附中离家远，交通又不方便，需要住校。我作为家中老大，父母考虑更多的是可以节约时间边读书边照顾我的弟弟妹妹，帮双职工的父母减轻负担。

文革恢复中学招生后我们是第一批入校的。那是1968年12月，由于特殊年份，我们小学六六、六七两届学生同时升入初中。二十中与我小学就读的裕湘子弟学校仅隔着一条马路，上学只有十来分钟时间。 

至今还依稀记得我们进校门的左边有一口水塘，水塘南边和西边住了几户农民。校门右边是两排平房，南栋是有家属的教师宿舍，北栋为办公室和会议室等。校内西边是教学区，学校操场是一个大“盆地”，“盆地”的东边是一个为开会和食堂兼用的小礼堂。

学校条件虽然简陋，但在我的眼中不乏许多靓丽的风景。那时我常常会在放学后站在山岭上远眺。向东，可以看到碧透的湘江；向西，是一片层林迭起的山峦；向北，田园美景尽收眼底，不时飘来稻谷的清香。这些如诗如画的秀丽山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为一道抹不去的风景。

当时学校按照部队三三制来设置连队和班级。入校后的12个排，统统都被安排在四个连队，我所在的班级属于三连九排。第一天走进教室，全班50多名同学中，有熟悉的，有陌生的，除了一部分是来自我的小学同学外，同时还有一小部分是银盆岭小学的学生，以及十来个住在石岭塘、茶子山的农村同学和住在三汊矶的同学。同学结构就不是上小学时清一色的裕湘纱厂的子弟了。那些住得既分散又距离学校较远的同学，都是步行上学，大概需要一小时左右。

在小学我们加入的是少先队组织，胸前佩戴的是鲜艳的红领巾。进入中学后，学校开始筹建“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干部也是由学校或老师指派。本人的“官位”是红卫兵连长。还记得每个排有一个由排长、副排长、宣传、学习、军体、卫生委员组成的排委会，委员在全班同学中产生。我们九排排委会的人员有胡安娜、董四平、王广婷、陈建梅、周虹虹、王宪庆、段国华，我是连长，当属排委会之列。

印象中我们九排排委会在学校一直有点小名气，一度还被学校评为优秀排委。排长胡安娜同学中学毕业后下过乡，后在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毕业，成为了一位资深的剧评家。而各门功课都很优秀的学习委员王广婷，参加工作后入了党，之后成了一名出色的工程预算师。陈建梅、王宪庆两位都在大型纺织、纺织机械厂工作，并担任中层干部。他们都在岁月的磨砺中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九排排委会合影

改革开放前的银盆岭交通欠发达，那时我们称过河叫“进城”，当然这里还有点调侃的意思。但实际上在长沙人的概念里，河东为城里，河西为乡下。进城只能靠坐轮船，除此没有第二种交通工具。老师们大都住在河东，要到周末他们才能回家，若是碰到恶劣天气，老师们就要想尽法子提前返校，不能耽误授课。

虽然教学条件艰苦，当年二十中却聚集了一大批优秀教师，这批教师中有在建校初期开疆拓土的老教师，也有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教师。其中罗长林、王正泉、张东前等数位老师，有的后来被提拔为学校领导，有的被推举到省市教育局或政府有关部门担任要职，他们都是二十中得以发展进步、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

我们的班主任杨淑宾老师教我们语文。作为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老教师，她在学校建校后的第二年就来到了二十中学，这一呆便是二十四年。二十四个寒来暑往，杨老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有的学生后来都成为了行业翘首和精英。我们班上的杨选民同学是一位脑瓜子特别活络的学生，在校时有点小调皮难管理。杨老师因人施教，待学生有如自己的孩子。后来这位同学经过知青生活的锻炼和党的培养，成了长沙市某工矿商贸公司的总经理。

而对于出生寒门的农家子弟杨老师更加关怀备至。为了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她会经常深入学生家庭，了解他们的困难，提升他们的信心。她每次走完家访后总是摸黑返回学校，到食堂吃点冷饭冷菜，然后坐下来备课，批改作业。她用爱心和耐心，温暖了每一个学生的心房。至今还有同学回忆到，那时她家生活困难，父母想让她弃学早点帮衬家里，得知情况后，杨老师三番五次去她家里，耐心开导说服她的父母，最终这位同学坚持念完了中学，参加工作后成为企业的优秀员工。农村同学中当然也不乏优秀人才，曾发明同学后来成为了人民教师，肖立文同学成了一名村官，刘亮双同学参军后被部队培养成了一名部队团职干部，这些成果都与老师们的教书育人紧密相连，他们都是二十中学的骄傲。

