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史上，湖南占据什么地位？

*本文内容摘编自《湖南话剧史述》（沈小丁著）。

戏剧是什么?观众欣赏一个有情节和虚构角色的故事表演，这就是戏剧。中国的戏剧自古以来一直以冲突、斗争为其主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湖南为楚地。楚人信鬼好祀，巫风盛行。“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地歌乐鼓舞的祭祀活动是“现场戏剧”的早期形态，也是楚地的表演艺术形式。祀神歌舞的传统风俗，自汉至唐，在湖南仍盛行不衰。祭祀活动时乡间艺人相聚一起，舞之蹈之，唱之歌之，其内容从敬神转变为娱神，其形式是戴着面具表演，后世称之为“傩”。

唐宋时期经济发展带来戏剧的繁荣，湖南民间俳优戏剧兴旺起来。元代北杂剧在湖南流行。明代弋阳腔从江西传入湖南，与各地语言，民间音乐以及某些宗教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声腔，即湖南各地的高腔。

明万历年间(1573-1620)昆曲进入湖南，20世纪初京剧传入湖南。昆曲与京剧进入湖南前后 400年之间，相邻省众多声腔亦进入湖南，湖南各地形成多声腔的地方剧种，长沙、衡阳、浏阳、醴陵、祁阳、郴州、桂阳、芷江、常德、澧州、溆浦等地成立一批戏班。

清代，部分湘籍文人学者从事戏曲创作，如张九钺、杨恩寿、黄周星、王夫之、熊超、朱景英、毛国翰、张声玠、曾传钧等人。遍及湖南城乡的寺庙、祠堂、会馆大多建有戏台，供戏班演出之用。达官富商请戏班在家中演出，称为“堂会”。公共场所戏台演出和私家堂会娱乐为戏曲在湖南的普及与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清王朝封闭的国门，中国面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法律、艺术宗教从多种途径渗入中国，这种称为“西风东渐”的现象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西洋戏剧艺术之光从那道刚刚打开的狭窄门缝钻入，如同一束耀眼的亮光，投射到中华大地，预示着一种迥然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艺术正朝中国走来。

晚清时期，西洋戏剧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观众的戏剧审美方式和习惯。留学东洋的部分爱好艺术的中国学生受日本新剧影响，自发组织春柳社。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首次演出[法]小仲马的《茶花女》。春柳社的戏，在内容上宣传民族思想，形式上意图模仿日本新派剧的技术。湘人欧阳予情走进剧场观看了春柳社的《茶花女》。

《茶花女》匏止坪诀别之场，春柳社演剧(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说春柳社在日本首次公演是中国话剧的萌芽，可以做出推断：由于欧阳予情以观众的身份参与其中，湖南话剧的源头也可追溯到 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的《茶花女》。紧随其后，欧阳予倩加入了春柳社，并且在春柳社于日本演出的《黑奴吁天录》《生相怜》《鸣不平》《热泪》等剧目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欧阳予倩成为春柳社的骨干成员。

话剧源于西洋戏剧，通过日本作为中转站传入中国。晚清民初，大凡带有西洋风格的文化载体，中国人习惯冠以“文明”二字。中国话剧史中的“早期话剧”被称为“文明新戏”，后来叫俗了才称为“文明戏”。1912年，春柳社旧人归国回到上海，组织民鸣社，不久解体。从民鸣社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干起文明戏，在上海等大都市风行一时。

经过与中国传统戏剧“和谐相容”，话剧走过一段民族化过程，演变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元素，满足中国人精神上的审美价值追求，中国观众走进剧场欣赏话剧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话剧传入湖南，欧阳予倩起到重要作用。1913年，欧阳予倩回浏阳老家过春节，接受湖南社会教育团的邀请排演新剧。他约请上海的新剧同志会部分成员到长沙，组织成立湖南社会教育新剧团。1913年3月，社会教育新剧团在长沙公演《家庭恩怨记》，观众涌进剧场，产生轰动效应。这是湖南早期有文献记载的话剧公演。随后新剧同志会另组班子，以文社的名义在长沙演出。文社部分成员来自春柳社，他们关注社会问题，演出的“问题剧”与春柳社风格相近，如《热泪》《不如归》《猛回头》《社会钟》《鸳鸯剑》《运动力》等剧目。

1913年冬，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湖南当局强行查封文社，支持文社的湖南官员杨德邻、文经纬、吴守贞遭杀害，长沙城处于肃杀恐怖之中。文社人员星散，欧阳予倩潜回浏阳老家避祸。社会教育新剧团、文社在长沙的演出在一场腥风血雨的暴力动荡中结束。他们的演出在湖南观众心中播下了话剧艺术的种子，此时，话剧具有开通民智、普及教育的社会功能得到了湖南知识界的认同。

1920年，长沙成立劳工会，黄爱、庞人铨是领导人。1921年5月1日，劳工会在长沙举行庆祝国际五一劳动节活动，演出了庞人铨的《万恶的金钱》。

发轫时期的湖南话剧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主要是搬演外国剧本。相对于传统戏曲，话剧另起炉灶，以全新的戏剧样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继而对外来剧种形式的吸纳扬弃，演出了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剧目。湖南早期从事话剧的艺术家在长沙公演话剧，为这个外来剧种在湖南落地生根、传播成长做出了铺路意义上的贡献。

