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贺大明
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父亲与魏猛克先生相约见面，恰好我一路随行。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与魏先生曾是上海美专同学，师从刘海粟先生门下。
魏先生于湖南师大赫石北村
魏猛克，1911年（清宣统三年）生于长沙东乡黄花市。二十年代在长沙明德中学等校学习，经常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30年（民国十九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1933年秋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由周扬介绍认识鲁迅。1934年初，应鲁迅之邀为英译本《阿Q正传》画插图，受到鲁迅好评。他创作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连环画《打渔杀家》，也得到鲁迅的鼓励。
1935年春，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研究美术，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书记。与官亦民等组织东京美术家联合会，与陈辛人等创办《杂文》杂志。约请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撰文在《杂文》上发表，并沟通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加强了左翼作家的团结，成为当时文化界称道的盛事。1937年3月8被日本警方驱逐回国，任北平作家协会理事，编辑《北平新报》副刊《文艺周刊》。
“七七”事变后，回到长沙。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与张天翼等创办《大众公报》，任社长。并编辑《观察日报》副刊。又与吕振羽等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理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随郭沫若到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工作。1938年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赴重庆担任该会宣传工作，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40年夏到昆明，任该市抗敌文协理事，指导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和民主运动。1946年受到国民党当局跟踪密查，离开昆明，先后到无锡、台南、海口等地大学、中学讲授国文、日语等课。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军代表。后任北京艺术学院华东分院艺术理论教授和研究部副主任、杭州文协筹委会委员、杭州美协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50年起先后任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53年任省文联主席。次年任省文化局局长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被任命为省文联顾问。是第五、第六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大常委委员。1984年1月病故。
——资料来源：《湖南省志·人物志》
1933年2月间，有英国剧作家肖伯纳，经香港来到上海。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一干名流到码头迎接。不几日，魏先生在《申报·自由谈》读到鲁迅写的一篇《肖伯纳颂》，认为鲁迅的文章有“吹捧”之嫌，遂写了篇讽刺肖伯纳及兼带鲁迅的文章。
没多久，魏猛克又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高个子的俄国作家高尔基和矮个子的鲁迅站在一起。漫画发表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引起了长他30岁的鲁迅的注意，并引发了一场“口水战”。
