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北江急，桥头白鹭微。
羽白入莽苍，乘浪破云飞。
--《暴雨》
许多人以为毛润之是属于左派，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中间派。这也是符合事实的。早在中共三大，决议国共合作以后，毛润之备受国民党左派重视，包括孙中山、廖仲恺，甚至汪精卫等。他不仅被国民党一大选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还被孙中山委以重任：被派去上海整治国民党（右派分子）、筹备黄埔军校，负责其招生。后又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帮他们建立全国的宣传通路和组织体系，做强宣传阵地。
当时他被中共认为是投机分子，属于右倾。殊不知，刚三十而立的毛润之，对如何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路的问题，比他的同志决策层想得更加透彻：仅靠工人运动是没前途的，在中国工人基数太少，只有依靠农民运动，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命运。而这一主张，被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所认可，并在某种程度推行，广州农讲所就是一例。国民党建军的最初基础是依靠广东农民运动起来的力量。正是在这里，毛润之积累了第一批农民运动力量和经验。
后来，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他的军事领导地位以后，却开始被认为是左派。在此漫长期间，他一直以谓之的“左派”跟党内的右派作斗争。在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初期党内仍受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影响，存在右派思想暗流，甚至，还专程在武汉设立另一个总指挥部。许多偏右的党内人士倾向于向国民党交出一定的指挥权和独立权。直至1940年10月皖南事变，几乎整个新四军被团灭，才终于实现了党内思想的统一。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伟人的“左派”与否，要相对于右派而定。如果右倾严重，就要以更加左的手段将其掰正。如果左倾严重，就要对其用右倾的手段将其回归中正。而不是他另有一个偏向严重的左倾。明白了这一点，就能读懂他老人家为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者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不同的或“左”，或“右”，或“中间”派。也就看懂了，在某革，他为何使用林江极左的人（去对抗极右即修正派）。
1970年10月14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他回顾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时这样说：“我是中间派，中间偏‘左’，我这个人不算什么‘左’的人”。1973年6月24日，他又跟周总理说：“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总之，回到伟人自身，他是从最艰难的时期“熬”过来的。从1927年在湖南秋收起义，年底到湘赣交界的井冈山，1928年初朱毛会师，又从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在1929年巩固和发展两地根据地，到年底渐成规模，历时两年多。在这期间，他还经过一起一落，先是被传取消党籍，被摘前线决策权，经历朱毛历史上最大分歧，后因没有他坐镇，红军陷入混乱而被恢复前委职务。这时红军依靠地方根据地，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的“农村包围城市”、“红色政权之所以存在”、“改造人民军队”、“根据地和游击战”等理论得以建立。这些思想，首次把中国共产党从“国共破裂”惨遭洗劫而濒临生死一线的境地挽救回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濒临灭亡是在红色根据地成规模发展之后的1934年。那时候，毛润之完全被排斥在以王明苏联教条派为首的所谓中央核心层。同样是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在遵义会议上，在长征路上，拯救了党。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底色，是用生命与血汗换来的实践真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智慧更是不容低估的。此前网上一位朋友谈及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陷入“越南泥潭与财政崩溃”。虽然初看时意识到，越南战争对当时世界格局的重要作用，但对尚不宽裕的新中国如此巨额地援助越南--从50年代越战开始，到70年代结束这二十多年间，援助金额共达203亿元--这样“沉重付出”不甚理解，以为代价过高。
然而，如今，假若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来看，恰恰是有毛主席坚持对胡志明的支持，越战相持了十多年，美国迟迟未能攻下越南，大大损耗了其巨额财政约2千亿美元，以及消耗了其近1/2的陆地军力，1/4的海军军力，1/5空军军力等。这不仅诱发了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更影响了当时美国乃至国际的秩序，避免了中国左右受到钳制，被动地失去陆权和海权有机联动。这又进一步地，避免美国趁机在东亚布下牢不可破的军事力量。从这个意义上，间接支持地越战的胜利，意义堪比直接支持的朝鲜战争，其意义同样深远。这背后应该记下伟人一份功劳。
伟人深知越南相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重要性，敏锐洞察美国企图--为争得世界霸主，推行“重返东亚”战略，其发起了越南战争--不得不选择支援越南。可为避免提供美国对我国直接出兵的借口，不官宣正式参战，只民间出动高炮手、修路、工事，以及战略上的军事指导。直到1973年，美国内外所迫退出越南战场。可以说，正是越南战争，伟人支援并借力越南战场，拖住了欲称霸世界的美帝的后腿。这才拯救了东亚，拯救了世界均衡的格局，维护了中国的相对和平。否则，美帝将牵一发而动全球，整个世界为其所掌控。从这个意义上，毛主席不止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是整个东亚的大救星。
韩毓海从人文角度这样评论伟人：“天理”不能离开“时势”，“天理”只能在“时势”中运行。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天理”，但在遵义会议之前，这种“天理”脱离了“时势”，成了死的教条。……毛主席没有空谈“天理”，他只是创造了“时势”，使“天理”运行于“时势”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由死的教条，成了活的真理。英雄造时势，从那时起，毛泽东成功地分析、把握、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时势，他为人民谋幸福，他为中国造时势。
再次强调，在新中国成立那三十年，正值二战后各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正是因为毛主席这样站在极高极远之处，才带领我们中华民族这艘古老的大船，驶过四分五裂，驶过惊涛骇浪，抵达安全的、相对和平的彼岸。如果那是“大事”，我们再看“小事”。从陆续公开的一些当年真实历史镜头，我们得知，1965年人们的衣装已经跟八九十年代的一样了。这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富裕程度，无论城市乡村。后来如果没有极左极右的混乱破坏的文革，怎么可能像有些人一口咬定的贫穷呢。这还成了他们改开的正名说辞。此外，当时的建设，是集体学习先进、学方法、你追我赶，这比个体单打独斗，盲目“摸石头过河”好多少百倍。
如此，伟人伟光。应当永远跟着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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