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申闵
写下这个题目，不禁心生感慨：三泰街完小，这所陪伴我度过了四年时光的母校，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数十年，如今只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所有可以留作念想的东西都已荡然无存，如毕业文凭被中学收走，毕业照则从未见过）。这所学校不像其他一些小学那样有名，至今几乎未见有人提及，如果像我这样的知情者不趁自己记忆力、写作能力尚可时留下一点文字记录，若干年后，关于她的一切恐怕都要湮没无闻了。
三泰街完小本部位于三泰街北头、省人委二招待所南侧、高井街斜对面，要从三泰街上通过一条长约60米的小巷到达校门。分部设在药王街北侧靠近与三兴街、三泰街、西牌楼十字相交的路口附近，对面一度是九如新食品店（应该就是一些文章中提及的合利南食店）。如今本部旧址仍在，但已改成三泰宾馆，难得的是我们六年级时上课的三层教学楼还在，当然已经经过改造。分部则早已不存。
三泰街完小本部旧址
1960年7月上旬，由于家庭住址迁移，原来就读的学校离家远了，父亲带着我在新住所附近的几所小学奔走联系，最后是三泰街完小接纳了我，将我编入方湘美老师任班主任的三年级丙班学习。
方老师教我们语文，她三十出头年纪，身材较高，戴一副近视眼镜，为人真诚，性格爽朗。回忆起来，在教过我的老师中，方老师业务水平不算最高，但却让我终生敬重。
记得一次作文课上，有同学问方老师“俘虏”怎么写，方老师一时笔误，在黑板上写下“浮虏”二字，我那时少不更事，口无遮拦，就在下面大喊：“方老师，那是浮虏（长沙话念“浮”为“侯”），不是俘虏。”方老师一愣，连忙擦掉“孚”字左边的三点水，写上单立人。对我这种大庭广众中的冒犯之举，方老师毫不介意，反而赏识有加。一次家访时，方老师笑容满面地对我外婆评价我“天真”，我想其中很可能包含了对我那种唐突无礼之举的包容和认可。这“天真”二字，也是我几十年来从老师那里得到过的最为精准的评价之一。
在方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本来就成绩不错的我在其他方面也进步不小，并于当年9月30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在当时被视作非常光荣、重要的人生大事，它所给予我的“正能量”是不言而喻的。
1961年暑期，不幸骤然降临，仅带了我们一年的方老师因患败血症，永远离开了我们。惊闻噩耗，不仅是我，连与方老师仅有一面之缘的外婆也十分难过。方老师的遗体被送往火葬场的那天，我与几位同学一大早就赶往位于东庆街的省人民医院后门，送了敬爱的老师最后一程。
方老师有个儿子，名叫朱铎（音），年纪比我们略小，如今应该也是年届古稀了。
方老师走后，彭兆麟老师、唐灿芝老师和刘迪荣老师先后担任我们班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班主任，并任语文教师。这几位都是女老师，她们各以自己的方式呵护、引导着我们，各自陪伴我们度过了一年的成长时光。
当时的校长是张润华老师。这是一位头发花白、身材矮胖的老太太，因为身体不好（好像是有高血压），常年行走步履沉重、缓慢，有时要扶着一张木靠背椅，大概是为了防止跌倒。张校长总是表情严肃，几乎从来不笑，同学们都很敬畏她。记忆中除了全校大会讲话以外，她只给我们上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周会（相当于政治），内容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除了四位班主任以及校长外，当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还能记得姓名的老师还有以下三位：
一位是孙义芳老师（“义”字有点把握不定，但愿没有记错）。孙老师当时年纪约在三十左右，皮肤白皙，眉目清秀，夏天常穿白衬衣和黑裙子，其他季节则多穿那种长沙话叫“父母装” 的上衣。孙老师教我们算术，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导主任。这位老师课教得好，待学生和气而不失威严。她家住在三泰街煤店隔壁，家里有一位老太太，好像是孙老师的母亲。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在安源小学（福源巷完小）的同班同学佘起就是孙老师的女儿，但我在三泰街读书时，孙老师的孩子还很小，已经全无印象。如果此事属实，那我与孙老师之间，就更多了一层缘分了。
另一位是易昌安老师。我们上五年级时，易老师以部队文化教员的身份转业到三泰街完小任教。易老师身材魁梧，虽已转业，但仍有军人气度。这位老师多才多艺，至少教过我们自然、唱歌、图画三门课，而且效果都不错。易老师的自然课讲得生动有趣，还把实验仪器搬进教室，让教学内容更为直观易懂。我关于温度、蒸发、溶解、热胀冷缩等方面的知识，最初都来自易老师的课堂。唱歌课更令人印象深刻。易老师教唱歌，自己非常投入，这当然也十分有效地调动了我们的情绪。至今难忘他教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那种激情澎湃的神情举止，得益于易老师教学有方，这首对于五年级学生来说不算容易的歌，我现在仍能从头至尾（包括前奏和过门）完整地唱出来。易老师的画也画得很好，我毕业后还曾在《长沙晚报》上见过他的美术作品。可惜我这方面资质欠缺，图画课没有学好，愧对老师。