我从小对语文课就有着特别的喜爱。每次语文课上，我都会紧跟老师的教学思路和节奏，期待回答问题和朗读课文。老师并不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给我，这令我有时会很失望，但过后还是能理解老师的用心。

杨老师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黑板板书，而且她每次所做的课件都很充分。印象中有一篇写焦裕禄的课文，头一天杨老师让我好好预习，第二天课堂上又点名让我朗读。课文语言质朴、细节生动、情怀感人，朗读起来可以感受到一种崇高感和庄严感，心灵因此受到震撼和洗礼。

作为班主任，杨老师还会经常提醒我们在大好的读书年龄，一定要好好珍惜每一个当下，以及对待生命中的起伏要持平和、豁达的心态。记忆中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以此来鼓励同学们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从今天开始就当重新来过。

杨老师一生有过诸多坎坷，但她本人总是以平和、乐观心态认真对待生命中的一切，直至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走完一生。

九排同学为杨老师90岁祝寿

教我们数学的肖果能老师则是一位非常儒雅的青年教师。他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讲话慢条斯理，不温不火；走路不徐不疾，款步有声。从小偏科的我，虽然对数学不重视，但我得承认肖老师的教学思维非常缜密，逻辑清晰，抽丝剥茧，课堂上还很风趣。讲到要点处，往往会略作停顿，下颌一收，抬眼扫视大家，面带笑意地作一设问，然后再加以分析阐发。生动的教学风格总能把学生逗笑，真不失为一位难得的优秀教师。那时年少不更事，才让此情成追忆，时光如果能够重来，我定会倍加珍惜肖老师的每堂教学。

陈毅松老师是校园内一位年轻的政治老师。他个头不高，思维活跃，风华正茂，很有朝气。他的左手臂上带着一块红卫兵菱形臂章，经常在学生方块纵队带领喊口号。起初很多人都误认为他是学生干部。在我印象中，陈老师极富口才，能说会道，讲起课来总是深入浅出地讲解政治理论，分析国际国内新闻，还引导我们思考国家的发展和未来，使我们感受到政治学科之美。相处下来，感觉陈老师和我们九排同学感情最深，我们一起欢笑一起成长。

1970年年末，部队征兵工作开始了。突然听说陈老师要去应征参军了，一开始我们不相信，但这回事儿千真万确。那个年代我们对军人无比崇拜和羡慕。还清楚记得那天下午陈老师要离开学校的情形。临走时他围着学校一圈放声大哭，这哭声惊动了我们。是啊！二十中有他曾经教学的深深眷念，也有他对学生的依依不舍。我们排的同学更是舍不得陈老师，个个哭得像泪人儿。

原来陈老师是作为部队特殊人才被特招入伍的，他在部队也一直做政治教官，人生精彩出色。一晃几十年过去，学生时代的如烟往事渐渐淡去，但又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只可惜再见面时，我们都已青春不再。

1、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上学不久，我们学校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员都是来自长沙船舶厂的工人师傅。据说，这是当年为执行中央指示，稳定政治局面，恢复教学秩序的一项举措。记得工宣队里有一位夏姓师傅很严肃，我们经常见他在校区内到处转悠，只要被他撞见学生有违纪行为，绝不会轻易放过，同学们都很怵他。而那位朱师傅却是一位温和的女性，学生们都很亲近她。

记得有一次参加由市教育局（当年也许不叫此名称）组织的全长沙市中学生学毛著演讲比赛，每所学校只可推荐一名学生参加，我们学校推举我去参赛。对于学校的信任我很紧张，生怕落选而有所辜负。朱师傅作为学校领导全程陪同，并不断给予我信心，让我克服了参赛前的紧张情绪，并以稳定的发挥征服了评委，从而取得了好成绩，最终我被评为长沙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为学校争得了荣誉。王正泉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同时也获得了此项荣誉。

现在想想，当年究竟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理解了多少？恐怕都很浅显。遗憾的是演讲稿已经丢失在岁月的风尘中了。

2、学工、学农、学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为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会定期组织学生去工厂和农村参加学工、学农劳动以及军事训炼。

