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野
长沙最早的道观
源于一个悲伤的故事
在正式的宗教出现以前，湘楚大地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原始巫教。它源远流长，流播甚广，直到今天仍在湖南留有遗迹。它往往同所在地区的固有文艺杂糅在一起，祀神、娱人、教化相混合。
这种原始巫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湖湘道教文化。那种瑰丽、浪漫、神秘的氛围，我们在屈原大夫的诗歌里已经屡见不鲜了，屈原本人也被认为可能是楚国的巫师或大祭司。屈原诗中大量的神仙意象，被后来的道教吸收，成为道教神仙体系中的一部分。一些神仙意象对后来方仙道的影响最大，其中还有的在屈原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如赤松子，成为后来学仙者的榜样。这位苦吟的诗人，甚至有具体的修道措施。他流放后，“采松柏以合桂膏”，这是后来道教的主要养生术之一。松柏不畏严寒，四季常青，使人们联想到青春永驻，道士就吃松柏的叶、膏、根等，希望把松柏常青耐寒的特性“炼”入自己体内。
“吸风饮露”在庄子那里可能只是一种夸张的想象，但在屈原这里，有和后世道教一样的养生求仙术——服气。古人认为朝霞含有天地之灵气，长期把这些精气吸入体内，就会慢慢成为神仙，屈原也“含朝霞”。而道教食用菊花成仙的途径，也是屈原第一次提出，“夕餐秋菊之落英”，实际是屈大夫的生活。
虽然道教在湖南的出现比佛教晚，但原始巫教和道家思想，比佛教在湖南更源远流长。在长沙㮾梨街道浏阳河湾东岸的陶公庙，可能对于许多长沙人来说，是一个不知名的所在。然而，说到长沙早期的道教，就不能不提到它。陶公庙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四年（505），有“六朝遗庙，千年名山”之称，主祀东晋著名道士陶淡与其侄陶烜，为中国道教全真道龙门派宫观，如今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淡、陶烜的名字在今天大众中的知名度很低，但另外一个名字可能稍微响亮一点——陶侃，那位东晋历史上战功赫赫的名士，还有一个名字更闻名天下——陶渊明。对，陶渊明也是他们陶家的，陶淡就是陶侃之孙、陶渊明从叔，陶烜是陶淡之侄、陶渊明的堂兄弟。
关于陶淡、陶烜二人的出家经历，是一个世态炎凉、看破红尘的故事。名士陶侃的儿子陶夏被立为世子，继承陶侃的郡公爵位和封地。父亲死后，陶夏带着灵柩回长沙，其弟陶斌却起兵与陶夏争夺继承权。两人各拥兵数千，但在亲友的调解下，最后没有打起来。陶斌抓紧时机，赶在陶夏之前到了长沙，掠去了所有的财物。陶夏呢，也不是善茬，到长沙之后，愤而杀死了陶斌。
这件事惊动了朝廷，大臣们认为：陶斌掠夺家财的罪行固不可恕，但陶夏杀死亲弟，也“应加放黜，以惩暴虐”，要剥夺陶夏的继承权以示惩罚。但朝廷的旨意还未颁布，陶夏就病死了。
故事到此，成了一个“双输”的悲剧。陶淡就是陶夏的儿子，他因此成了孤儿，家庭为名利所引起的自相残杀，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终身无法挥去的浓重阴影，使他在世俗社会里看到的都是倾轧、欺诈。即便是亲人之间，这种倾轧和欺诈有时也是赤裸裸的，连一片薄薄的温情面纱也没有。他最终选择出家，不与包括亲人在内的任何人交往，只与一白鹿相伴。亲人来看他，他就往山里躲得远远的，最后，终身不返，像老子西去那样不知所终。
在湖南民间，还流传着陶烜与陶淡一起修道成仙的故事。于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长沙道教就建立了陶公庙祭祀二人。陶公庙发展到近代，也和许多道观一样有了庙会。陶公庙会是长沙城乡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庙会之一，一直持续至今。庙会的日期定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和八月十七，相传就是陶淡与陶烜的诞辰日。
岳麓山上著名的云麓宫，则比陶公庙晚了许多。明成化十四年（1478），新任长沙藩王（吉王）建了云麓宫。这是一个皇亲贵族崇尚得道成仙的时代。嘉靖年间（1522～1566），云麓宫经扩建，形成较完整的道宫格局。明末及清咸丰初，两度毁于兵燹。
道家崇尚“无为而治”，总是选择清静优美之处建立宫观，修身养性，采药炼丹，以求得道成仙，并将这些地方视作神仙的居所，由此形成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而四周峰峦耸峙、石骨盘迂、树竹青翠的云麓宫就是其中的第二十三福地——“洞真虚福地”。
站在云麓宫上，可领略“直上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三千丈有夸张，岳麓山海拔不过300.8米；百万家却已名至实归，长沙城区人口已过三百万。宫门前是茶馆，拍照、算命等一些生意人坐在旁边，倒也不揽客，似茶客们一般懒散。观内更是安静，道士们有人聊天，有人瞌睡。
云麓宫 图源/岳麓山 橘子洲旅游区官网
云麓宫旁的围栏上，刻有五千多位长沙会战阵亡将士名单。抗战时，岳麓山是国军炮兵阵地，可以俯瞰、控制长沙城，对守军以炮火支援；岳麓山若丢失，日军即可由此轰击城内，长沙城也将不保。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占领岳麓山，国军被迫从城内退出，这是抗战中长沙城唯一一次沦陷。云麓宫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日机炸毁，殿堂、神像、碑刻皆不存。阵亡将士名单的字迹基本可以辨认。这些普通的名字，不管是志愿参军还是抓壮丁而来，都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道人筹款修复云麓宫，于望湘亭中增置纯阳真人（吕洞宾）浮雕石像，亭壁挂清人黄道让“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木刻楹联。