这幅漫画刊出后，给人产生一种对鲁迅不敬的印象。于是魏先生写了封信向鲁迅解释，说明是别人拿到《论语》去发表的，并且“无端加上‘俨然’两字”。
据湖南师大颜雄老师文章：魏猛克先生曾筹办《大众艺术》，这是一个以漫画为主的美术刊物，魏的这幅画被当时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李青崖见到，当即加上《俨然》的标题，交给《论语》第十八期(1933年6月1日出版)发表了。
1933年秋，魏先生在上海参加左联，经左联负责人周扬介绍，首次见到了鲁迅。此后因工作关系，便与鲁迅有了密切交往。
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33年5月13日至1936年8月14日止，鲁迅与魏猛克之间的交往就有四十八次之多。鲁迅收魏猛克信三十一封，复信二十封。鲁迅先生大度宽容，因为一幅漫画，反而与魏先生结成忘年好友。
二十多岁的魏先生因其年轻气盛，与鲁迅的笔墨有些过激往来，在当时那个年代，只是文化人之间普通的笔墨官司而已，然而谁也未曾想到，这竟埋下了祸根。
1949年解放，魏先生回长沙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湖南师院中文系教授，省文化局长，民盟湖南省代理主委。
因为当年讽刺鲁迅先生的漫画，再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问题，1957年魏先生被划为右派，贬到师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在那个一切“向左”的年代，一旦入了仕途，没有官场上的迎合，没有看人说话的本事，给你一个“莫须有”，抓抓“小辫子”，谁又能够招架得住呢！这段人所共知的惨痛历史，致使魏先生及夫人周微林先生身处逆境达20多年。
魏先生住师范大学赫石北村，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们都叫他魏叔叔。
魏叔叔久病卧床。其他几个子女皆已下放农村，仅有二女儿魏大功留在身边照顾。大功在河东的矿山机械厂工作，河东、河西距离甚远，来回往返少算也需三四个小时。好在有大功男朋友大何帮衬，在风雨飘摇的逆境中撑起一片祥和安宁的安身之地。
魏先生虽已久病，然声音洪亮，见父亲过来探视，执意要从床上坐起来。父亲与魏先生相谈甚欢，皆是来去过往的琐事，我亦坐在小凳旁听。
魏先生快人快语，不做作、不迎合，直来直去，活脱脱性情中人。他热情、爽朗，甚至还有点点孩子般的纯真。正是这种个性的使然，决定了魏先生该归于亳无心计，毫不设防，甚至是“透明”人的那一类。
魏先生说着说着，话题绕到几个儿女身上：“我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借用了一个‘工’字作边旁，大女儿叫大红、二女儿大功、儿子大巧、大巩。”说罢便哈哈大笑：“每人带有一个‘工’字。”
1953年，魏猛克、周微林夫妇怀抱长子魏大巧和长女魏大红合影。
那天大功恰巧在家，知道我父亲过来，专做了红枣板栗烧鸡。饭毕，我父亲说这是他吃过最好、最正宗的一次。这么多年，我曾去过各种星级酒楼，那些声明赫赫的大师名厨还真没一款超出大功的手艺。时至今日我还常与爱人说起：“大功的红枣、板栗烧鸡不知有何等的绝学秘招？”我们也曾多次尝试做过，皆以失败告终。
多年以后，我与魏先生的大女儿有一次聊天，大红说：“父亲正直、热情，又不失幽默、风趣。有次我的两位同学去看望父亲，开始父亲还躺在床上，但与年轻人交流，立马兴致来了，谈笑风生，声音都盖过我的同学。父亲那种‘老顽童’的神情，同学们至今还津津乐道，时有说起。”
1954年，刚当选为政协湖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魏猛克陪著名作家丁玲参观长沙清水塘毛主席故居时合影，左一为魏猛克，左二为丁玲，左三为丁玲的公务员夏更起。
文革高潮，魏先生成为各种大型批斗会的陪斗。只要师大广播里点名“黑帮”人员时，他就战战兢兢地听着，全身发抖。说是闻风丧胆还真不为过！
六十年代末期，军宣队宣布撤销文联，其创作人员、干部下放农村。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下放干部统一在文联院子集合，冒着刺骨的寒风，扛着行囊登上汽车。他们兵分两路，有去五七干校的，也有的下到农村的。康濯夫人王勉思（时任《湖南文学》编辑部主任）、魏猛克夫人周微林（著名翻译家、作家）及我父亲大约五六号人一起分到耒阳安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一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老弱妇孺，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贫瘠的山村吵扰并不富足的农民大伯，不知谁想出的如此妙招。