然而，如何解决话剧的民族化问题，如何让中国民众普遍接受话剧这种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戏剧样式，那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湖南话剧人上下求索……

文社解散后，长沙文明新戏演出沉寂了。五四运动激流，促使中国戏剧运动重振旗鼓，向前猛进。1918年,《新青年》出了“戏剧改良专号”，发表一系列有关戏剧的改良文章，产生广泛影响，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也提供了理论根据。

文明新戏既无唱功又无做功，演员穿时装，以对话和形体动作的表演方式与中国传统戏曲程式化表演迴然不同，它是中国话剧的胚胎期产物。1928年，上海戏剧界纪念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集会，洪深提议，将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从外国引进的新型剧种命名为“话剧”，并得到田汉、欧阳予倩的赞同。

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7年七七事变，西洋戏剧不断被介绍到中国。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来迎接叩开国门的各种外来戏剧思想和戏剧理念，并将其加以消化、吸收。演剧也开始有剧本了，当年称为“脚本”，不再像幕表戏那样，上台演出前临时拼凑剧情。戏的内容从以恋爱自由和反对封建为特点的家庭“问题剧”，如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泼妇》《屏风后》，演化为以弘扬爱国和宣传抗战为主题的“国防剧”“抗战剧”，如田汉的《卢沟桥》《最后的胜利》。导演成了戏剧的组织者和戏剧创作团队的指导者，欧阳予倩、田汉、唐槐秋、向培良均导演过多部话剧。话剧观众由主要是知识分子扩大到普通民众。

舶来品话剧，作为异族种子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需要一个过程。要变话剧这个外来戏剧形式为本民族的艺术形式，并与民族独特的艺术手法相结合来反映现实生活是一项艰巨的工程。20世纪20年代，中国话剧界出现三位有影响的湘籍人物：欧阳予倩、田汉、唐槐秋。他们意识到话剧不会取代传统戏曲，反而外来剧种可以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营养。他们三人联手，努力探寻话剧民族化的路径，让话剧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绽放绚丽多姿的艺术光彩。他们身体力行，各自从戏剧创作、导演方法、表演艺术、舞台美术、人才培养、剧团建设，以及话剧商业化演出诸方面进行艰难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创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中国戏剧运动向前发展。

欧阳予倩、刘韵秋夫妇（图片来源：网络）

20世纪30年代，湖南的话剧人才可谓群星灿烂。欧阳予倩、田汉、唐槐秋三人在全国颇具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戏剧群体，张庚、向培良在戏剧理论领域进行探索，周贻白创作一批剧本后转向中国戏剧史研究，湘西作家沈从文也创作过话剧剧本。湖南几位女作家写过剧本，如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白薇的《琳丽》、丁玲的《重逢》，她们创作的话剧在全国广为流传。这时期几位湘籍演员“小荷才露尖尖角”，后来成长为著名表演艺术家，如金山、王人美、白杨等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中国处在战争阴霾之下，话剧由文化启蒙转而担负救亡图存的重任。湖南一批爱好戏剧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组织成立民间剧社，如冻雨剧社、一九三六剧社、现代剧社、白雪剧团、逆流剧社、长沙文艺作者协进会、青年剧社等，以通俗化表演艺术形式演出国防剧，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救亡。这时期的民间剧社培养了一批湖南本土话剧人才，如左天锡、朱之倬、戴望峰、周贻白、李仲融、朱人鹏、唐掞齐、廖若平、常萃贤、魏莫千、郑公言、周天贤、念诒、曹治平等人。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湖南的话剧在民族化、本土化道路中探索前行，取得进展。

第一，戏剧文学创作有长足进步。这时期湖南公演一批湘籍作家创作的剧本，如田汉的《湖上的悲剧》《苏州夜话》《垃圾桶》《名优之死》《生之意志》《一致》，向培良的《怒潮》《他们四个》。另外几部翻译剧在湖南公演，如[日]菊池宽的《父归》,张庚根据[法]梅里美小说《马特涅·法尔哥勒》改编的《秋阳》，宋之的根据[德]席勒的《威廉·退尔》改编的《民族万岁》，顾仲彝根据[美]瓦尔特的《捷径》改译的《梅萝香》，焦菊隐根据[意]哥尔多尼编剧改译的《女店主》，洪深根据[英]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翻译的《少奶奶的扇子》，以及由胡春冰翻译的《妒》等，这些翻译剧中角色均用中国人名，剧情完全中国化。

第二，湖南涌现出一批话剧导演。他们导演的话剧在湖南公演，如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雷雨》由唐槐秋导演，白雪剧团排演《日出》由唐掞齐导演，逆流剧社排演《日出》由戴望峰导演，朱之倬导演了《黑地狱》《伟大的女性》，廖若平导演了《雷雨》《我们的故乡》《秋阳》《战歌》《爸爸，你看家好!》，刘保罗导演了《撤退，赵家庄》。抗敌演剧队在湖南演出一批国防剧。抗敌演剧二队演出的剧目，洪深导演了《生死关头》，赵明导演了《水车转了》《盐》，吕复、赵明、查强麟(夏淳)导演了《花烛之夜》，舒强导演了《烟苇港》，查强麟导演了《生与死》，严恭导演了《闹元宵》。抗敌演剧八队演出的剧目，刘斐章导演了《烟苇港》，王逸导演了《流寇队长》《生路》《凤凰城》，董每戡导演了《壮丁》，张毓厚、叶向云、刘谅导演了《国家至上》。抗敌演剧二队、八队联合创作演出的《保卫大湖南》由赵明、程漠导演。

