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谷壑深，万丈共红尘。
古往今如是，长缨划破晨。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个人最想回去两个历史时段：一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时代，也即毛润之高度参与的国共合作期间。二是毛主席在延安的新民主主义时代。这两个时期，都是国共合作时期，实行统一战线，平均地权，抑制资本，兼顾各阶层利益，国内实现最大程度的团结，以最大的热情建设国家，枪口一致对外，按照人类社会从低到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先是国家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在第一个时期，蒋介石是以暴力上位，改变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历史进程的人。他还标榜着自己是儒家正统的维护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个人是坚决不维护蒋的。但他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无论他如何代表官僚资本利益，实施独裁，但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联合国上不二中，在台湾不独立。这些，毛主席是看在眼里。所以在他晚年，是邀请蒋回来大陆的。且在1958年金门炮战，实际是我党配合蒋打给美帝看的。避免台湾陷入孤立状态，而让美国有理由驻军“托管”。
从上述历史演变，历史的走向，往往受偶然因素影响极大。规律只能在大势上起作用，但道路的具体形态，是曲折迂回，还是断崖式断裂等，受偶然因素，包括某个人的作用，哪怕无意识的变故，影响极大，被左右历史的进程。不过，这些只能靠后世人将其关联，彼时人们未必能预料如此结果。正如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那些高位者，未必会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对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百姓者，无论怎样身处局外，都是局中人。差别只在于，是否意识这一点。
近日重新读起《管子》。管子之言，无论在何种形式的政体，都可用于治国安邦的最高指引。其体现的是道家治国之理念，是将人与万事万物视作可知亦无法尽知，在此前提制定治理之法，重民之利，养民之生，依天时而劳作，务尽人事。此如宇宙之规则，外形于众相，而隐于内里。
我们会发现，管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有相当大的共通点：其着落点皆在民。即是说，管子是用道家之理念，以法家之体用，为帝王提出实施治国安邦之道，落点在民。中国自古以来，凡朝代昌盛者，均以民为本，为民着想。尽管当时的社会秩序，沿用的是适合农耕文明的儒家伦理社会秩序，但总体上，在未极端化之前，民是有一席之地的，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权和自由权。
管子强调“民”，实际也在告诉我们，如何保持此种良好循环的民生状态，避免走向两极分化。然而，私有制的天然弊端决定了，无论当局者如何秉持“中庸”，随着时间的推移，待私人的财富和欲望逐渐膨胀，不再受到约束，终究会走向极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走向崩溃。周而复始。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出发，毛主席找到了解题方法，以公有制为基础，实施人民民主。
可在公有制体制下，如何保证公权避免私用，由公权转为私权，使其得到更高的监督和约束呢。这就需要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了。也就是说，人民的监督对公权之实施人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人民的评价与其前途的考核系统相挂钩，那末公权就不再敢滥用，人民也能拥有一定的公权之监督权，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而自动循环了。在伟人时代，在1964年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以后，逐渐做到此种程度。
可就在此时，极左极右派开始捣乱，终究迫使道路在1966年以后发生转折。事实上，1966年以后的新中国，是一个非常态的中国，我们不能以此时期来否定整个毛主席时期。原因主要有二：一者，这是剑指官僚特权的大破大立之非常态建设路线。二者，这是应对苏美威胁的备战之非常态建设路线。
伟人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根本。他还谈到革命，“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旦路线发生了变化，利益产生严重倾斜，革命也是必然之选。
关于战争，他谈及，“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在伟人看来，“人”是决定性因素，而人之正确与否又取决于路线。而路线，核心在利益的立场。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利益问题。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点，都是如何处理利益分配，使其实现动态均衡。而这核心又在土地与资本问题。
正如伟人所说，“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结合今天的历史条件，往日的地主政权，即是代表最大阶级利益的政权，赖以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存在。其他权利又次生于此。
在毛主席时代，农民之所以解放，是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回了土地和资本。妇女之所以解放，也是因为她们获得了劳动权和分配权，许多地方的女性还直接参与了土地的分配。伟人说，“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可以说，人的真正解放首先是从土地和资本中解放出来，获得它们的所有权。
如今，这一问题再次摆到大家面前。当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被迫接受所谓以自由主义之名的市场经济的支配，受其压迫。在职场中，男性女性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可一旦女性把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中，职场的地位肯定不得不退出来。一旦女性的经济权丧失，家庭地位也随之丧失。
由此概括地说，在当今社会，职场（社会劳动）的一级分配和家庭（家庭劳动）的二级分配不均，才导致了眼下如此多的问题，包括所谓产能过剩、消费下滑、失业率、结婚率、生育率、两性对立等等。换言之，根本不存在所谓女权此类问题，一切问题的本质及其核心，早在1927年毛主席就发表上述观点，对此揭晓了。
而这些问题的源头，在“垄断资本” 的两极分化。要“管”住垄断资本，就要中央集权，形成强大的国家权力，与此同时，国家权力要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保持高水平工业生产链，“人人富裕”，才是正道。而这，不正是那位伟人在半个世纪前在建设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