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寿山
说起“探亲假”，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享受探亲假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主体条件”，只有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方可以享受探亲假待遇。“事由条件”，一是与配偶不住在一起，且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二是与父亲、母亲均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
“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指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职工与父亲或与母亲一方能够在公休假日团聚的，不能享受本规定探望父母的待遇。新婚后与配偶分居两地的即可开始享受探亲假。此外，学徒、见习生、实习生在学习、见习、实习期间不能享受探亲假。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地质工作，从繁华的省会长沙，奔赴驻扎于南岳衡山的一个地质队，开启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地质生涯：前十五六年在湖湘大地从事野外流动性工作，后二十五年在地质部门省厅级机关工作至退休。曾经的游子经历，让我对探亲假怀有深情的记忆。
本文选择性地记叙了我所经历的不同探亲假。
这年，我所在地质队的工作范围，在衡山、衡东、攸县一带。至年中“5.16通知”下发，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热潮，运动高潮迭起，人人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之中，个个争当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在这种形势下，单位发文临时取消探亲假，上半年未探亲的职工，下半年不享受探亲假。
我那时在单位宣传部门工作，成天用宋体、仿宋体、等线体、隶书等字体书写大幅标语，绘制大幅广告画和漫画，忙得不可开交，早把探亲假丢在了脑后。
至年末，我获准病假去长沙补牙，虽然仅批了三天假，加上旅途往返四天共七天，权当是一个小探亲假了，非常难得。那时口腔科医院不像现在这么多人排队挂号就医，补牙也不要照片、检查、消炎、预约，半个小时就搞好了。
余下的几天时间，我流连于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五一路、司门口、中山路、水风井......满大街的红旗、红色标语、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营造出来上面倡导的“红色海洋”，这种炽热气氛，在大山深处是感受不到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新闻纪录片，在全市各个影剧院从早到晚免费循环放映，人们观看了一集又一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一天临近中午时分，我走到五一广场凯旋门摄影社附近，那里围着一堆人，近前一看一个人跪在地上边哭边说自己“有罪”，原来他佩戴的瓷质领袖像章不小心跌落在地上......围观的众人宽慰他，扶他起来，他执意继续跪着。
大街小巷，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商铺牌匾，被摘下砸烂；旧时资本家、工商业者、国民党军政人员......凡剥削阶级阶级成分家庭的居所，都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组织闯进门查抄。
电风扇、留声机、收音机、字画、古玩、皮箱、皮衣、西装、金笔、金表、沙发、红木家具、黄金饰品、绫罗绸缎......所有这类解放前官宦富贵人家才有的值钱贵重物品，统统被抄家没收，用大卡车一股脑儿拉走。查抄者一拨又一波，隔三差五无固定时间，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也不知道姓谁名谁，有的人家被抄家好几次。
但这样的场面，那时的人们已司空见惯。借用现今流行的一个名词，我这个“吃瓜群众”，既看了热闹又长了见识。
这一年我曾三次回到长沙，一次是享受探亲假，两次是由文革的群众组织派到长沙办事，顺便回家也算是探亲了。
新年伊始，最震撼的大事件莫过于“一月风暴”（这一称呼出自《人民日报》社论，又被称为“一月革命”），之后全国掀起了夺权之风。
长沙自然亦不例外，形成“省会高等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高司”）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两个观点对立的“革命造反组织”，其针锋相对的焦点在夺权问题上，前者力主“保”，后者力主“夺”，双方均坚信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注：那时都以“造反派”为荣）。
六七月间开始，两派的“文斗”激化成“武斗”。
五一广场附近的中苏友好馆，发生了“六六惨案”，派性冲突造成众多人伤亡。一天暮色降临时分，河西岳麓山打过来两发迫击炮弹，一发击中五一广场西南角的湘绣大楼，顿时火光熊熊，另一发击中东鱼塘街游击坪菜店东北角，炮弹落点距我家大约三十来米。我赤膊睡在竹床上，巨大的冲击波震碎窗户玻璃把我身上皮肤划了几处伤口。