第三，男女演员同台演出。中国传统戏曲女角由男演员扮演。湖南戏曲女演员活动早在元代有所记载，至民国初年戏曲由女演员扮演旦角渐渐兴起。早期的中国话剧仍沿袭戏曲传统，由男演员出演女角。这违背自然、造作不和谐的形象，离现代观众审美趣味和习惯相去甚远。1923年，洪深在上海导演《泼妇》《终身大事》，实行女演员登台演出，废除了话剧中的“男旦制”。1929年，冻雨剧社排演田汉的《苏州夜话》时，女演员邱曼娟扮演杨小风。她姐姐阻止她登台演戏，理由是“维持风化”。在部分人眼中，演戏是一件下流的事，妇女演戏是离经叛道，男女同台演戏更是大逆不道。礼教之邦，这是破坏风化。经过一番抗争，邱曼娟还是登台演出了。

第四，舞台工作专业化。1937年5月冻雨剧社演出《雷雨》，舞台监督章冬炎，舞台装置魏莫千、陈绍和，灯光管理唐植昌，音响管理孙伟等。

第五，新建立的民间剧社，开宗明义提出剧社宗旨和担负的社会责任，也为湖南话剧职业化开辟道路。1929年，左天锡、朱之倬等人发起成立冻雨剧社，其宗旨是以剧运先驱为担当，以推广舞台艺术为已任，迎着冻雨洗洒尘埃。1936年，严怪愚、刘逝霓、郑家弘等人发起成立现代剧社，订立章程，打出“本社以倡导国防戏剧，唤起民族自觉为宗旨”的旗号。

第六，湖南话剧观众由知识分子为主体扩大到平民百姓，观众逐渐养成文明看戏的习惯，一改过往剧场内小贩叫卖、打热把子(毛巾)抹脸，以及观众高声喧哗、嗑瓜子等陋习。中国旅行剧团在长沙演出《雷雨》，观众一千三百人，近三小时的演出，观众席悄无声息，最后一排的观众能清楚听见演员的台词。话剧人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种种迹象表明，湖南观众开始接受话剧这种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戏剧样式。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适应抗战形势，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为了使中国的大众觉醒，话剧以崭新的姿态活跃在湖南舞台，从绅士知识分子到劳苦大众都有欣赏的机会，从有范围的剧场展开到广阔的地域演出。话剧吹响了动员全民抗战的号角。

抗战兴军，国民政府迫切需要动员和组织民众。中国基础教育不普及，若欲唤醒文盲占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抗战意识，戏剧是最有效的宣传方法。普通劳苦大众生活枯燥，戏剧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能深深印入他们的心灵。戏剧可以把敌人侵略手段、蹂躏中国百姓的暴行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引起观众愤敌情绪，以激起他们认清团结的重要性；用血淋淋的事实来演出，使观众如身临其境而得到深刻的印象。广大民众懂得只有抵抗敌人才能取得胜利。

1937年8月17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欧阳予倩和洪深主持会议，二百余人参加，讨论如何适应抗战形势，开展救亡宣传活动。话剧人士组成了12支上海救亡演剧队，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主管艺术和宣传的第六处处长。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组建10支抗敌演剧队、4支抗敌宣传队以及孩子剧团。1938年8月，抗敌演剧一队、二队、八队、九队及孩子剧团从武汉南下进入湖南，在长沙、衡阳、南岳以及湘北地区巡回演出《三江好》《烟苇港》《闹元宵》《最后一颗手榴弹》《凤凰城》《国家至上》等剧。抗敌演剧二队、八队联袂创作演出《保卫大湖南》。

抗敌演剧二队、八队于岳麓山爱晚亭合影  网络图

专业话剧团体的抗敌演剧队入湘，促进了话剧在湖南的传播。同时，演剧队年轻演员得以在湖南的舞台实践中提升艺术修养和表演能力。抗敌演剧队的队员，如吕复、赵明、于因、石联星、向路、查强麟(夏淳)、高重实、刁光罩、朱琳、叶向云、朱启穗、刘高林、范莱、刘双楫等人后来成长为知名话剧艺术家，湖南这片热土为他们提供了发挥艺术才能的宽广舞台。

1941年3月，抗敌演剧一队、二队、八队、九队以及铁血剧团齐聚长沙，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的剧目包括《精忠救国》《保卫大湖南》《包得行》《南宁克复之后》《国家至上》《一年间》《明末遗恨》。从话剧团队阵容、剧本创作、剧目选取、导演能力、演员表演以及舞台美术工作等诸方面考量，这次抗敌演剧队在长沙联合公演是高水准的，标志着湖南话剧艺术从幼稚趋向成熟。

