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白映疏影，半夜研墨声。
读史刀剑舞，悲欢百感生。
--《历史》
从历史上看，人类是可以通过日复一日不间断的文化灌输，进行思想改造的。假如上层的社会关系与底层的生产力互相匹配，就能非常成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概莫如此。凡人类真相，皆可在历史中找到答案。
我们看历史，通常都是看到血淋淋的权力与利益争夺的真相。人们身处其中，并非天然地被决定如何，而是人为地被“他们”想要如何。从某种程度，人性亦由此决定，并非什么人生而有之。比如，如果人们一直生活互相守望帮助的集体，那么大多数人肯定是仁爱的利他的。相反，假若一直生活在自私自利的环境中，必然养育出以私利为上的人性。人们总是在此种“被”的夹缝中生成相应的人性，或悲或喜，或沉或浮。
进一步地，若“他们”，站在历史高位的人，顺着历史潮流，人们就好过些；若逆着历史潮流，人们就难过些。至于“他们”是顺着，还是逆着历史潮流，则取决于人们自身的觉醒程度。所谓民意民心，是社会面大规模觉醒以后的表征。
上周我们探讨为何中国避免了宗教化。今天将继续说由异域传进来中国的佛教，为何其在中国境内没能像基督教传入日耳曼的欧洲成其精神统治和一度政权统治的历史片段一样。此前说过这主要是得益于儒家文化。从这个意义上，孔子的儒家对于中国人之传统理性代代作用功不可没。回到历史再度确认此观点是经得起考验的。具体地，在这里，我们再尝试展开谈论。
在公元200多年东汉末年，由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体系--将儒家秩序与天赋王权结合起来，成为皇帝以天子之名实施统治的理论依据--在山河破碎的现实面前崩塌。当时，大批士人陷入精神信仰空缺的状态。在魏晋时期，士人喜好清谈，沉浸老庄，便是例证。此时，来自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并借此机缘，走进精神空虚的士人世界。在民间，佛教，迅速获得发展。
到了南北朝。北方由胡人占领。为了在中土站稳脚跟，试图建立与中原儒家体系抗衡的文化体系，北方胡人大力推行佛教。佛教由此官方在政治权利逐渐获得实质地位，包括地产、财力、权力等。但是，佛教出家人，也并非全部四大皆空。他们在拥有了足够庞大的土地资源和政治地位以后，就开始想要更多的权力。佛教逐渐构成了北朝政权的威胁。
到了北魏太武帝，为了解除此种威胁，决定大力灭佛，首次对佛教进行几近灭门之清洗。但毕竟胡人的文化太弱，对通俗易懂的佛教更易接受，他们此举全然出于政治考虑。待太武帝归西后，佛教重新受到重视。之后得到松绑的佛教又重新回到北朝政权的对立面。到了周武帝，再次大力灭佛的同时，决心将佛教纳入儒家文化体系，即灭佛寺不灭佛人，让其还俗。
到了公元581年，南北朝乱世终结，隋文帝杨坚执政。在其25年间，为了协调与佛教的关系，既要警惕佛教对政权的威胁，又要安抚其心，将儒、道、释进行此番官方排序。强调儒家的主流地位，然后是道，之后才是释。这是首次从政治层面，将佛家融入儒家政治体系里，为其王朝秩序服务。此时，承认隋文帝天子地位的“天台宗”便是此种融合的产物。
到了唐朝。李世民将佛家引入学术教派的交流探索，对佛教进行学术化。再到武则天，其为了自己上位，借用了佛家的教义为其正名，又借用佛教的势力，与传统儒家伦理抗衡。佛教又由此与政治强联合，亦由此迅猛得到发展，大有威胁朝廷政权之象与实。
随着安史之乱，大唐王朝的势力大为衰弱。佛教势力大为强化。唐武宗不得不再度决心灭佛。佛教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并通过对佛僧剃度和封号和寺院规模的控制，限制其势力发展，将佛教限于学术范围。从此，佛教树立起了某种政治自觉，佛门归佛门，政治归政治。不再大规模参与政治活动。再到宋朝，宋明理学和禅宗的盛行，更让佛教儒家化，或者儒家释道化，亦或者更准确地说，经过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以后，从宋朝开始，儒释道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融合。
宋明两朝可以说是儒释道融合的最充分阶段。其中，明朝心学是对宋朝理学的一种反动。到了明末清初，心学开始走向以王夫之为先河的“经世治国”实用主义的新儒学。只是到了清朝以后，儒学再次成为满人用以统治与奴役汉人的礼教工具，从此儒释道走向了僵化，儒学成了束缚人们生命力的沉重枷锁。
如此纵观历史，我们说，佛教，在中国未能成为国教实在是因在民间有足够强韧的儒道对其抗衡。在官方，有儒家完备的政权体系与其抗衡，使其难以像基督教在欧洲那样统领了其精神与世俗王权世界。日耳曼人，没有比基督教教义更为完备的文化和政权体系。即便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文明都难以安置基督教。因其都主张“城邦共和”，本没有像东方儒道两家这样具有巨大容纳力-海纳百川-的大一统文明体系。他们一张一合，一主一副，一实一虚，两两交融，后加上本土化的释，更是绵绵不绝。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绝非夸张抬举孔夫子在华夏民族及其文明发展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中华民族得以在中华大地上，以其唯一历经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古文明留传在当今世界，并且，从未主动向外输出战争，孔夫子功不可没。这是毋庸置疑的。古今中外历史早已从各个方向加以证明。当然，这里还要强调中国乃三面山脉环绕，在地理环境中受到天然保护的重大作用。
即便是老子的道家，释迦摩尼的佛家，都无法取代孔子的儒家。只因儒家，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有与农耕文明的社会秩序相匹配的一整套体系。这相当于，从思想与社会组织上，对人们进行安置。其他流派，都无法堪当此任。但是，又不能因此而否定道释对儒的作用。事实上，正是因为儒释道三者互相交融，互相滋养，才在中华大地上，以多元而一的形式，大放异彩。
然而，正视与承认孔夫子儒家的历史作用，并非意味着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业贸易文明这一新历史阶段，帮助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从传统的儒家文化走出来的毛润之，正担当了此道历史使命。民主集中制，从某种意义上，是“多元而一”之大一统的转译。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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