这楹联今已不在，它们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再次毁于“文革”。云麓宫现存道宫房屋600平方米，部分建筑由长沙市宗教部门管理。也因此，观内有工作人员和道士坐于殿两旁，相对聊天。
麓山寺下
真真假假的“停车坐爱枫林晚”
岳麓山上，天晴的时候，总是不乏游人。在湖南最早的寺庙于此建成之前，这里还是“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荒山。1700多年前的西晋时期，从天竺（印度）来的僧人竺法崇在这荒山创建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这是佛教入湘最早的遗迹。它坐落在岳麓山的古树丛中，迭经战火的它已看不出西晋时的任何遗迹，惟有观音阁前的二株古罗汉松，见证了曾经的六朝繁华。传为六朝所植的罗汉松，是麓山寺最古老的“遗物”。
麓山寺之名，是在唐代才有的，初建的时候它被命名为慧光寺。唐代，是这个山寺亦荣亦辱的时代。“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的《山行》成了后世观红叶必然想到的诗，这首诗，相传就是作于麓山寺内。那是杜牧第二次被贬，约是公元773年至777年间的一个深秋，他在迁谪途中经过长沙，傍晚时到了岳麓山上。不知他有否夜宿麓山寺，有否被那一山红叶所陶醉，聊慰愁苦。
也有说杜牧并未到此，他与岳麓山、与麓山寺的渊源只是牵强附会。那么，刘长卿就是惟一可确定的来到麓山寺的唐代诗人了。在一个清冷有“野雪”的冬天，刘长卿该是与寺里的僧人约好了，因此，“山僧候谷口”；麓山寺里的斋舍是空掩着的，古殿里有寒冷的山风吹过；他也是带着惆怅的心情而来，在岳麓山顶望着湘江水一声叹息。（《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
今天我们知道的一些麓山寺的信史，主要源于一块唐碑。这块由唐代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的石碑，叙述了自晋太始年间建麓山寺至唐开元立碑时，寺的兴废修葺和历届禅师宣扬佛法的经过。它现在保存在岳麓书院内的护碑亭内，断裂、风化的碑面，尚能辨识的碑文，比这岳麓书院还要早三百余年。
也是在唐代，麓山寺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唐武宗，史上灭佛的“三武一宗”（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之一，他把佛教看成帝国的敌人，因为寺院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纳税人口。在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每州仅留一寺，其余全部烧毁。麓山寺也在清除之列，殿堂全部被毁，僧侣离散。
在这之后逐步恢复的麓山寺，又曾数度毁于战火。最后的一次战火，是1944年日军攻长沙，作为国军炮兵阵地的岳麓山被日军占领，山上寺庙全部被毁，麓山寺仅存山门和藏经阁两座建筑。而今天这些弥勒殿、大雄宝殿、斋堂等，都是近几十年所建。
长沙人焚香祈福的重要寺庙开福寺，则创建于一个混乱的时代——五代十国。楚王马殷在此花费巨款，设立会春园，建有嘉宴堂、祓亭等，最初是作为文人饮酒游宴的场所，后来以部分建筑物施舍给沙门保宁，改成寺院。楚国被南唐灭亡后，寺宇作为佛教活动场所一直留下来，迄今已有1050余年的历史。开福寺规模宏大时有一千多僧人，今天虽然不如最兴盛的时代，但依然是湖南比较重要的寺庙之一。
马楚王族在信佛方面，达到了“魔怔”的地步。后来马殷的儿子们自相残杀，马希萼率兵攻打长沙，时任楚王马希广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军事防守，而是跑去向佛求助。他自己穿着袈裟，带着一群和尚不停地念“宝胜如来”，不一会儿，乱兵烧得四处火起，那些真和尚都惊慌四散，唯独他这个假和尚非常镇定，继续发挥他的“禅定功夫”。只是，大概佛祖不想保佑他，马希萼大军攻破长沙，把马希广与妻子全家缢杀。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兄弟马希振，出家当了道士。马希振本来是嫡子，也是比较贤明的一位王子，但奈何他的母亲不受宠，而马希声的母亲袁夫人有美色，王位就传给了马希声。这马希振估计是怕招来杀身之祸，为了明哲保身，出家当了道士。这不仅对于希振个人是一个悲剧，而且对于整个马氏家族、甚至整个湖南百姓都是一个悲剧。如果希振即位，马氏家族的统治可能就会长久一些，湖南百姓可能也会少一点战争苦难。
穆斯林创办了徐长兴和李合盛
伊斯兰教进入湖南，要迟至元明之际，跟大量回回人入湘有关。元至元十三年（1276）开始，回回人阿里汗、乌尔马、撒的迷失、马合谋、马成等相继来湘做官，但我们今天对这些人的历史所知甚少。