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机关、学校、工厂迁至湖南，长沙人口骤然增长。这些特殊群体来到湖南，组织话剧艺术团体，演出国防戏剧，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救亡。国立戏剧学校从南京迁至长沙，公演《香姐》《东北之家》《警号》《疯了的母亲》，学校秘书吴祖光在长沙创作多幕剧《凤凰城》。河北沦陷后，熊佛西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部分成员流亡长沙，组织抗战剧团，演出《一片爱心》《电线杆子》《后防》《战歌》。武汉民力剧社和民族剧社在长沙演出《台儿庄是我们的坟墓》《上海血战》《华北血战》《放下你的鞭子》《全面抗战》《可怜的裴加》《求婚》。董每戡、田汉、田洪、李也非、胡蒂子等成立战斗演剧队，在长沙公演《香姐》《模范军人》《台儿庄前夕》《血洒情空》《警号》。山东省立剧院在长沙公演《张家店》《回声》《盟誓》《卢沟桥的烽火》。南京国光剧社、浙江嘉善抗敌流动宣传队在长沙演出《三江好》《秋阳》《最后一计》《火海中的孤军》。北平民国大学和其他外地流亡到长沙的青年发起组织一致剧社，公演《天津黑影》《荾姑》《中国妇人》《最后的吼声》《敌》。

1939年，育英儿童工作团在长沙演出独幕剧《最后一课》。健政剧团公演《魔窟》《复活》第一幕。1940年，铁军一〇二师艺宣队在长沙公演《塞上风云》《小三子》。九战区政治部流动宣传队在益阳公演《胜利的保证》《长江鱼》《曙光》《君山之夜》。1941年，流动宣传队和云南金马剧团在长沙公演《汉奸丑态》《绯色网》。

1941年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将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统一改名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简称“剧宣队”。原抗敌演剧一队、抗敌演剧二队、抗敌演剧三队、抗敌演剧八队、抗敌演剧九队、抗敌宣传一队分别改为剧宣四队、剧宣九队、剧宣二队、剧宣六队、剧宣五队、剧宣七队。改编后的剧宣队配属各战区，数支剧宣队相继离开湖南，留在湖南的只剩下配属九战区的剧宣九队。

1942-1943年，剧宣九队在长沙、衡阳、湘潭、南岳以及湘北前线公演多幕剧《大地回春》《愁城记》《胜利进行曲》《蜕变》《水乡吟》《海国英雄》《国家至上》《北京人》《杏花春雨江南》《烟苇港》,独幕剧《捕拿》《闹元宵》《最后一颗手榴弹》《求婚》《逃》《盐》《风波亭》。驻广东曲江的剧宣七队来到湖南，沿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的长沙、衡阳、冷水滩巡回演出《塞上风云》、歌剧《农村曲》以及民族舞蹈《生产三部曲》、民间舞蹈《新年大合唱》。1944年2月，剧宣九队从湖南赴桂林参加西南剧展，演出了《胜利进行曲》《愁城记》。西南剧展结束后，剧宣九队经贵阳到达重庆。

1943 年，新中国剧社从桂林来到湖南，先后在长沙、湘潭、衡阳演出《海国英雄》《大雷雨》《复活》《软体动物》《一代名优》《秋声赋》《黄白丹青》《女子公寓》。新中国剧社与剧宣九队联袂演出《胜利进行曲》《烟苇港》《日出》《重庆二十四小时》《钦差大臣》。

1939年抗敌演剧队在长沙又一村民众俱乐部大礼堂前演出活报剧《枪决汪精卫》（图源网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两军在湘北新墙河两岸对峙。长沙经历1938年的“文夕大火”之后，大部分建筑损毁，全城断电，且距新墙河前线仅百余公里，话剧演出时续时断。远离前线的衡阳相对比较安全，此时衡阳成为湖南话剧演出最活跃的城市。先后有剧宣七队、剧宣九队、新中国剧社、教育部第一巡回教育演剧队、广西省立艺术馆戏剧部等专业剧团来衡阳演出。衡阳本地成立众多排演话剧的业余剧社，如凌霄剧团、宪一剧团、青年剧社、衡阳市业余剧社、中国实验剧社、行健剧团、社会剧团、衡阳市艺术馆、湘电剧社、南方剧艺社、大华晚报业余剧团、衡阳银励社以及凯声剧团。

1938年，教育部成立第一巡回教育演剧队，任命向培良为队长。1942-1943年，剧教一队在衡阳连续演出《北京人》《李秀成》《雾重庆》《国殇》《烽火》《原野》《林友芬》《良心裁判》《新女店主》。

1940年，桂林建立广西省立艺术馆，欧阳予倩担任馆长兼戏剧部主任、广西实验话剧团团长。1942年夏，欧阳予倩率领广西省立艺术馆戏剧部来到衡阳，演出《愁城记》《天国春秋》《面子问题》。