我们学校的学工基地被安排在离校不远的长沙船舶厂。这在当年也是一座声名赫赫的大型国有工厂，它曾经的辉煌我难以用笔墨来描述。因为时间久远，学工的细节的确有些模糊了，但是每次去工厂都能体验到工人师傅的劳动艰辛、守纪和对工作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几年以后，我也被招工去了一家大型国有工厂，仍然对工人阶级充满敬意和感情，对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和贡献无比赞叹。

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则选择了离校十几里开外的雷锋公社。那时每到春耕、双抢季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支农”，同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每次下乡我们都是分小组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

插秧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是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很喜欢这首古诗，它生动地描述了田间插秧的情景和做人的哲理。

南方的春天一般多雨，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我们学着农民的模样，双脚踩在冰冷的水田里，手持一把秧苗再分出几根来弯腰把它插入泥巴里。一开始总是不得要领，插到田里的秧苗东倒西歪，有的根本没有插进去就飘出了水面。而农民伯伯总是不厌其烦地跟在后面给我们收拾或返工重插。

说实话，插秧是件长久弯腰、特别累人的技术活，一丘田里讲究一个横平竖直。于是，农民会在田间给我们一些经验指导，慢慢我们也掌握了一些窍门，插下去的秧苗好看多了。春天的田野一开始都很单调乏味，但是随着春插序幕的拉开，广袤的田野很快就被披上了翠绿的春装而呈现一片生机，这是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在乡下看到的最美的春天画卷。

双抢季节的到来，才是真正突破人体耐力、意志力极限的考验。这个季节正好是南方最酷热的时候，阳光狠毒，大地热浪滚滚。学校对我们下乡支援双抢极为重视，为了鼓舞同学们的士气，有年双抢还专门成立了宣传小分队。小分队由张东前老师挂帅，另外还从学生中挑选了几位文艺份子组成，本人也是小分队成员之一。

师大文学系毕业的张老师，文章写得好，文字功底扎实，他很快编出了快板和诗朗诵，除此之外我们还排练了女生小合唱、舞蹈等好几个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

雷锋公社分布很广，同学们的驻地又很分散，学校要求我们不能漏掉每一个宣传点。乡野的阳光照在坑坑洼洼的田埂上，白晃晃的很刺眼。小分队以学习雷锋好榜样来激励自己，顶着太阳火球，沿着晒得滚烫发白的乡村小路，步行把文艺节目送到村村寨寨。傍晚时分，当暮色渐浓时，我们拖着疲惫再返回驻地。那时正青春，白天不管多累，睡一个晚上，翌日又能投入到紧张热烈的工作当中。

双抢宣传小分队

过去，我们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伢妹子很少有人真正参加过田间劳动，没有摸过镰刀、锄头等农具，也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亲近过土地和农田，我们甚至不知道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季节。所以，下乡学农是我们人生经历的重要一课。有同学说只有经历过下乡学农的劳动锻炼，才能真正体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幸苦”的深刻含义。现如今，几十年前那个青葱年少的“学农”记忆已变得遥不可及了，我们之间隔着长长的生命自然段，但看着泛黄的老照片，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时光，亲切而温暖。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于是，学校也积极参与到了以“深挖洞”为形式的波澜壮阔的群众性运动之中。作为军事锻炼的重要内容，防空洞就设在校园内。同学们分成几个班的轮次，白天上课，晚上挖洞。一般是男同学挖土，女同学把土一担一担往洞外运。

记得洞里的土质里含了很多卵石，碰到石头一齿挖下去直冒火花，小小年纪，同学们稚嫩的手掌上都起了血泡。洞里面一片漆黑，照明靠煤油灯，煤油灯燃烧的烟把大伙的鼻子熏得墨黑，出来后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哈哈大笑，真是苦中有乐。

相比挖洞的活，做土砖、烧窑却是技术活。首先要选糯糯的粘土，水要放得适当，稠了稀了都不行，砖模也要钉得牢固。最后就是烧砖了，还记得在学校操场的另一角搭建了一个圆形窑，我们把砖一担一担往上挑，再把砖在窑里一圈圈码好等待点火。想象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四五岁，做起劳动来却干劲十足，不觉得苦和累，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随着“复课闹革命”政策的贯彻执行，学校不仅要恢复文化课程教学秩序，校园文化也在逐步建立。为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相继成立了男女篮球队、乒乓球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建起了学校广播站等。