明代来湘的回回人多属军功宦游。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了一批从戎入湘的穆斯林将领，这些将领及其带领的穆斯林士兵成为伊斯兰教传入湖南的主要渊源。首批知名者如回民马成中，调任长沙卫校尉，落籍长沙。其后又有北京、南京、陕西、云南、广西及本省邵阳、常德、益阳等地的回族和维吾尔族人陆续迁长，其中桃江李姓回族即是明天启年间(1621-1627)迁徙来长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亦逐渐扩大。
清代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是长沙伊斯兰教的兴盛时期。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一批穆斯林从南京来长沙经商定居，形成自称“南京班”或称“客班”的穆斯林聚居点。穆斯林发扬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贡献”了一批长沙的著名老字号，如清代长沙回族马、哈、张、沙、麻、金几姓多经营花纱绸布，马姓经营的马恒记百货店、沙家的沙昌记绸缎批发庄都是著名的穆斯林商户。
饮食行业中最为今天的我们知晓的，当属徐长兴烤鸭店和李合盛餐馆。徐长兴其名得于“长兴久旺”， 由原籍南京的徐沛斋先生于清末光绪年间在坡子街始办，他们选料考究，为商诚恳，一时声名鹊起，成为当时长沙不可多得的美食。其主打产品烤鸭、桂花鸭、葱油鸡、卤牛肉特色独具，风味别致，尤以“一鸭四吃、桂花鸭”最负盛名，所以长沙有顺口溜：“杨裕兴的面、徐长兴的鸭、德园的包子真好呷！”李合盛餐馆创建于清光绪十一年( 1885 )，由益阳桃江回民李国安来长经营，代代传继。民国年间，李合盛开始卖生牛肉、炖牛肉、牛杂汤，其中清煨牛肉最为著名，以汤清、味鲜、肉烂不碎为特点，并制作发丝百页、红煨牛蹄筋、烩牛脑髓，被赞为“牛中三杰”，至今为湘菜名肴，人们一提起品尝“牛中三杰”都习惯称“吃李合盛去”。
教会创办了湘雅医院和雅礼中学
今天的基督教有三大分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其中的新教即我们口中狭义的基督教，是西欧近代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其内部各不统属，不算一个独立分支，但在中国习惯将他们归为一类。流传在湖南的，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三起三落。早在唐代，天主教就传入了中国，时称景教，又名大秦教，后中断。明万历十年(1582)，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等进入广东传教，开始了天主教正式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天主教传入湖南，始于清初。南明永历政权的皇太后、皇后以及大臣瞿式耜、庞天寿等，均受洗入教，南明皇太后还遣使赴罗马求救于教廷，对抗“鞑子”的入侵。但此后，在清政府禁教的一百余年间，湖南的基督教再次绝迹。
湖南再次被“洋教”打开城门，要到清末的1890年代。虽然鸦片战争后“洋教”就进入中国，但湖南士绅和百姓极为排外，对“洋教”抵触情绪极大，传教士屡次入湘，都被灰溜溜地赶了出来。比如，著名的英国“街头传教士”杨格非，先后两次来到湖南，却只能在朝廷炮艇的保护下，待在长沙城外的船上。德国人谔尔福施展外交手段，以死相逼，强行要求进入长沙，最后是在凌晨三点，被人用一顶密不透风的轿子，从草潮门直接抬进了巡抚衙门，破晓前又送出城。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也就没什么骚乱。在1900年之前，省城长沙被基督教传教士们称之为“铁门之城”。
1901年4月底，“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杨格非再次访问了长沙。这次他取得了在长沙外湘春街建房的契据，由此建成了基督教在长沙最早的教堂——伦敦会教堂。1902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翁德明利用教案赔款和政治特权，在长沙北门外长春巷购置地产，建成长沙第一座天主教教堂。此后，各教会陆续来湖南传教，属于天主教会的有意大利方济各会、西班牙奥斯定会及美国苦难会等；属于新教教会的则有1901年在长沙宝南街的美国宣道会和在学院街的中华内地会，以及1902年在长沙东牌楼的美国遵道会等等。这些教会还划分了各自的教区范围，事实上也是他们的母国在湖南所划分的势力范围。
在长沙的外国教会，创办了一些学校、医院与慈善机构，促进了长沙近代文化教育及医疗事业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耶鲁大学校友与美国长老会创办的雅礼学园。该学园的几个实体中，雅礼医院成为今天的湘雅医院，雅礼中学则是今天长沙“四大名校”之一。内地会创办湖南圣经学校，在抗战初期，成为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址。长沙临时大学又于1938年迁往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彼时，梁思成、林徽因、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等一批教授和文化名人都聚集在长沙。
这是近代教会带给长沙城最辉煌的一笔文化遗产。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表。编辑 | 徐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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