1940年9月，衡阳各界举行联合义卖公演，九战区凌霄剧团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寒衣曲》《光荣的牺牲》。宪一剧团演出《敌中之友》《秘密文件》《天快亮了》《群魔》。1942年，衡阳市业余剧社演出《梅萝香》。1943年，行健剧团演出《天长地久》(《茶花女》)、《生死恋》《野玫瑰》。中国实验剧社演出《杏花春雨江南》《家》《飞花曲》。社会剧团演出《早餐之前》《压迫》《三块钱国币》《未婚夫妻》《珍珠》《生财有道》《财魔》《钱?》。1944年，衡阳市艺术馆筹备处演出《大明英烈传》。湘电剧社公演《寄生草》。南方剧艺社演出《朱门怨》。衡阳大华晚报业余剧团演出《空庭夜雨》。衡阳银励社演出《春风秋雨》。凯声剧团公演《茶花女》《结婚进行曲》。

这一时期，衡阳话剧舞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于三湘之境独领风骚四五年。1944年8月，衡阳沦陷，城区建筑几乎全部损毁，繁荣一时的衡阳话剧演出在日寇炮火中降下帷幕。

抗战时期湘西沅陵成了湖南临时省会，迁至沅陵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组织剧社演出话剧。如国民剧社、业余话剧社、青年会白雪剧社、党声剧社忠党剧社分别演出《重庆二十四小时》《孔雀胆》《万世师表》《草木皆兵》《水落石出》，湘西沅水之滨的小城呈现战时文化繁荣景象。

湘中腹地的邵阳，民间社团组织话剧演出十分活跃。邵阳救亡话剧社、邵阳六区民众动员工作团、资江歌剧团、邵阳干部学校、邵阳妇女战时服务团、宝永师管区巡回工作团、青年团服务队宝庆分队、动员剧社、邵阳抗敌剧社、航机剧团，这批社团先后演出《三江好》《顺民》《靠自己》《炸药》《天津黑影》《浪人、啤酒、女人》《沧亡之后》《东北一角》《张家店》《自卫》《血洒晴空》《父亲和孩子》《王大嫂》《重逢》《菱姑》《烙痕》《我们打冲锋》《中国的女孩》《杀敌救国》《三百零三个》《女壮士》等剧目。

1938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迁至湖南武冈，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校园内建有中山堂。奋斗剧团的《黑地狱》，洞师青年剧社的《绯色网》《日出》，战斗剧团的《潜力》《间》《金指环》，武冈妇女工作分会的《结婚进行曲》，均在中山堂演出。

祁阳第三被服厂建立一支戏剧教育队，又称祁阳浯溪新村戏剧教育队。这是一支准专业话剧艺术团体，队中有编剧、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人员。1943年10月-1944年5月，他们先后演出《面子问题》《风波亭》《重庆二十四小时》《国家至上》《野玫瑰》《结婚进行曲》《一心堂》《一出戏》《招考演员》《求婚》《镀金》《女房东》《人约黄昏》等剧目。其中《女房东》《招考演员》是自己创作的剧本。1944年4月，祁阳第三被服厂戏剧教育队携《两面人》赴桂林参加西南剧展。

1940年6月，益阳青年剧社成立。翌年初，益阳成立号角剧团。益阳青年剧社和号角剧团的成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益阳青年剧社成立后的一年时间内，先后演出《王大嫂》《烟苇港》《大闹一心堂》《清子姑娘》《夜深曲》《岳飞》《屯积》《人命贩子》《李秀成之死》等剧目。宣汉剧团隶属于海满宣汉部队，是一支军队文艺团体，1941年2月在益阳演出《群魔乱舞》。

湖南各地校园话剧演出充满活力，这类话剧主要是在学校开展游艺活动或庆祝大会上表演。

1937年9月，长沙临时大学陈铨教授给学生排演阳翰笙的《夜光杯》。翌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会话剧团在长沙公演《暴风雨的前夕》《烙痕》。1945年2月，国立商学院地经学会在所里(今吉首)公演《家》。抗战胜利后，1947年4月，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游艺部话剧社在长沙公演《日出》。1947年11月，湖南大学二九剧团在学校演出《风雪夜归人》，12月，又在长沙世界大戏院演出该剧。1949年，湘雅医学院铁牛剧社排演《压迫》《可伶的裴加》。

1937年4月，周南女子中学演出《日出》《草原的故事》《双仇》《秋阳》《一片爱国心》。1947年，周南女子中学排演《少年游》。抗战时期，明德中学从长沙迁至湘潭霞岭，成立文艺社团乐诚社和蒹葭社。1939年4月，明德中学举办游艺大会，演出《三江好》《烙痕》《老母报国》《重逢》《火焰》《铁扫帚》和英文剧《成功之路》。1939年11月，崇实女校在邵阳演出《忘不了的创痛》《战士衣单》。抗战时期，雅礼中学、福湘女中从长沙迁至沅陵。1941年6月，雅礼中学冰社演出《绯号三〇三》。1941年6月，福湘女中举办庆祝建校27年文艺晚会，学生自治会演出《北地狼烟》。1943年6月，省立六师剧社在武冈演出《野玫瑰》。1948年6月，省立长沙一中排演《心花朵朵开》，一中怡社排演《雷雨》。1948年6月，长沙含光女子中学自治会在校内演出《雷雨》。

1946年2月，军委会政治部将剧宣四队、剧宣六队、剧宣九队改名为演剧四队、演剧六队、演剧九队。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接见演剧四队队长魏曼青、演剧六队队长刘斐章、演剧九队队长吕复、新中国剧社负责人石炎，他肯定了演剧队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对战后演剧队的发展做了重要指示。三支演剧队从四川东下武汉，演剧九队去了江苏。

