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鼓响清音，凭心万籁兴。
无中生众物，天地一江青。
也许真正（也是理想）的体育精神，是人类敢于向极限挑战，并取得胜利。那一刻，超越自己，超越种族，超越人类自身，是最纯粹的全人类共鸣。而在这一刻之前，经历无数次与人的竞争，与自己的竞争，与生命的竞争。这何尝不是伟人说的那一种境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基本可以确定，深刻地公正地读懂伟人的，读懂伟人的思想与做法乃着眼于全局形势和长远的人民利益考量的，基本是从那个时代，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走过来的长辈。六十年代的基本两极分化，爱他恨他同样多。七十年代基本反他。八十年代开始有些人爱他。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人爱他。
伟人的理论，在当今，应当胜在“不辩”。也就是，充分结合历史与现实，从古今中外出发系统地梳理，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和实践之至高点，对反对者进行反击，就能不辩而胜。今天我们将继续讨论为何要谈“阶级”，如何管理富裕了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
早在1921年，年仅28岁的毛润之，刚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就在湖南劳工会刊物《劳工周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提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这说明，他从确立信仰之前便把所有问题想得透彻，此生都未曾改变过。
他指出工人团结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和“缩短工作时间”，而且还应形成政治上的“阶级自觉”。这段话，主要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何还要“阶级”。阶级，归根结底，是要树立“阶级自觉”，是让单独的个体寻找到所在的群体，归属于某种集体，从而突破孤立，生长出一种集体的力量。这在革命的年代，尤为重要。在和平年代，这种集体精神依然是需要的。每个人都不应该陷入孤立无援或者自相残杀的单打独斗，而是唤起集体的力量，进而激发每个个体的力量，使个体与集体互相成就。
二是，在现代企业中，如何协调企业与工人的利益关系。优益的工资和缩短的劳动时间还是次要。更重要的是，要强化与维护此种“阶级的自觉”。也就是，让人民内部、社会分工中的所有群体，都有“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自觉。将个体置于集体之中，激发个体与集体的向上力量。而不是互相孤立，互相恶意斗争或竞争。
在1925年他还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谈到，“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他认为，对于不同的阶级，应该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这样才能保证革命胜利所需要的物质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还说，“要有党的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这样才能“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从上述毛主席所谈及的观点，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楚，为何还要谈阶级了：一是，找到社会构成的基本主体或者说物质力量，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同时，用以对抗敌人或敌对势力。二是，让每个单独的个体，找到其所在的集体或组织，生出一种集体的力量，激发个体的力量。明确个体是集体中的个体，集体是个体之上的集体，两者互相促进与成就。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只要未实现天下大同，消除人与人身份与地位的差异之前，阶级的存在是肯定的，认清这一点是重要且必要的。只是在和平年代，何为阶级，如何划分，要分外注意。总体上，应当为：“所有爱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民与“所有破坏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敌人，以及在人民内部的分工与利益均衡，这两大群体与关系。
总之，这里再强调上一篇文章的观点：当社会主义建立以前，阶级对立强烈，阶级斗争必不可少。社会主义体制确立后，阶级应当转化为社会分工，然后通过调配分工和劳动所得的均衡，最终目标是实现集体所有，这样才更容易也更可能抵达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消除了阶级等级的差异，在这前提下，才能说“阶级”不再存在，转为了社会分工。
毛主席曾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说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改变了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就应当把阶级转变为社会分工。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建设下，所有制问题变为了管理问题。当人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以后，企业如何管理，国家如何管理，如何协调国家、集体/组织，与个体的利益关系，如何保证人民性……？
这些在1966年以前，伟人都做了非常多且有效的探索。大致概括为：一者，在城市，要兼顾国家、单位和工人的利益。二者，在农村，要兼顾国家、合作社和农民的利益。城市与农村是两个平等、互相独立又互相交换的内循环系统。具体地，生产单位，要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现上下位的交换与融合。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实现专业与的普通结合。而农村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乡镇企业，要把农村建设成与城市相当，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同等发展。在这种建设模式下，农村与城市，只存在社会分工的不同，非经济身份地位的不同。
事实证明，在这样的建设模式和方法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及其在1959-1962三年困难期调整以后，新中国取得的成绩远远大于任何历史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改造与巩固的手段是道德要求与教育为主。是通过唤醒干部与群众，让他们发自内心地、自觉地贯彻社会主义道路。相比之下，1966年以后，以斗争为主，其对社会的破坏性确实比建设性更大。无论这背后发生了多少股极左极右股力量的斗争，都算主动打破了秩序，给了极端分子乘乱之机。要知，极左与极右性质皆是一样：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共产主义理想。
因此，我们后人要重视此间幽微的变化。也就是，在聆听伟人教诲的同时，也要汲取他的历史教训。这才真正继承了他的精神与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