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悬明月照陋堂，高卧书山静听秋。
身远红尘素心净，千言化墨万事休。
上周补充看了一些伟人族人的史料。这里值得扼要一提的是：毛氏世族是魏晋南北朝由中原南下，先定居在浙江，后到江西，元末到了毛太华一代至云南，明初再到湖南湘乡，之后定居在湘潭韶山，秉承的是儒家文化，我们从其祠堂楹联便能管中窥豹。
毛氏宗祠楹联：注经世业 捧檄家声
毛震公祠楹联：声驰捧檄 绪衍传经
而到了毛润之这一代，他糅合了母亲一脉的佛家文化，与父亲一脉的儒家文化，既秉持大慈大悲、众生平等与大公无私的佛家性情，又传承了以天下为己任、务实求真、道德教化的儒家传统，这才有了他复杂的文化个性与基因。
然而，在今人看来，对于毛主席和秦始皇这两位历史人物争议是最大的。事实上，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作用极其深远而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几乎可以这样说，秦始皇与毛主席，一个在古代，一个在现代，基本决定了中国在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命运。具体如何影响，此前有文章做了基本介绍（各位请看：读懂毛泽东的智慧：重新认识毛主席对国家安全的巨大作用），这里就不再赘述。
本文将着重讲两件事，一是毛主席对地缘政治的深远洞察，二是在革命初期，毛主席是如何上山搞革命的。
说到地缘政治，不得不先提三国。事实上，诸葛亮与刘备未能统一全国，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放弃了荆州，偏安四川。四川利于据险自守，而难以外出远征。想要统一全国，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反观，汉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很快东山再起，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项羽一争雌雄，是刘邦有张良，他为他深谋远虑，策划突围北上之路，而不偏安一隅。此理同样适用于当年毛主席与张国焘在四川的会师。
那一年1935年，伟人率领的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以后，成功摆脱蒋集团的围剿，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可此时两人产生分歧。张国焘主张南下，偏安云贵川一带。而毛主席则主张北上，首选是陕甘宁一带，次之是西北新疆一带。理由是，据守中原，北可抵燕京，南可下江南，利于统一全国。假若当年红军听从张国焘的主张，最好的结果是重走一遍诸葛亮之路，最坏的结果，重新掉进蒋集团的包围，而被全歼。
地缘对中国安全是如此重要。张文木先生说，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从新疆至东北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广大条形地区”；这一地区两端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对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事变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深刻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对打过“三八线”并对故意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帝采取坚决反击，进行抗美援朝的深层原因。再进一步地说，如果从地缘政治来看，俄国、伊朗，是中国西北大陆安全的非常重要门户。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国家的命运，跟这两个国家的命运连衣带水，是互相支持与发展的。
总而言之，地理是“死”的，时空条件作用是“活”的。当人类利用活的时空条件来利用地理条件，就能把握了天机人事，即天地人三者关系的奥妙。相当于把天下当做棋盘进行下棋博弈。这需要多高维的能量和视角做到如此。而伟人随时随地做到了这一点。尤其在革命时期，毛主席简直把每场战争与战役都“玩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那么毛主席是怎样走向革命道路的呢。我们再回到革命初期。1927年上半年，从广州到武汉，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杀害共产党，到汪精卫七一五对共产党全面屠杀，年幼的党由于没有枪杆子，正在经受置于死地而后生之阵痛。曾经如雷贯耳的革命者名字一个个消失在彼此大屠杀中：李大钊、蔡和森、陈延年、邓中夏，诸如此类。
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1927年八七会议在武汉紧急秘密召开。34岁的毛润之，以他晚熟又精到的洞见，提出“枪杆子出政权”，把武装力量上升至核心位置，将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联系起来，作为此次经验总结。尽管未来近十年，共产党仍在试错中摸索，道路不时因极左极右反复而跌宕起伏，但至少方向是确定的：要进行武装斗争。
会议结束以后，毛主席选择回去湖南。不去上海。这时，他已经认定，只有去农村，搞农民革命，中国才有出路。不过，在这一阶段，他还没表露自己更深的认识与目的。只是在轻描淡写地说：“我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由此可见，共产党最开始是由至少富农以上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并非真正穷苦的农民阶级。其最初始，也是工人阶级利益代表，也并非是农民。是毛主席改变了革命力量的主体，撬动了中国最大的能量群。几乎可以这样说，得人口基数最大者得天下。毛主席做到了。
也正是这次会议，开启了毛主席上山搞革命，将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及土地革命联合起来的序幕。他早年的革命之路，从湖南为始，沿途赣湘边界，经江西发展壮大，再到福建被贬失意。其中，从1927年到1934年，江西是他非常重要的红色时期。而三湾村、井冈山、瑞金又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这三个地方，也同时见证着毛润之带领红军逐渐发展壮大的足迹。
然而亦是这七年，是伟人经受磨难的重要时期。特别是1929年，他被取消敌前委书记一职，当时连朱都认为他“一言堂”，不够民主，对他打击甚大。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大病一场，险些丢了性命。虽然最后证明，离开他，队伍陷入无休止的“民主”，开会讨论十几回都没能做出合理的决策，他也从此调整了自己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将“外硬”一面收藏起来，再经过九死一生的万里长征的淬炼，最终成为真正的管理者与领导者，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