1947年8月，演剧四队从武汉到达长沙，下车伊始，举行3场音乐舞蹈会。10月，演剧四队演出曹禺的《原野》《日出》。演剧四队与尚在武汉的演剧六队商定，联手在长沙建立联华剧院。12月18日，演剧四队以田汉的《丽人行》为联华剧院竣工开幕演出。1948年1月，演剧四队赴衡阳演出了《丽人行》《大雷雨》。3 月，演剧四队从衡阳返回长沙，公演《大雷雨》《家》《春》。6月10日，演剧四队离开长沙，经武汉、南京去了杭州。

1947年 12月，演剧六队从武汉到达长沙。1948年1月，演剧六队在联华剧院演出《夜店》《牛郎织女》。春节期间，演剧六队举办“春节歌舞会”，2月下旬演出《草莽英雄》, 随后连续公演《清宫外史》第一部《光绪亲政记》、第二部《光绪变政记》和《孔雀胆》《金玉满堂》《悬崖之恋》。1949年2月，演剧六队公演《钗头凤》，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进军，白崇禧率部从湖北撤至湖南，长沙局面紧张，演剧六队停止演出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迁往湘西的机关、学校复员回长沙、衡阳。1947年7月，春秋剧团第二队在衡阳演出《天字十五号》。1947年5月，省立长沙民众教馆实验剧团在长沙演出《雷雨》，1947年11月演出《裙带风》《边城恩仇记》，1949年6月演出《日出》。1948年12月，长沙绥靖公署政工大队在长沙公演《天国春秋》。1949年4月，湖南全省保安司令部政工队正气剧团在长沙公演《棠棣之花》。1949年6月，九七剧团在长沙演出《雷雨》。

1949年盛夏的长沙，九七剧团和实验剧团演出《雷雨》《日出》结束时，剧场响起阵阵掌声，大幕徐徐落下，象征着民国时期湖南话剧的谢幕，历史开启新篇章。

演剧九队女演员合唱队（图片来源：刘学群供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南话剧事业进入全新时期。其主要特征是由民间为主的话剧社团体转变为由政府统一管理的正规剧团；话剧事业由自发组成转变为有组织、有规划的总体建设；话剧创作的指导方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公演了一批翻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剧目；湖南省话剧团创作演出了一批话剧作品。

1949年8月4日，湖南和平解放。河南中原大学文艺工作团到达长沙，与演剧六队会合，组建成立湖南省湘江文工团。1951年1月，湘江文工团分为湖南省湘江话剧团和湖南省湘江歌剧团。1952年7月，湖南省湘江话剧团、湖南省湘江歌剧团组建成立湖南省文工团。1953年，湖南省文工团撤编，组建成立湖南话剧团、湖南花鼓戏剧团、湖南民族歌舞团。

1949年9月12日，湘江文工团在长沙举行首场演出，节目有话剧《未开出的列车》和秧歌剧《喜临门》《王大娘赶集》。1950年，湘江文工团在长沙演出《红军回来了》《刘胡兰》。1951年，湘江话剧团在长沙演出独幕剧《感谢斯大林》《把炮弹打上去》《母亲的心》。1952年1月，湘江话剧团公演集体创作的《星星之火》。

1949年9月，长沙市工人文艺工作团成立，团员大都是原湖南音乐专科学校学生以及长沙各中学文艺骨干。1950年，工人文艺工作团在长沙公演《红旗歌》《美国人民的呼声》。1951年9月，长沙市工人文艺工作团撤编，部分成员并入湘江话剧团和湘江歌剧团。1949年10月，湘潭成立的建设文艺工作团，演出《斗争》《民兵》《红花尖》及歌剧《赤叶河》。1952年7月，建设文艺工作团撤编。

长沙市工人文艺工作团成立纪念，1949年9月26日（图片来源：湖南省话剧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接管戏剧事业。湖南话剧团体由民营变为官办。1953年湖南省文工团撤编，全省保留唯一的专业话剧团体——湖南话剧团。剧团从长沙城北兴汉门迁至东区韭菜园桐荫里。话剧演出缺乏专用剧场，多年来一直困扰话剧事业的发展。1947年，演剧四队、演剧六队联手在长沙怡长街修建联华剧院。1954年，为配合长沙修建五一路，国家投资75万元在联华剧院原址上新建湖南剧院，占地4000㎡，建筑面积5800㎡，座位1489个。1958年，国家投资13万元，在长沙中山路新建红色剧院，建筑面积3080㎡，座位1092个。红色剧院投入使用后成了话剧演出的专用剧场。工作条件的改善，新剧场的建成，为湖南话剧事业稳步发展打下基础。话剧工作者有充裕的时间创作和排演新剧目，湖南话剧艺术水平逐步提高。

1953年，湖南话剧团在长沙演出《赵小兰》《妇女代表》《月亮湾》《夫妻之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节目”播放湖南话剧团的《夫妻之间》录音。湖南话剧团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艺工作团，在战火纷飞中向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和洪水赛跑》《形式主义者》《麦收之前》。