大红曾去耒阳看过周先生，她说：“我娘老子咯一辈子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没有一点生活能力。下放期间只晓得煮煮鸡蛋聊以度日，而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农村，买几只鸡蛋又是何等困难的事情哟。”
大红说：“妈妈大多时间只能盐水泡饭，无奈小卖部货架空空，想买口盐菜送饭都没得办法。我去探望，眼泪总忍不住流呀，那场合实在揪心。时隔多年，仍然无法忘怀。”
不久，又有新政策出台：下放干部家属必须随下放干部一道，户口、粮食全部迁到下放点。
当时的魏先生一直卧床不起，街道干部三天两头上门催促。魏先生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一米八几的个子，没几个壮汉抬着，就是想走也是走不了的呀！
魏先生由不得叹了口气：“劳烦诸位了，我都这个样子，就死在这里吧。”廖廖数语，掷地有声。话都到了这个份上，一场闹剧方得灰溜溜收场。出门，魏先生说一句“再见！”，之后却是再也不见“左派”大妈的踪影。
那时大功工厂有制度规定：学徒必须住厂內宿舍，周六才能回家。平时魏先生一日三餐难得到口，只能以饼干合着凉水，有一餐没一餐的打发着孤寂艰难的日子。
两年后，或许有上层发话，或许是军代表良心发现，终于收回成命，干部们通通打包回家。
1979年拨乱反正，魏先生彻底平反，回归自由，任湖南省文联顾问。由于魏先生沉疴痼疾，久治不愈，平反后便安排到衡山南岳疗养。
1982年8月，魏猛克于湖南南岳衡山省结核病院住院治疗
在南岳遇到旧时好友，谈及当年往事，都说H先生行为、处事极为不当。何必挥刀弄棒地跳将起来，把魏先生与鲁迅先生的笔墨官司、正常书信往来上纲上线，诋毁成对左翼联盟及正确路线的攻击。
文革结束，正值肃清极左思潮之际，朋友们力劝魏先生起诉H先生，魏先生挥挥手，淡然一笑：“这顶帽子不戴我脑壳上就会戴在别人脑壳上，谁戴还不就是个戴。人非圣贤，那时节人人岌岌可危，H先生的反常，还不是求个自保吗？何必再去追究。”
只是魏先生这一大度，“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苦了魏先生及其家人。
“父亲与鲁迅结成忘年好友的事只字不提，就知道揪着漫画不放，我就想不通何解。”魏先生儿子大巧总归还是有些看法的。其实大巧与H先生儿子小H先生也有些往来，乒乓球台上曾挥拍一决高下，想不到熟悉的人对熟悉的人竟然还能够如此老辣！
不久，魏先生便由师大赫石北村搬迁至文联。同处一个院子，我们自然相互之间多了些往来走动。魏先生大女儿大红已婚，不住文联，但常常与先生回来看看，儿子大巧亦住在外面，唯有大功及夫君大何，弟大巩与父母同住文联。
魏先生二女儿大功与我们交往稍多一点。“都讲魏家的孩子听话。”二女儿大功说：“其实我屋里都是放养，娘老子从来就不干涉我们自由。父亲对我姐妹两个会多一点溺爱，对哥哥、弟弟那就蛮严厉啦。我老爸经常挂在口里一句话‘子不教，父之过’，不管严点，到头来会打老子的啰。”
大功说：“母亲下放在耒阳，我们子女轮着去看望。当时仅有十二岁的大巩也被父亲派了差。而且必须独自前行，说是锻炼锻炼。吓得家里的保姆磕头作揖，求菩萨保佑平安。那时候火车是半夜两点抵达耒阳站，下车还有十来里路。刚出小学门的弟弟硬着头皮也得往前走呀，走慢了说是怕‘鬼’打，真是‘落难的孩子早当家’。”
在院子里，我常常见到魏先生夫人周微林先生，晚辈们称她周老师。周老师是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是我极其敬重的一位老人。
周微林译《我的安东妮亚》。
周微林 (1918-2005)，女，江苏南京人，1940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广安载英中学英语教师，重庆文德女中英语教师，育才学校文学组主任，青城中学语文、英语教师，《浙江日报》副刊编辑，《浙江农民大众报》副刊编辑，《湖南文艺》负责人，《湖南文学》编辑。湖南省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湖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5年7月7日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周微林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文学编辑荣誉证书”、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伯乐奖。译著长篇小说《迷宫斩妖记》获1985年湖南省外国文学研究会优秀译作奖。
