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忘时老，十载研墨潜。
立志事竟成，传承圣贤前。
--《读书》
从源头而论，中国汉语，是象形文字，取形于实际物。这意味着，汉语与实际物的对应关系更为强烈。一方面，实际物的生命力直接灌注到语言里。另一方面，汉语言与物，更多是“同一”关系。由此大概可以说，就语言本身而言，汉语的生命力或者词语本身的力量，相比其他语言是更强的。这原本具有某种先天优势。而如今，这样的汉语，被学术化以后，相当于硬是将自己与物的强关系，变为间接的弱关系。
这就是为何说学术性语言实际是经阉割过的语言。其是将实际物转换了一道，变成了一种“抽象物”，是概括而成。也就是，学术性语言与实际物，是间接关系。他们并不是“同一”体。当我们说学术性话语时，并不能找到直接对应物，需要经由转译，再与实际物对应上。让我们感受一下这几个词：科层官僚制、动员式监督、社会动员体制、社会制约权力、权力精英控制资源、大众政治参与、大众民主、社会自主。
这些词基本都属于“学术性”词汇，都是对“现实物”的一种概括。乍一看有道理，但详细一分析就觉得含糊不清。什么叫社会自主，谁是行为主体？大众民主，民主本身不就是大多数人参与的吗，为何还要强调大众？什么是社会动员制，谁动谁的员？什么是动员式监督？什么是科层官僚制？诸如此类。我们确证：词语一经学术化，乍一看很高级，实际是不知所云，含糊所指。一旦词语失去了其实际所指，也就失去了现实性功能。
换言之，当学术性语言找不到它直接对应的实际物体，也便其失去了它原本被实际物所赋予的生命力。我们说，凡是用学术性语言解读的东西，都是与实际物（也即现实）中间隔了一道，失去了它对现实直接的冲击力，或者某种指向客观现实的实际力量。假如，它来解读革命，革命就失去了虎牙。它来解读剥削，剥削就失去了残酷。我们应当拒绝汉语言“学术化”，更拒绝用它们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解读毛泽东思想。
接下来，我们再抛开是非对错。只单纯地结合现实，从逻辑上谈谈，为何伟人强调“阶级”。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深感这样的常识性事实：构成一个社会的主要是“人群”，也即，由人群组成了社会。而组成一个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即社会的属性，主要由这些人群的属性决定。而这些人群的属性，又由其处于生产生活中的具体环节或者地位决定。而这些生产生活方式，又由经济发展模式决定。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从中，我们注意到两个关键元素：人群、经济发展模式。这对构成与发展一个怎样的社会至关重要。它们起了决定性作用。那么，我们希望构建怎样一个社会呢？早在一百年前，那位伟人已经为我们想好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他在1957年完整阐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那么，这样的社会如何实现呢。一是，赖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生产生活体系。二是，实现人们在这体系中人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前者是从经济基础上改变社会结构的基座，以适应工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力发展。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后者，为了保证处于生产生活体系中的人民无论在哪个环节哪个位置都能平等地运作，就要求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即生产资料归人人所有，才避免话语权即地位的不平等。
这亦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伟人上述所言的社会主义，并非理想主义，更非乌托邦。它是有实现基础和手段的。只要牢牢抓住这两点，此理想则不远人矣。
延伸地，这里再澄清几个问题：一是，这种人人平等的，集中又民主、自由又自律、统一意志又心情舒畅的社会是违背人性的社会吗？很显然，我们都憧憬这样的社会。既然心向往之，必为人性所喜，怎么会是违背人性呢。
二是，公有制必须要强调阶级及阶级斗争吗？我们知道保证此种社会能持续实现，工业化和“公有制”是核心。而要实现这些，必须依靠“人群”。只有确保人群的立场始终不变，始终发展工业，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这条道路才行走得通。也即，要始终保持人群此种属性，才能得以贯彻。这，就是要强调阶级的最重要理由。
那么，阶级斗争是必须的吗？我们知道，人性的弱点是时刻存在的，是生而有之的。这就需要不断与之斗争，对弱点进行克服。此时，斗争是必须的。不过，我们还要知道，斗争的形式千千万万，除了武力斗争，将斗争诉诸暴力，还有一种斗争，是精神上的斗争，是指向着推翻不平等的预备斗争。这放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这就是毛主席思想，对阶级划定，讲阶级斗争的根本立足点。只要我们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就必须贯彻的两个关键。
最后，结合当前的市场化经济来谈，阶级和阶级斗争过时了吗？当我们的社会，引入了市场经济，这意味着，社会的底层结构，除了受工业即生产方式作用外，还受到市场作用。这些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分工和资源配置的模式不同于伟人时代。阶级，更多转换为职业的分工，阶级利益的冲突更多表现为职业分工获利的冲突。这些分工大致可概括为：工薪阶层、农民阶层、官僚阶层、资本阶层。当然，分工冲突最为激烈的是，官僚与资本、官僚与平民、资本与员工等。
工业要求着某种生产秩序，乃至以此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市场则激发了自由或者无序竞争。而这些分工、自由（或无序）与秩序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社会平衡发展，必然要求着调控这些存在的矛盾。从前的阶级斗争，便变成了社会分工的利益斗争。从事什么劳动，劳动如何分配，劳动的上下位如何流通等等，关乎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根本利益。这些成了市场化时代的新阶级和新阶级斗争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