1954年，湖南话剧团在长沙演出《在新事物的面前》。随后湖南话剧团赴湘潭、株洲、衡阳、邵阳巡回演出这个剧目。同年还演出《红旗》《我们不屈服》《战线南移》《春风吹到诺敏河》。

1955年、1956年、1962年，湖南话剧团三次公演曹禺的《雷雨》。1955年，湖南话剧团在长沙公演《雷雨》，连续演出50场。1956年3月，湖南省话剧团携《雷雨》剧目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这是湖南省话剧团首次进京演出。湖南省话剧团和广西省话剧团的演职人员在北京就《雷雨》和《海滨激战》两个剧目进行艺术交流。湖南省话剧团与曹禺举行座谈会，曹禺就《雷雨》剧本的修改和演出谈了自己的意见。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上，湖南省话剧团的《雷雨》获二等演出奖和二等舞台制作管理奖，叶向云获二等表演奖，胡扬、魏绿萍、胡岱霞获三等表演奖。

1955 年，湖南话剧团在长沙公演《海滨激战》《姐妹俩》《葡萄烂了》《人往高处走》《新局长到来之前》《刘莲英》。

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在北京成立，欧阳予倩任院长，曹禺、张任副院长。1950-1955年，湖南省湘江文工团以及后来成立的湖南话剧团先后选送曾虹、朱启穗、熊秉勋、宋绍文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学习。

1950年，曾虹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本科话剧系学习，1953年2月毕业后在湖南话剧团担任导演。他先后导演了《妇女代表》《红旗》《葡萄烂了》，并在《在新事物的面前》《战线南移》《雷雨》中饰演角色。

1954年，熊秉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学习，他参与排演了《柳鲍芙·雅洛娃娅》([苏]特列尼约夫编剧)、《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剧)、《一仆二主》([意]哥尔多尼编剧 )。他在《桃花扇》《一仆二主》中分别饰演侯朝宗、西里维俄，在湖南话剧团演出的《在新事物的面前》《桃花扇》《西望长安》《同甘共苦》《无名英雄》中担任导演。

1955年，朱启穗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表演干部训练班演出[苏]高尔基的《小市民》，朱启穗是分场导演之一，她还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学成回湘后，她导演了《青春之歌》《美国奇谭》《灰姑娘》《红色风暴》《甲午海战》《在狱中》《第一计》《渔人之家》《红岩》《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不准出生的人》《南方来信》《赤道战鼓》《结婚之前》《电闪雷鸣》《我们应该像他那样》等剧目。

宋绍文参加了1955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1956年8月毕业后，他先后创作了《崇高的风格》《地下火焰》《在狱中》《在险峰》等剧本，导演了《在那一边》《女店员》《年青的一代》《在险峰》，还在多部剧中扮演角色。

1956年，湖南话剧团更名为湖南省话剧团。

1956年，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公演苏联戏剧《云雀在歌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云雀在歌唱》连环画，全书由111幅湖南省话剧团演出剧照组成，配有解说词和对话。6月，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公演《桃花扇》。11月，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在长沙演出《扬子江边》和苏联戏剧《美丽的姑娘们》。

1957年，湖南省话剧团演出《在康布尔草原上》，湖南省话剧团排演之前组织导演、演员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体验生活。3月，湖南省话剧团奉命携《在康布尔草原上》赴南宁演出，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演出《西望长安》《同甘共苦》《万水千山》《无名英雄》《在那一边》《百丑图》《孔雀胆》，又至广州演出《孔雀胆》。

1956年湖南话剧团演出《云雀在歌唱》（图源：湖南省话剧院）

1962年，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陶铸、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在戏剧界缓和了反右、“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峻的政治氛围，解除戏剧工作者的思想负担，营造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11月，田汉和周贻白到长沙出席湖南省第三次文代会和第二次剧代会。湖南省文代会传达了“广州会议”精神，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湖南省文化局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鼓励戏剧作者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湖南省话剧团创作表现活跃，先是自创演出《崇高的风格》《地下火焰》《阳光下》《赤胆红心》，“广州会议”后，又创作演出《在狱中》《电闪雷鸣》《在险峰》《我们应该像他那样》。

1958年，湖南省话剧团进入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原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中南矿冶学院校园，演出《青春之歌》。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公演《刘介梅》《美国奇谭》《灰姑娘》《红色风暴》《今日台湾》，以及胡书锷、宋绍文创作的《崇高的风格》。为了创作《崇高的风格》，剧团编剧、导演、演员、舞美人员到长沙炼锌厂参观、座谈、体验生活。江西省话剧团在长沙演出《八一风暴》。

1959年，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公演《地下火焰》，该剧由集体创作，宋绍文执笔。《湖南戏剧》刊登了《地下火焰》剧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地下火焰》剧本。《地下火焰》由宋绍文、周峥嵘、谢让尧、范舟改编为京剧。1965年，湖南省京剧团携该剧目赴广州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

1959年，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演出《女店员》《保卫延安》《阳光下》《降龙伏虎》，6月携《保卫延安》和《女店员》赴广州演出，返湘途中在韶关和郴县巡回演出。湖南省话剧团排演《保卫延安》得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和湖南省军区的协助。《阳光下》的作者陈健秋后来成为湖南本土知名戏剧作家。