还有一位是彭趾嘉老师，他是我一个女同学的舅舅，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彭老师约莫五十来岁，个子不高，为人和善，曾经教过我们的体育和图画。当时学校场地狭小，仅有一块很小的操坪，每逢下雨，体育课没法上，同学们就会一齐起哄，央求彭老师讲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彭老师肚子里故事多，而且讲起来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彭老师也几乎是有求必应，利用雨天的体育课给我们讲了不少好听的故事。至今记得彭老师讲过的祝枝山用对联戏弄财主的故事，“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 鸡饥盗稻童筒打；鼠暑凉梁客咳惊”“马过竹桥蹄打鼓，咚咚咚；鸡啄铜盘嘴敲锣，当当当”“大丈夫三个人身，能屈能伸；朱先生三个牛头，缩头缩脑”，这些对子今天看来不算精品，有的甚至不像对子，但当年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确实是有益的文学启蒙。彭老师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们的毕业文凭就是彭老师填写的，可惜这文凭在上初中报名时被要求上交，此后便无缘再见。
还有一些老师，名字虽然记不得，但他们的风采和教诲却不曾忘怀。
左老师，三年级时教我们算术。左老师当时应该已年过五十，属于资深教师。她课教得好，但对学生多慈祥而少威严，所以她上课时课堂常常很吵，她本人有时还会受到个别顽劣弟子的欺负，每当这时，班主任方老师就会把我们全班召集起来狠狠地训一通。
王老师，一位优雅的中年女老师，三年级时教我们俄语（我们当时当真开了一个学期俄语课）。王老师不仅举止优雅，声音也很有特色，读起俄语来更是非常动听，她当年教的俄语课文，有些我现在还能背诵。
罗老师（好像叫罗钺南），一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教我们珠算。罗老师的情况与左老师相近，也是和善多于严厉，那时同学们还在初小，不懂事，所以有时课堂秩序较乱。至今脑海中深深铭刻这样一幕：罗老师在讲台上讲得满脸是汗，下面却有如茶楼酒馆，人声鼎沸。每当想起当年情景，便不免要心疼老师一回。不过可以告慰老师的是，我的珠算学得不错，加减乘除都会。
林老师（好像叫林某虎）和杨老师（好像叫杨某芳）是一对年轻夫妇。林老师教周会，他的课我只记得一个细节，就是批评少数同学传唱一段顺口溜，说这顺口溜是对某位领导人的侮辱。杨老师教唱歌，具体情景记不得了，但她教过的歌如《只有山歌敬亲人》《洪湖水，浪打浪》等我直到现在还会唱。
张老师，一位中年女老师，五年级时教我们农常（农业常识）。这门课让我至今会背《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白秋寒霜降（我们当时学的就是“白”，此字现在在很多场合被说成“露”，但秋季有白露、寒露两个有“露”字的节气，所以此处作“白”实在比作“露”更为准确），冬雪雪冬小大寒。上半年逢六二一，下半年逢八二三。日期一般是固定，有时也差一两天。”张老师还有一次“急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课上，某同学提问：“张老师，那猫乳何解叫猫乳啰？未必是猫做的啊？”张老师愣了片刻，旋即以攻为守：“那你叫××雄，未必是熊变的啊？”这反问用当今的流行语来形容，真是妥妥的，没毛病。（按：这其实是个语言禁忌问题。长沙人忌说“虎”，称虎为“猫”，连带着也忌“虎”的同音字，于是称腐乳为“猫乳”，称府正街为“猫正街”，又将牌九中的天牌、九点、虎头合称为“天九猫”。）
韩老师，一位中年男老师，教我们的地理。韩老师方音较重，老是把“南”念得像“烂”。正是在韩老师的课上，我知道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尤其是知道了我国最南端的领土是曾母暗沙。
秦老师，六年级时教我们算术。据说秦老师原是某中学相当有名的教员，打了右派后被“下放”到我们学校。秦老师讲课十分投入，记得他讲“和差积商的变化”时，大冷天的讲得周身发热，把帽子、围巾都取了，把棉衣也脱了，拉开弓箭步半蹲于黑板前，先中气十足地大喝三声：“听哒、听哒、听——哒！”随后便抑扬顿挫地开始教科书式的相关表述：“当一个加数增加一个数……”同时辅以手势，那种敬业精神，真令人肃然起敬。秦老师还有一手绝活，即不借助任何工具，仅用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标准的圆形，每当他施展这一绝技时，同学们都会由衷地发出啧啧惊叹。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老师，还有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以严厉著称的周老师（男），曾任大队总辅导员的屈老师（女），曾任教导主任的刘老师（女），教过我们图画、也曾担任大队总辅导员的王老师（女），四年级时短暂教过我们算术的李老师（女）等等。其中周老师和屈老师都没教过我们。
