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造暮城，霞光九霄天。
归舟唱歌行，一叶阔海间。
--《海天》
那些自称哲学家的西哲老师，本质就是用西哲的思维范式来解读中西学说，他们自认为横跨中西，掌握了真理，实际上，是走进了西方的二元论，让言辞与客观存在对立。让言辞脱离了物性本体，脱离了存在的本然，而走向虚幻，走向形而上的抽象。这个抽象，是其想象的一个对象。在其个人想象之外，这一东西并不存在。既如此，这样的“东西”，如何能说服别人它是真理？
再申言之，关于人的解读，总体上似有两个维度：一相对于人自身的人，二相对于社会中的人。西哲更多着眼于第一种，马哲更多着眼于第二种。而中国传统哲学，是将人之内在与外在相统一，乃至天地人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基于人类所在的世界，个体并不是单一线性发展的，而是立体甚至多维地与他者与社会互相作用、交错演绎的结果。这就必须突破单一个体自身，外观其所在的外部环境。忽视这一点，无论其自身构建怎样庞大、完善的理论体系，都不堪一击。
比较言之，辩证唯物主义，既强调世界是变化的，两极（矛盾）转化，这体现了人类所在的宇宙间万事万物互相联系，又强调世界存在的基础是物性的，只有化物成形，人类才能赖以存在。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本质原理，也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其余的灵魂之说、神化之说等等，大抵存在于另一种维度的空间，或者存在于通常人们所讲的想象空间。
此前有朋友问，当老百姓在讲毛主席，通常会说中国出了个“大救星”，这算不算宗教化，算不算与唯物主义相违背？简单地，个人以为，“大救星”是对伟人的尊称而非宗教化，理由是结合历史功绩来看，他过于伟大，将中华民族从几乎不可能推翻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拯救出来，让人民脱离于水深火热之中，非用此称谓不能表达心中崇高之意。另一方面，在他的领导下，人民依然有自我独立的判断能力，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是人民对前途命运的自主把握。而宗教化，是完全神化，由神取代信徒个体来思考，替其做主。
另外，前面几篇文章中提及过，中国没有被宗教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文化体系的作用。因为儒家，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有与农耕文明的社会秩序相匹配的一整套体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人们的精神归宿层面，还是从社会组织层面，儒家都提供了与之适应的理论秩序。这相当于，从思想层面与社会组织上，对人们进行安置。没有给像西欧那样被宗教全面驾驭的可乘之机。
然而，儒家文化中因其有人性伦理的差异而由此延伸出的秩序一面，容易被统治者利用，被用以建立一个上下阶层难以逾越的等级社会。在清朝以前，儒家尚有心怀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无论是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战国时期《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或是《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无不是在表达除了个体自身以外，还有天下和千秋万代。可后来，儒家以“家族”而生成的乡族乡绅开始成了日益尖锐的阶级问题，到了清朝更因被阉割了“心怀天下”的士大夫精神，而流入各自为政、如同一盘散沙的恶私之中。此时的儒家，沦为了中国旧社会秩序的最保守卫道士。
进入到民国时期，当儒家等级与资本相结合，便生成了官僚资本主义，比单纯的资本主义危害更大。在这一方面，从儒家文化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最为优秀的代表要数蒋某人了。从1926年国民党二大前后开始，他相继用暴力手段清洗其党内的反对派，陆续夺取了孙中山先生遗留的国民党左派政权。在登上国民党最高权力台后，他就让人执笔撰写以资本主义名义继承中国所谓文化正统（即儒家传统）的宣言书。其言论极具迷惑性，当时大批知识分子跟着他走。直到抗日战争，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其中一部分人才逐渐醒悟。可对美帝企图则长期无多少人清楚。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若非毛主席拯救这样的国度于几近灭顶的危难之中，若非他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之后还以抗美援朝和间接支援越南战争，打出了和平至今的安定局面，我们将活在怎样的被殖民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环境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英雄造时势”。不过也要把伟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是那样的时势造就了伟人（那样的历史条件出了那样的伟人），也是这样的伟人造就了时势（他通过唤醒和领导人民，创造了新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建设）。时势与英雄，在毛主席的伟大人物身上，往往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
就是这样一代伟人，哪怕曾经在一个全体上下连饭都吃不饱的延安，都被无数热血青年和爱国人士视为“圣地”。他们不远万里前去“朝拜”，甚至不顾苦难安危投身其中，默默无闻奉献一辈子，其中不乏国际仁人志士。到底那时的延安有怎样的神秘力量？有人对比之，延安没有国民党的腐败，只有清廉勤劳“只见公仆不见官”；延安没有国民党的官僚，只有洋溢在脸上的人人平等、勤劳凝聚的神态风貌。这就是延安精神。
然而，这就是全部原因吗？显然是不够的。要使延安被当做“圣地”，那末信仰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在毛主席看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太曲折，近代以来的百年耻辱史太沉痛。若想让中华民族从此成为屹立不倒的民族，必须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避免陷入周而复始的历史周期律。而这需要从根本上解答：“人民民主”。一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鱼水关系。
“往事越千年”，毛主席就是这样，在中土大地上，在九死一生中，总结了天下兴亡的历史规律，并找到跳出其魔咒的方法。也正是这样，新中国在成立以后，由此凝聚的集体之力量，才在短短二三十年建立起了工业体系、现代国防和重大水利工程等等超出当时落后生产力所及的奇迹。
最后，我们该扪心自问，若仅靠西方哲那样所指的每个纯粹“个体”，每人单打独斗，能做成上述哪件事？
约稿交流：15919859061
（微信与手机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