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生两鬓白，万户为私计。
独怆忆开国，平生浮若戏。
实际上，现在就是中美，不，中犹，不，国际垄断寡头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你死我活的经济和生产力战。有人提出为什么我们不从金融端进入备战状态，先把人和组织筑好筑牢呢。原因是，经济，是现代战斗的中心。有经济，才有其他一切（钱→文化/技术→借助中间媒介放大，影响社会方方面面）。个人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此，经济战，甚至是武力战的前奏。
我们国家最大的危机，不是与美帝相争，实力暂处劣势，相反，我们扼住先进生产力的喉咙，是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比美帝更具前景。我们最大的挑战在于或通外敌的内部：金融或者货币严重短缺的危机，倒逼生产力困难，同时引爆社会问题。这是值得我们举国上下重视的。
毛主席用他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场革命，是先有矛盾基础，再通过思想的觉醒，有人振臂高呼，才能形成一种规模性的运动。矛盾性越强，运动的势越大。这说明了革命存在于激烈的矛盾。矛盾越大，革命越强。那么，如何振臂高呼，如何联合组织起来呢。在1919年3月，五四运动前夕，毛润之做了最初的探索。
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共产主义信仰刚刚传来。大家未甚了解共产主义为何物，可由京返湘的他已经意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他创办的《湘江评论》目的是从思想舆论上召唤社会力量联合起来。他认为，联合需以阶级、团体为单位，将每个“个体”组织起来，形成大联合，激发大力量，进而推翻旧社会，改造新社会，改变世界。不过，此处的联合，还未是明确的具有阶级性的联合，也就是，他还将自己的重点放在思想和文化的解放上，尚未关注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也因此，在未找到正确道路之前，在救国之摸索上，他屡屡受挫。
后来随着持续不断的深入实践与总结，他的认识不断深化，他领导的革命之路更加势不可挡。我们看他年轻时的个人履历。他是1921年7月中共成立时，四位委员之一。陈独秀是总书记，与李大钊、李汉俊、张国焘同为委员。其中，二李于1927年共产党惨遭屠杀，先后牺牲。两位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之师，具有强烈的理论修养。张国焘后来判党。陈独秀后来退党。当初五人只剩下毛润之，带领全国人民走向革命胜利，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1925年11月，青年的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在学业一栏他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关于政治主张，他写上：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指出，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对待两者的态度有根本的区别，并强调：唯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我们结合后来的历史发展，不免做出这样的推测：在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下，如果蒋某人不是以暴力篡权上位，如果历史不是被偶然性打断，那么，中国将先顺利完成民主主义发展，再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通往共产主义道路。可憾，历史没有假设。
为何毛主席能做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呢？他认为最大的秘诀在于“牢牢依靠人民”。第一次将认识论与群众观结合的，并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一直贯彻的是毛主席。在他看来，群众路线是革命胜利的至关法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认识论：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道理很简单，只有代表绝大多数的人民，才最了解一线实际情况，亦或者，人类社会的最基层情况。了解群众，即了解社会实际。也才有正确的认识，进而有正确的实践。这对于管理者，尤其是要跳出历史周期的管理者，尤为重要。
尽管如此，无数经验证明，这确实很难做到。因为人都有私欲和弱点，一旦手握权力，而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或者没有像古代那样深入骨髓的道德文化约束，是很难做到的。人性的改造，只能靠日复一日的教化，让其生成内在自觉。在这基础上，外在的约束，暴力、法与道德才凑效。
出生于1933年的老前辈张炯先生谈及：“在当代，毛泽东及其理论思想，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鲜有伦比。但对于毛泽东及其理论思想的攻击和毁谤，也不绝于耳。我以为，这种攻击和毁谤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力’。到头来只会落得攻击和毁谤者‘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在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密切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也即是深入践行上面的认识论和群众观。这使得集中体现他文艺思想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是这两观同一的诠释之典范。在讲话中，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深入他们的生活，再用艺术语言提炼出来描绘他们的生活。也即，他主张，真正的文艺源于人民生活又高于人民生活。其他领域同样如此。
正是因为毛主席深刻认识了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现实，再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上，对其加以梳理与提炼，之后用哲学性语言表达，才能在文艺领域，概括出反映客观实际的文艺本质规律，遵循认识论与群众观的原则，从理论上、从实际上，深刻解决了文艺应当为什么样的对象，以及如何为等核心问题。这也为文艺及包括经济领域在内其他工作者指明了道路。
我们之所以研究伟人，研究由他出发的清末民初，到新文化运动，到革命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很大程度上，当时的局势与当下的局势或者环境，相当相似。尽管现在美言之，物质生活水平有不可同日而语的提高，但内外各方力量的较量却似乎同样凶险。“隐蔽性”与迷惑性，更加增加此种凶险程度。
我们应当以史鉴今，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打赢当下这场无硝烟战争。全世界劳动人民应当对国际垄断资本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