当然有的老师也会偶有“糗事”，例如一位老师在历史课上讲“五卅惨案”时说：“为什么叫五卅呢？就因为那天杀得一塌糊涂。”（长沙话“杀”和“卅”同音。）
从1960年转入到1964年毕业，我从三丙班一路升到六丙班，其间班上同学多有异动。尤其是1963年暑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学校决定把即将升为毕业班的我们这届甲、乙、丙、丁四个班全部打乱重编，这样我们丙班就有20来个同学去了其他班，其他班又有20来个同学到了我们丙班，这使我在三泰街完小同过班的同学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个，如今我能记得姓名的共有77人。这些同学毕业后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见过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同学六十年间未曾再见，听说有些同学已经不在人世。
论办学条件特别是硬件设施，三泰街完小比我原来就读的小学差了不止一个档次，甚至显得有些寒酸。以操场为例，三泰街本部仅一方很小的操坪，操坪上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容纳什么设施）；原来的学校则有上、中、下三个操坪，仅下操坪上就有滑梯、跷跷板、摇篮、浪桥等供低年级学生运动、游戏的器械。不过我较能随遇而安，转过来时并未有什么失落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适应了新环境。
入学不久，就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叫“苦日子”）。记得1960年国庆期间，班主任方老师带领我们班去天心公园游玩，父母在9月30日晚上带我去南食店买了一点饼干充当干粮，游玩时有同学见了，问我这要多少粮票，我觉得奇怪：买饼干要粮票吗？后来才知道，就从10月1日起，凡购买粮食制成的食品都需要交纳粮票了。
从那时起，形势急转直下，自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饥饿”是什么滋味。一些新的事物和词语，如“小球藻”“双蒸饭”“副食卡”“瓜菜代”“大种大养”等迅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南泥湾》《三过黄泥坡》等歌曲，以激励斗志、激发乐观情绪。我们三年级时在位于药王街的分部上课，记得有一天，大队干部李菊云师姐还专门从本部过来指导我们培育小球藻。
虽然学校条件不是很好，又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但我在三泰街完小几年间，精神文化生活还算是丰富的。
首先是外出游览参观。记得每年春秋两季，班上都会组织春游和秋游，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烈士公园，其次是岳麓山。
1962年下半年，学校组织到岳麓山秋游，出发时长沙市区并没起雾，但当我从云麓宫俯瞰长沙城时，却只见灰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回校后写作文，我不知道这一片灰蒙蒙该如何表述，就向父亲请教，父亲告诉我用“尘雾”二字，这是我在脑海中第一次将“尘”和“雾”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些人认为那时天蓝水清，没有污染，其实不然。那时汽车确实远不如现在多，尾气排放当然要少得多，但当时工厂生产和居民生活几乎全部烧煤，烟尘污染远超当今；而且毋庸讳言，当时的人们普遍缺乏环保意识，无论是污染的制造者还是受害者对污染都不敏感。
说到参观，省荣军学校于三年级和六年级时各去过一次，第一次只挑选了部分同学参加，第二次是六年级全体同学同往。荣军学校位于大托铺，那时只能坐火车去，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坐火车也是一件稀罕事，至少跟参观具有同等诱惑力。
六年级时还参观过一次开福寺，是步行前往的，印象最深的是尼姑们都在织布。展览也参观过多次，印象较深的如“广东沿海全歼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实物展览会”和“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
