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寒扫云留碧空，墨客挥笔弃刀弓。
百史入卷后人读，功成隐身五柳松。
继续看《管子》，并试图将其与毛主席思想作比较。管子之法，总体上，是从人之本性、万事万物之特点出发，以微见著，因利诱导，顺而治之。伟人之法，是从政治立场，即强调人之社会性利益分配治之。二者共同之处，皆落在民。管子之重民，兼私，以安各阶层。伟人之重民，除私，以人人平等。
显然，管子是兼顾了人性之私一面，以匹配基于小农经济及血缘伦理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那时，生产力基本靠人力，社会分工简单，社会利益总量有限，此种重民之法与之是相适应的。毛主席，则摒除人性之私，以更高的思想觉悟，来适应工业文明的社会化大生产之社会秩序。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工业化，社会分工复杂，社会利益总量增大，以社会劳动与分配的平等，实现人人平等。
如果结合人之本性而言，管子无疑更符合人性现实。而毛主席的方法，则更加前卫，需要一定的觉悟，有成全大公之心。普通人是难以达到的。个人以为，要做到“公心”，首要是有“大我”，心中有众生，有慈悲，才能不受限于小我而追逐私我。其次要有“轻物”，视万事万物于天地间一沙尘，各种功名利禄皆过眼烟云。如此，才能有真正的公心。有了公心，才能真正做到众生平等，才能有那“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崇高信仰。
不过，唯物主义的众生平等，跟佛家的众生平等，本质不一样。唯物者的众生平等，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以改造世界为宗旨。佛家的众生平等，则是看破人世间一切众生相，而最终归空，以自身圆满与轮回为宗旨。一实一虚，尽显两者之别。作为俗世间的人，我们应当学唯物主义者的众生平等之理念。
此外，管子的道体法用，要求的帝王是为大公之心，成全万事万物之人。跟毛主席的秉性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伟人的做法，是以此公心，深度介入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管理中。而管子之法，是以此公心，不参与其中。
管子之法与毛主席之法，两者孰优孰劣呢？这要分开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包括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环境来看待。很明显，在工业革命以后，还处于农耕文明的中国，在被鸦片战争撞开大门以后，受到严重挑战。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过去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不再适用。这意味着，管子之法与毛主席之法哪个更适合当代中国，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我们仅以毛主席时代的新中国为例。当年，1950-1970年代初，美国对新中国先经济封锁，后打朝鲜，再打越南，还策动台湾反攻大陆。1953-1970年代初，苏联自斯大林去世，开始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先是撤走所有专家，后是恶交，再是上千次边境冲突，甚至核威胁。在这样的国家安全严重受到胁迫的环境，如何能“隐退而治之”？非通过巩固公有制体制，全民拧成一股绳，艰苦奋斗，优先搞好工业化，现代国防不可。
有件事值得一提。早在1959年毛主席已经做好“隐退”的准备，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可事实证明，他当时隐退的时机并不成熟，不具备“万事万物正良好地自行运转”的历史条件。他不得不继续工作，主导局面，在苏美两大巨人中游走和平建设的钢丝。而到了1970年，也是他老人家，抓住苏美的微妙变化，主动向美国抛出橄榄枝，试图加强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为后来更加开放的外交，引进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设备等铺路。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做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做出不同的调整。
我们再回到这一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原理。从根本上，社会关系由底层的经济基础决定。在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的作用下，受到资本逐利的驱动，生产要不断扩大，而利润要不断增大，必然要求成本不断降低，包括劳动成本不断降低，可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其获得的报酬（分配）越少，消费能力也越少，这就存在天然的矛盾：生产不断扩大，消费力却不断减弱。当两者的天生矛盾达到峰值，经济危机就爆发。战争危机也随之而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致命弊端。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再这样精简问题，如列宁表述：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有限，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受到剥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决定了社会化大生产中，依据社会分工循环，生产（劳动）与消费（分配）要获得均衡的关系。这就要求着，人人平等（无差别地位的社会分工）与共富（人人有强劲的消费能力）。而这，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
因此，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中，共产主义是必然的归宿。亦或者说，社会化大生产，是共产主义社会最具必然性的立足点。从这个角度，解决其天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必然要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转变。这亦是共产主义的“天命”所在。
至此，我们反过来再来看，管子治国安邦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哪个更适合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就能一目了然了。概言之，管子的思想适合于农耕文明阶段。而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理想，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社会。
进一步地，为何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跟阶级斗争或者革命联系起来呢？甚至说，去掉革命，马克思主义就如同被阉割了，没有了锋牙利爪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从资本主义的致命弊端--社会化大生产与劳动剥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天然矛盾中孕育出来的。显然，资本主义自己并不会克服自身的矛盾，因为这无异于其“自裁”。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天生矛盾。而马克思主义要履行这一“天命”，必然要通过暴力，或者革命的手段。
具体如何实施呢？这必然依赖于社会组织的主体来实现。也就是，需要分为资产阶级与工农无产阶级，这是为了明确行为主体。作为得利者，资本家自然不会主动地让利给工人。劳动者要获得更多的分配，只能靠暴力手段。也就是说，除了理论武器之外，还必须有武力的斗争，即革命。夺得政权，继而获得合理分配。
最后问题又来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需不需要革命呢。也就是说，此时马克思主义还需不需要革命呢。显然，这时候，革命，更多是一种震慑与警醒的作用，而不是正在发生的行为。但还是要给革命留个位置，而不是去掉革命。此时，承认无差别地位的社会分工之统一战线的意义，大于阶级对立的意义。但同样，阶级要作为社会群体分类的参考，而不是去掉。要警示阶级固化，要保证上下位的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