有那么几天，司门口臬后街的巷口上和柑子园的西口，两派造反组织分别据守一方，相互对峙，用麻布沙袋做掩体，上面架着捷克式轻机枪、日本歪把子轻机枪，封锁住整条解放路，时而对天放那么几枪。居民从东鱼塘街到登隆街横过马路，就好像穿越封锁线一样。
一天我途经南大十字路口，一辆卡车上捆绑着一个气息奄奄的青年，他身后是一口黑漆棺材，车厢两边站着荷枪实弹、不知哪一派的“战士”，高音喇叭播放说血债要用血来偿，这个杀害了他们战友的凶手，即将被压在棺材底下殉葬。
还有一天上午，我从识字岭附近的省地质局抄近路去小林子冲，走到麻园湾（巷）一转拐处，只听身旁嗖的一声，一发冷枪流弹打在前面的红砖围墙上。这个弹坑早些年还留在那里。我当时二十出头懵懂的年纪，只怀着一个信念：紧跟伟大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每次从衡山新塘火车站乘车去长沙，又从长沙返回衡山，铁路上也是乱象丛生。“革命大串联”的各种造反组织人员，使得旅客列车爆满，小餐桌、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卫生间里都是人贴人，车厢门口三层步梯也站着人，有的背着老式步枪汉阳造和三八大盖。列车走走停停，站外停车、临时停车、紧急避让......无正点可言，运行图完全乱了套。许多小站随便上下，不需要购票验票。
如此的探亲经历，老父亲为我忧虑重重，一再叮嘱：“家里一切都好，不必冒着危险回来探亲，书来信往足矣。”是的，相比省会长沙，驻扎在县城及乡镇的地质队，虽然同样天天是“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有限的范围）”，背着枪搞“文攻武卫”，也不安宁，但毕竟安全多了。
我这一年的探亲假选择在农历腊月二十五从单位所在地动身，12天探亲假+3天春节法定假+4天旅途往返+2天补休+2天星期日（头尾均沾），计22天假期。如此这般，既可感受春节前满大街小巷排队购买年货食品的欢快气氛，又能在家中过元宵节，和年迈的父母亲难得的圆个年。探亲假和家人共度，充满着温馨快乐。
而刚过了正月初三，就听到一些市井传言：又要开展大规模的整肃运动了。1967年的大动乱之后两年多，社会相对比较平静，虽说运动中套着运动——“清查5·16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子，倒也波澜不惊。那究竟会是什么运动呢，谁也说不清。而正当此时，我们几个长沙籍回来探亲的同事，均接到电报：结束探亲假，立即返队。
1970年2月22日，周日，我从长沙乘火车到醴陵，出了阳三石车站，就近在一家小吃店买了一碗甜酒冲蛋两根油条吃起来。此时，进来两个手持梭镖上臂戴着“纠察队”红袖章的人前来盘问，我递过去工作证，不行，必须查看车票和单位探亲假证明。我转乘汽车到了攸县，站内站外到处是“纠察队”。待回了单位（地质队大队部）才知道，一场“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政治运动。其实，重点是“一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一时间，各单位都揪出、挖出许多“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所在的地质队，清查出十余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的伪军官、旧社会青帮成员、上海滩的舞女歌伎、隐瞒个人历史混入革命队伍的伪政府公职人员和收听美国之音、莫斯科对华广播的人员……把这些人关押在单位上自行设立的禁闭室，由基干民兵日夜看守，并时不时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
单位上还组织职工参加攸县、茶陵县“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公检法军管小组”（以此替代瘫痪了的公检法）召开的“公审宣判大会”，将反革命死刑犯游街示众后，拖至县城洣江大桥下的河滩边执行枪决（攸县和茶陵县两座县城都濒临洣江，建有跨江大桥）。整个社会笼罩在令人惊悚窒息的气氛当中。（注：运动扩大化酿成众多冤假错案，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量的冤假错案经过甄别获得平反。）
这一年，单位上根据运动的需要，又临时取消探亲假，使得许多家在农村，原来准备春耕农忙时节回乡的职工放弃了休假。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临近尾声的高潮期，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孔子思想的政治运动，涉及到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林彪被定性为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孔子则是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反动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思想是压迫人民的工具，由此对孔子的“克己复礼”和“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进行深入批判。与此同时，湘剧影片《园丁之歌》、晋剧《三上桃峰》遭到批判，前者被斥为“宣扬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鼓吹“分数挂帅”......