1959年，湖南省文化局举办“庆祝建国十周年省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优秀节目演出”，湖南省话剧团推出《虎啸山鸣》。湖南省话剧团对这个剧本进行修改，更名为《赤胆红心》。《湖南戏剧》刊登《赤胆红心》剧本。1960年，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上演《赤胆红心》。3月，湖南省话剧团《赤胆红心》《地下火焰》剧组从长沙出发，先后到北京、上海、武汉、沈阳、天津巡回公演，历时半年，共演出187场，观众20余万人次。在京期间，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习仲勋、周扬、包尔汉、张际春、范长江、吴玉章、萧三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演员。田汉来到剧场与《赤胆红心》演员座谈。文艺界人士阳翰笙、崔嵬、舒秀文、凤子等人观看了演出。湖南省话剧团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全国政协礼堂、解放军军人俱乐部、高级党校俱乐部、首都剧场、北京剧场、北京展览馆剧场、天桥剧场、民族文化宫演出。北京、上海、武汉、沈阳、天津报纸对湖南省话剧团的演出做了专题报道并刊发剧评。

1961年，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演出《甲午海战》《枫林坡的歌声》《在狱中》。《在狱中》是宋绍文、朱启穗、陈健秋根据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的《王若飞在狱中》改编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话剧一团在长沙演出《枯木逢春》和苏联戏剧《悲壮的颂歌》。

1962年，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演出《最后一幕》《第一计》《全家福》《红岩》，以及阿尔巴尼亚戏剧《渔人之家》，3月赴广西南宁、桂林演出《最后一幕》，同年到株洲、衡阳、郴县、桂阳巡回演出《槐树庄》。一批外地话剧院团到长沙公演，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话剧团的《南海战歌》《渔人之家》，湖北省话剧团的《吝啬鬼》《同志，你走错了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话剧二团的《日出》、法国戏剧《茶花女》和阿根廷戏剧《中锋在黎明前死去》，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马兰花》《枪》。

1963年，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公演《特别代号》《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6月赴株洲、湘潭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11月赴常德、津市巡回演出《特别代号》《年青的一代》。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沈阳市话剧团在长沙演出《第二个春天》和《兵临城下》。

1964年初，湖南省话剧团排演《箭杆河边》《两个队长》《阴谋》，春节期间下乡巡回演出。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演出《千万不要忘记》、《不准出生的人》、《在险峰》(宋绍文、胡书锷编剧)、《南方来信》。湖南师范学院教工话剧团在长沙演出《三人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话剧团在长沙演出《柜台》《杨柳春风》《好榜样》。湖南省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在长沙演出《一抓就灵》。株洲市职工业余演出队创作演出了《山风呼啸》《一块木板》。

1965年，湖南省话剧团在长沙演出《赤道战鼓》《结婚之前》，同年在长沙演出胡书锷、向彬人、唐健平、郑世俊编剧的《电闪雷鸣》。《剧本》杂志刊登《电闪雷鸣》剧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电闪雷鸣》剧本。7月，湖南省话剧团携《电闪雷鸣》《在险峰》赴广州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受到好评。同年11月-1966年2月，湖南省话剧团赴北京、天津、沈阳巡回演出《电闪雷鸣》《在险峰》。在外省演出期间,《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戏剧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津日报》《天津晚报》《沈阳晚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湖南日报》等新闻媒体做专题报道，并发表剧评。《电闪雷鸣》《在险峰》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同年外地话剧院团到长沙演出，如中央戏剧学院新疆民族班的《草原上的年青人》，江西省宜春专区歌舞话剧团的《一千〇一天》，西安市话剧院的《车站新风》，成都市话剧团的《柜台内外》。

1965年湖南省话剧团演出《电闪雷鸣》（图源：湖南省话剧院）

在现代戏剧演进中，话剧发挥主导作用，且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引入湖南之初，话剧高扬反帝反封建大旗，以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升华人格为已任，逐渐被观众接受；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话剧扮演着唤醒民众的救亡意识、动员全民参与抗战的重要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话剧人在宣传国家政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文化生活要求以及提高全民艺术欣赏水平中进行长期探索。

多样性是湖南话剧的重要特征。话剧艺术自身表现出差异性，如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中国与外国。话剧艺术团体多种多样，如官办专业剧团、民间商业剧团、非营利剧社、校园文艺社团等。演出场所千差万别，有国家修建的剧院、私人合股筹建的戏园、庙宇祠堂中的戏台、临时搭建的舞台，甚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也可以成为演出场所。话剧自身的魅力，吸引一批又一批文艺青年参与其中，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有着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湖南涌现出众多话剧艺术家，他们上下求索，无论是戏剧文学创作、戏剧理论研究，还是导演艺术、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

经历几代话剧艺术家锲而不舍的奋斗，话剧这个舶来品剧种得以在湖南土壤生根发芽，并将其消化吸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话剧在湖南完成民族化、本土化的蝶变，成为广大观众接受并喜爱的舞台艺术。三湘大地也为话剧艺术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宽广舞台。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后湖南话剧演出突然停止。

湖南话剧事业进入下一个历史时期……

*本文摘录自《湖南话剧史述》（沈小丁著）书籍“综述”文章，内容有删节，标题为城小忆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