其次是看电影。记得学校包场组织集体观看的电影有《以革命的名义》《马兰花》《金钥匙》《花儿朵朵》《生命的火花》《南海潮》《白毛女》《51号兵站》《黄浦江的故事》《小兵张嘎》《红日》等。除了这些故事片外，也有纪录片，例如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学校就组织我们观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自卫反击》。
再次是外出听报告或请人来校作报告。外出的，我记得在青少年宫听过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先生讲毛泽东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还有一次大概是在五一西路湖南剧院听过雷锋的同乡长辈讲述雷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请人来校讲的，如三年级时，张校长的一个侄子，当时是海军军官，到长沙看望姑母，校长就顺便请他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又如长篇小说《红岩》大热时，请当时的文庙坪完小校长郭老师（应该是郭道光老师）在西区文化馆（学校没有场地，大型活动都是租用西区文化馆的礼堂）给我们作了一次关于《红岩》的专题讲座。再如六年级时，请长沙水泵厂一位姓范的老劳模给我们专门讲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的故事。
那时也曾以不同形式搞过义务劳动和公益活动。义务劳动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三年级时方老师带着我们拉着板车顶着北风，将学校的垃圾运往湘江路（那时叫沿江大道）北段的某处垃圾场，当时有人说是到了“新河里”，我觉得没那么远，但对于我们这些9到10岁的小学生来说，也是不近的距离了。另一次是六年级时到烈士公园拔草，具体地段是西大门到北门之间马路边的绿地。公益活动搞得最多的是站交卫岗（全称是交通卫生岗），就是站在人流量大的马路边人行道上，见有不走人行道的行人，就上前向他敬个少先队队礼，然后做一手势，说：“请走上面。”一次我被安排在五一西路的三泰街街口处站岗，就在我上岗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那惨烈的一幕给我年幼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多年以后，我在金盆岭墓园看到那场车祸罹难者的墓地，当年情景还不由浮现脑际。
自问当时基本算个“好学生”：学习成绩好，不骂粗话，不玩“赌博”（当时称以弹子、油板、洋菩萨等赌胜为“玩赌博”，学校明令禁止），连续多年担任少先队干部，但生性内向，不爱抛头露面（长沙话叫“出不得众”）。不过迫于无奈，还是有几回被赶鸭子上架了。
一次是三或四年级时，在于西区文化馆举行的全校文艺会演上，跟某同学合说了一段相声，题目忘了，内容是讽刺美国政府及官员的。另一次是四年级时，作了一次关于学习经验的典型发言，是在张校长的房间里，对着扩音话筒讲的。那是我第一次对着话筒讲话，狭小的房间里，又有威严的校长坐在身旁，真感觉如芒在背，匆匆讲完，便逃也似地跑回本班教室。记得那次发言的共有两人，另一位是朱友志师姐，但具体过程已全无印象。
还有一次是五年级时参加一个关于长征的课本剧排演，饰演的角色好像是指导员，记不得这剧最终正式演出了没有。再有一次是六年级时被安排在四个班全体同学面前将课文《飞夺泸定桥》当作故事讲出来，登台后全程紧张，任务完成，如获大赦。
最后一次是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六年级四个班合作，分角色朗读课文《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我在其中担任“莱特叔叔”这一角色，“独诵”就一句话：“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把他带走？”围绕这次朗读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导致中途更换两位主要朗读者（分别担任被杀的黑孩子及其母亲的角色），诚为憾事。
《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195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少小之时，多有趣事本属正常，我们班也不例外。下面只说一件颇具时代特色的事。
三年级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最为困难的阶段，学校实行二部制，即每天只上半天课。两个男生在街上闲逛时，偶然见有一人频频出入各商店饭馆，购物吃喝，出手阔绰。两人嘀咕：如今大家普遍困难，此人却如此有钱，莫非是个特务？那时我们这些小学生革命警惕性奇高，在这之前，我还在另一所小学读二年级时，一个大雨之夜，见有一穿橡胶雨衣的陌生人到我们宿舍来打听一个我们从未听到过的人，我和一同学兼邻居也无端怀疑人家是特务，还跟踪了他一段。