周先生家学渊源，周先生父亲周威曾在日本东京学医，后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周先生亲姑妈周峻嫁给了大教育家、原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校长后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周先生父亲与蔡元培先生情谊深厚，过从甚是密切。
抗战胜利之后，魏先生及周先生曾往无锡乡村的青城中学教书。周先生说：“那时候有一批年轻人都倾向进步，学校的思想非常自由、开放。学校有各种社团，演演现代剧啦，办办校刋杂志啦，教师、学生都积极、踊跃地参加。”
由于学生过于激进的举动，至使事情闹大，校长被抓。魏先生只得与周先生返回杭州。
回杭州后，魏先生受聘于西湖艺术研究院教美术，周先生亦在该校教授英语。也就在这个时候，经人介绍，接手《悲惨世界》的翻译工作。靠着预付的稿费，在颠沛流离的时日里支撑一段清贫安稳的日子。
至此，文学著作翻译便成为周先生的一份固定职业。
1936年秋冬之际，魏猛克与《质文》社同人合影。前左起：邢桐华、任白戈、郭沫若、陈北鸥、魏猛克；后左起：蔡代石、张山、姚潜修、张罗山。
周先生具有良好的气质和素养。生活中人们熟悉的周先生却是一个平易近人，极其朴质、谦和的老人。她一头白发，说话轻言细语，那怕是普通的家长里短亦是如此。
在我们与周先生接触中，始终有一种邻家奶奶的那种亲和、慈详的感觉。我常常在想这或许是几十年风雪沧桑打磨过后的风采吧。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小地方的业余作者，但凡到了省城，必先去拜访周先生。“小地方”“初学者”总归是少些历练和底气。对偏远地方来的作者，周先生更是格外费心费力地传授创作经验，帮助修改稿件，无论工作再忙也从不推辞。那些年周先生扶持、培养了不少的文学新人，至今还有谈及周先生的，无一不感慨万千。
每次去她家，周先生总是抱着一部半尺厚的英汉大词典，翻译那些没完没了的译作。
我问周先生：“您的口语怎样？”周先生显露出孩子般的尴尬：“我只能笔译，不能说。”此言一出，吓我一大跳。翻译大家，著作等身，还有这等事情，引我好一阵愕然。
1980年，魏猛克、周微林夫妇与林焕平在长沙岳麓山爱晚亭。
纵观魏先生、周先生的来往过去，一辈子颠沛流离，始终在苦难中挣扎、前行。当黑夜刚刚泛出微弱的曙光，本想大展拳脚，投身自己毕生酷爱的事业，却因病驾鹤西去。
他们参与并见证了太多前人与后人都没有经历过的重大历史进程与变革。在穿越历史波涛的大风大浪时，他们曾是那个时代勇猛的弄潮儿，因为历史的缘由，又不幸成为那个时代的弃儿。
或许是由于父母基因的遗传，也或许是良好的家学、素养，魏先生几个儿女都具备父母特有的那种质朴、纯真、谦和的品德。四个儿女，组成四个家庭，他们不奢求大富大贵，却呈现出一种世人所企望的安宁和祥和。这或许是他们历经过悲苦和磨难，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独守一份难得的清贫和宁静，低调而不事张扬，勤奋且非常努力。如今魏家四兄妹的子孙辈亦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旅居美国的小儿子魏大巩先生与其他两位画家的画展《同频：三个人和一个时代》在上海推出。三位画家同为五十年代生人，同样历经过大时代的风风雨雨，曾经的过往无不成为他们刻骨铭心的永恒记忆。
2023年10月，上海画展，左起：大何、大巩、金宏、大功。
今天大巩及两位“年轻”的五十年代生人，正在经历并体验中国当代艺术中一段彷徨、困惑以及充满激情的探索。这不正与上世纪三十年代风华正茂的魏先生、周先生一样？九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竟是如此惊人的“同频”合拍。
1981年10月16日，魏猛克、周微林夫妇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前。
1981年，魏猛克、周微林与蔡元培女儿蔡醉盎，儿子蔡怀心、儿媳杨心月。
1983年，魏猛克任第六届人大常委，参加六届民盟省委全会，研究参加民盟全国五次代表大会代表人选事宜，图为魏猛克（左一）参加六届民盟省委全会时的照片。
征稿启事
近期，我们受天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拟组织对天心区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情况做详细的调研。
为了更好搜集、整理天心区特色工业记忆，现向广大读者征集关于天心区工业发展的相关线索、图文资料及稿件。
详情请参考：“天心区工业记忆”征集线索及稿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