我们的体育老师罗振卿带领体育团队严格组训，学校各项体育运动全面开花，尤以乒乓球队名声最大，成为美谈。他们屡次参加省、市中学生乒乓球赛事，无论团队还是个人都屡屡夺冠。其中罗融正、鄢敬安、周嘉民、刘百炼等一度被选调到市体校，在全省中学乒乓球大赛中鄢敬安一举夺得少年组男子冠军，后被选拔到省队，多年后在体育技术学院任职。同届的周嘉民同学，一举荣获省少年女子组亚军，后任湖南师大体育系教授。我们班上的万建华、陈建梅、段国华、刘佳康几位同学都是学校篮球队队员，每每看到他们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拼抢，就会被他们的青春风采所感染。

学校广播站招广播员，什么都想尝试的我便去报了名，结果面试没通过让我很难受。但后来其中一位广播员因故不能按时来校广播了，就把我顶了上去。

学校文艺宣传队合影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学校的重要团体，成立之初，我朗诵了毛主席的一首诗词而被通过了面试。录取后宣传队安排我排演过一出小戏剧《黑娃》。这出小戏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叫黑娃的孩子勇斗敌人的故事，剧中演员只有两人，我扮黑娃，另一位男生演坏蛋。其中有处动作需要表现黑娃手拿梭镖和敌人对打的场景。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钟，但也是整出小戏的亮点。

排演这出戏剧的指导老师是我们学校教英语的彭云华老师的儿子，他当年是某京剧团的演员。由于我没受过专门训练，一开始总是不得要领，梭镖摆弄不到位，手、眼亮相不协调，指导老师强调必须把这几个基本动作做到位，否则就换人。我有些不服气，好在老师严格指导，自己还算刻苦，硬是把这几个动作拿下，做得有模有样了老师才满意。

在我的印象中，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活动基本以农村为主战场，宣传队就像一支轻骑队，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我们曾经为遭遇特大洪涝灾害的长沙靖港乡民送节目下乡，白天帮助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部分稻谷，晚上我们就着月光和稀疏的灯光表演文艺节目，鼓舞灾区人们战胜困难重建家园。我们还去过岳麓公社金甲大队帮助春插，表演的文艺节目，很受村民欢迎。

那年湖南剧院举行的文艺汇演，是长沙市各中学一次规模较大的汇报演出，每所学校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最好的创作班底参演。明面上学校间看似没有竞争，其实暗地里都在较劲。汇演节目有样板戏中的京剧唱段，有歌舞表演等等。我校参演的节目是一组歌舞，歌名不记得了，宣传队的全体队员（包括乐队）都参加了。虽然我们没能拿到名次，但我们拿出了最好的演出状态。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的银盆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一处千年弘歌不绝、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文原乡；这是一片发展迅猛，宜居、宜业、宜学、宜商的城市新中心。从荒山菜土、平房小巷，到寸土寸金的市府CBD核心，这一条时代江岸线，见证的是长沙城市发展的奋进路程。银盆岭真正成了如它地名一样美的天然宝地。

籍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如今的母校已成为滨江新城的核心地段，求学圣地、人才摇篮。2013年，二十中更名为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2017年，完成校园整体提质改造后，学校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一所环境优美、设施优良、特色鲜明、质量一流，并以普高为发展龙头、融初中、普高、美术高中于一体的完全中学和示范性高级中学，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教育明珠镶嵌在湘江河畔。

擎天根在桑梓地，远行不忘溯其源。在外辗转了半个世纪后再回到故乡，内心总有一种无比的亲切感。一天我和广婷、游游两位老同学再次来到校园，那棵百年大樟树依然枝繁叶茂，原来陈旧的办公楼、教学楼却已换了新颜。之后陆续新建的教学楼、实验楼、体育馆、图书馆拔地而起，以前满是黄土的大操坪都新铺了红色、绿色相间的塑胶跑道，新建的学校校门大气地朝着东方，阳光映照下的母校在岁月的更替中变得更美了。走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抚今追昔，恍惚间我们又重逢了自己的青春。

学校新校门

校园是一首青春之歌，一个时代过去了，远山如黛，清流依旧。

我们这些五零后们在特定的社会形态里成长，是跨越了中国最不可思议的几个历史阶段的一群人。中学生活，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也是一个自我发现和成长的过程。虽然我们接受的文化教育有点支离破碎，但我们的经历足以值得被时代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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