当下我这两位同学也是决定跟踪，并从五一西路一直跟到蔡锷路。途中同学甲忽感内急，腹痛难忍，但仍咬牙坚持，跟到接近水风井的沙利文食品店门口时，实在坚持不住了，便对同学乙说：“何得了啰？我真的忍不住哒。”同学乙说：“那就先回去算哒。”同学甲却颇为豪迈地反问：“你不学习刘文学哒啊？”话音未落，但觉裆部一热，五谷轮回之物一泻而出。
注：刘文学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少年英雄，为保卫集体财产与坏人搏斗而牺牲。
两人只得折回，同学甲先回家换裤子，同学乙则气喘吁吁地跑去向班主任老师报告：“方老师，我们抓哒一只（念“杂”，长沙话对人也可论只）特务！”方老师听得一头雾水，细问之下才知，这两个机警而有责任感的小伙伴早把“特务”扔在几里路外的水风井了。
这件事让同学们一直笑到毕业，尽管这两位同学都已经去了其他班。
1964年，我们小学毕业，准备报考初中。当时长沙市属于“一类”的重点中学有5所：一中、二中（今长郡）、三中（今明德）、五中（今雅礼）、附中，合称“一二三五附”，其中又以一中和二中为重中之重。其他公办中学则分属二类和三类（记得是如此）。我那时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颇有信心，又考虑二中离家较近，便斗胆将二中列为第一志愿。又由于当时规定，第一志愿填报了一类学校的，第二志愿便只能填报三类学校，无奈之下只得报了一所坊间评价为“豆”（那时的市井俚语，意思是“不好；差劲”）的三类中学。
记得那次三泰街完小共有十来人报考二中，由曾教我们俄语的王老师负责送考。考完后自觉考得还不错，便天天带着期盼在家等录取通知，谁知邻居家的考生们一个个欢天喜地地接到了通知之后，我的通知却迟迟未到。一直等到几乎绝望之时，才终于收到那所“豆”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我们这些正处在儿童到少年过渡期的人不知道的是，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到我们参加小升初考试的1964年，开始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所谓“阶级路线”，一般意义上就是看家庭出身。关于家庭出身，那时公开宣传的政策是三句话：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是实行起来，却往往只剩下了第一句，实际上就是唯成分论。凡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即不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家庭）的子弟，即使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入党、参军、升学等人生重大关头，也是必然“入另册”的。
进了中学后我又惊讶地发现，就是那所“豆”中学，当年共招了5个班，我被编入最后一班，这个班共有48名学生，我的学号是40号，也就是说，那年我实际上差一点就没有中学可读了。
数十年后，我去看望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师，她又告诉了我一个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内幕：当年我们参加小升初考试前，张校长已经坐在她那间狭小的校长室里，将所有毕业生的去向一一安排完毕，也就是说，我们后来参加的所谓“升学考试”，其实完全是走过场。这真是对《红楼梦》诗句“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完美诠释！当然，此事并未让我对老校长有任何不满或不敬，毕竟她也只是奉命行事。
（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春秋四载，可忆可记之事还有许多，但限于篇幅，只得打住。今年恰逢我小学毕业60周年，也是我离开三泰街完小整整60年，谨以此数千字的小文，纪念，也凭吊我早已消逝于历史深处的的母校，兼致我们远去的少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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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近期，我们受天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拟组织对天心区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情况做详细的调研。
为了更好搜集、整理天心区特色工业记忆，现向广大读者征集关于天心区工业发展的相关线索、图文资料及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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