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共百史，万物俱枯荣。
身隐红尘外，修书天意从。
--《历史》
看伟人身边的卫士是怎样回忆他的：在毛主席去世后，竟有好几位曾为他工作的卫士随他而去。这看哭我几个搬砖路上的早晨。是怎样的人格才能吸引这样忠诚、宁愿折寿也去陪伴阴阳两隔之人的人。每每读到这些，总是禁不住地想，假若我与伟人同时代，还能荣幸在他身边担任一个角色，希望成为他什么样的人呢。他朋友？他女儿？他学生？他护士医师？他的秘书？甚至他的卫士？显然，我只愿意是他忠诚的学生，为他做点事。
对于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无论为了什么，都需要一点崇高的理想的。非此，不能将人的力量激发与凝聚起来。在毛主席时代，从革命期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都将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作为党和人民的总体追求，并将其与全国统一战线联系起来，以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为凝聚，以全国统一战线为实施，将天下黎民百姓团结一道。从而激发不可估量的潜能，这才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说到毛主席的伟大，此点当仁不让。如果说社会主义秩序是一个社会运作的大框架，共产主义是那一崇高的道，那么全国统一战线就是那个道的实施形态。其将一切人类力量凝聚起来，从精神信仰和个体归属方面，实现人人平等、无差别对待。
今天，我们继续谈谈年轻的毛润之。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疯狂杀害共产党。8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会议，毛润之首次提出“枪杆子出政权”。9月秋收起义，革命目标先在长沙，受挫后，转为南下江西。在这过程进行军队整顿，首次实行军队民主制，官兵平等。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10月，毛润之率队上山来到罗霄山脉区域的井冈山。至此，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点起了星星之火，有待燎原。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红色革命都是毛润之一人指挥。最突出的故事是，将原来被称为土匪的官兵改造为有共产主义信仰，为自己当家做主，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人民子弟兵。似乎一切都如新生，革命事业正勃勃生机。
可就在此时，他收到中央开除党籍的消息，后虽经证实这是误传，给他的打击却真实发生了。只是他无暇顾及此种挫折。与此同时，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成功以后，在半途遭到国民党反扑，危在旦夕。毛润之命他的部队去帮朱德解围。这才有井冈山朱毛会师。到了1929年，毛润之再次被削去敌前委书记职务。他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一度出现混乱。1929年底，经陈毅到上海报告根据地情况，后再恢复原职。短暂时间后，又被边缘化。中间这几年，中共一直在极左极右来回变化。先是瞿秋白，后是李立三，再是王明，直至1934年我党险些全军覆没。长征被迫开始。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确立他军事领导地位。
可以说，毛润之一生中最坎坷的时候是在1927年底至1935年1月这七八年。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总结起来：1927年底被中央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中落选前委书记，1933年被人以专务政府工作为名排挤出决策圈。这过程，他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一边尽可能利用机会做农村农民调研，一边苦口婆心劝说上面及战友对战争革命的战略战术，1933年这几年，他更是恶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经过长征的非人磨炼，这才有1937年在延安时期哲学思想的大爆发大收获。他的理论皆是来自血肉的实践得来。
我们再来到革命战争胜利后。别看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实行的这三原则这么通俗易懂，似乎没什么文化水平，但这几乎是决定我国未来能实现独立自主地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否则，光是那样不平等的条约，外国人在国内的绝对特权，就让人民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他第一时间在12月16日出国访问苏联。当时他提出几要点：1、废除苏蒋不平等旧约；2、签订中苏同盟协议（规定如中国被侵略，苏联要尽全力提供帮助）；3、提供贷款和技术4、拿回长春、大连旅顺等自主权。斯大林一直拖到1950年1月1日没答应。最后伟人说印度印尼--英联邦势力要承认新中国建交了，斯恐中英合作，英美联合，这才同意了。
为什么即便这样：斯大林在1949年上半年，共产党解放全国前夜，通过电报各种途径给毛主席施压，不要南下渡江，要与蒋南北划江而治。解放战争胜利后，毛主席第一时间到访，斯大林却迟迟不同意我方提议，他还是选择“一边倒”，与苏联合作呢。我们看同期美帝发布的一系列信号就知道，美国绝对靠不住。以下是他们的做法：
1、美国白皮书清楚记录着其给蒋集团提供的军事援助，以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2、他们清楚地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第五纵队”深入到中国，进行和平演变。3、他们要提供有条件的资本贷款。企图新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殖民地。4、他们在我党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再请客”，废除蒋时期，外国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以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立刻召回在华外交官，以显示自己的“威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我们高瞻远瞩的领袖，采取了一边倒的政治策略，与苏联合作，借鉴他们的经验，希望引进他们的技术和贷款，建设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程度避免了美国对新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渗透与侵蚀。
伟人为何能如此呢。盖因他的理论基本都建立在触达问题核心的社会实践中，反映了必然的社会客观规律。这意味着，他的目的与条件是必然的关系。也就是只要条件达到了，目的也会早晚达到。通俗地理解，只要按照他的方向，他的战略去做，就能自然而然地抵达目的。尽管中途可能方法会出错，但只要及时调整，依然不伤大雅，不涉及改弦易辙。
反观邓论，一直觉得不太妥当，但不知归因。近日读他的理论，边看边觉得他的理论风险太大，恍然大悟。他说：“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从这段话上看，我们发现，他要实现的目标，与条件并不是必然关系。也就是说，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人可能达到A目的，也可能达到B目的。A与B完全可能不是同一样东西。这就让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有机可乘，“我满足了这些条件，就是成功了呀”，但实际上，很可能“该成功”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这就给了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偷梁换柱的极大空间。
实际上，在1980年代，刚刚从某革出来，真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而否定社会主义，也明确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他们试图承担起理论整理和阐释的历史使命，在用他们渊博的学识涵养和扎实的史学基础在总结和提炼社会主义理论，为年轻人乃至后人澄清认知谜团。
换言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者，功夫深厚的马列理论家，基本都是从伟人时代走出来的。他们曾在八九十代发挥重要的理论作用。只有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消声。舆论场让位于铺天盖地扭转黑白的新自由主义。
时至今日，我们今人真的应该向这样的谦卑务实的共产主义先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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