五一路两厢建筑物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大字报”和大幅标语，大街上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伸着脖子观看的人群。有的大字报上还注明“保留*天”，却被别的大字报覆盖，引起两拨人激烈的争吵。撇开别的不说，单就大字报里的许多历史知识和一些高水平文章的写作（结构、修辞、词汇、句式、思辨、逻辑），真的使人大获裨益。人的知识，写作能力等等都是靠多渠道的学习与积累。
网络图，仅供参考
接下来的1975-1976年，掀起又一轮大规模的运动：批判《水浒》、批判宋江接受朝廷“诏安”的“投降主义”。这倒使得人们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和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1978年7月至9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历史转折时期、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过渡期及国际国内互动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探讨并提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引进的办法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次会议也被称誉为“改革开放的前奏曲”。
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9月，当时被列为全国120个大型经济建设项目之一的东山峰磷矿勘探大会战打响。湖南省地质部门调集下属的五个地勘单位，抽调共三十多台钻机进军石门县东山峰，摆开大决战的战场。
东山峰方圆四十里，山崖陡峭，云遮雾障，气候多变，人迹罕至，这是我十来年间野外地质工作最为艰苦的地区。不知怎的，我上山下山时头昏目眩不能自持，经医生诊断：“早期高血压，建议赴长沙治疗。”领导上给我批了赴长沙“省地质局职工医院”三个月的疗养假。
湖南省地质局职工医院（湖南地矿医院）位置
我揣着住院准假证明，从东山峰的中岭村步行三十里渺无人烟的山路，到泥市长途客运站乘班车前往长沙。一路上须警惕野猪伤人，还要提防遇到麻疯病患者。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感染所导致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可以通过空气飞沫经呼吸道传播而感染。我们在上东山峰之前就被告知，山顶建有“麻风村”，并被“科普”：麻风病人有着眼鼻凹陷、狮面的特征，要避免与之接触。
当时地质局职工医院更名不久，原来叫做“地质职工疗养院”，是专门服务地质职工的省级行业医疗机构，而依据身体与病症，还可以到杭州、青岛、南戴河或北戴河疗养，足见国家对地质职工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我入院经多项检查，指标均正常，落得个无病一身轻。每天上午医生护士巡查病房后，我们几个棋友就开始了“当头炮、把马跳”的象棋厮杀，午餐后酣睡两个多小时，晚餐后几个病友沿着韶山路往南散步，在一个“活跃分子”提议下，去一家国营百货公司，找那里的营业员妹子“调口味”——这是当年的流行语新名词，其含义最初指以风趣幽默的话语开玩笑。本人生性木讷，入不了戏，只能当观众。每逢星期天，我就会从雨花亭搭乘7路公交在东塘转2路公交，在解放路下车回到家里。这期间，我亲见东塘百货大楼的落成和东塘区块的开发建设与变化。
东塘百货大楼老照片
这是我在外地工作的十五六年，回长沙时间最长的一次特殊“探亲假”，足足休养了六个月。
从事野外流动性地质工作的男职工难以找“另一半”，一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文化大革命前前后后十余年间，谋求工作调动，特别是像我这样想调回长沙，那简直难于上青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我终于调回长沙，进入了省厅机关工作。八十年代，单位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位下属二级单位的大龄女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地点离长沙三十多公里，我觉得蛮好。婚后按规定即享有探亲假，平时来家又很方便，周六下午来，周日下午或周一早晨走，有着病患老人的家庭，如此再实际不过，探亲假对于我们也就无所谓了。
婚后不久，恰好女方单位又出台一项新规定：大龄结婚女职工婚后可以享有三年休（产）假。由此，这三年间每年的职工探亲假即被新的假期“吸收”，三年1095天休假远远多于三年探亲假36天，我们自然乐得其所。而休产假至两年多时，组织上照顾夫妻关系，“另一半”调到了厅系统的在长单位工作，探亲假也就自然没有了。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一大部分人，属于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主体，他们不是职工，更不是全民所有制职工，他们是没有法定探亲假的“新一代农民”。所幸，农闲时间就是他们能够自己作主的独特“探亲假”，他们便会三五结伴地回到魂牵梦萦的长沙和家人团聚。他们甚至身无盘缠（路费），返回农村还要从家中带些父母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和粮票。他们也没有探亲假证明，不能在长沙家里久留，否则就是遭受驱赶的“倒流城市”人员。农村等着他们“战天斗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几十年过去，这个群体曾经的的“探亲假”，无论辛酸与喜悦，我不想凭查抄资料来越俎代庖，而应该由身经其历者来书写，那样才真实贴切蕴含深情。
总而言之，探亲假已经注定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