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无恙日，枫叶几轮秋。
入夜坐听海，心澄万事休。
“觉醒”这个词，对于自己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在“遇见”梁漱冥先生之前，个人可以说是非常传统的人格，并未有太多自主的认识。可是有一天，在深图遇见了梁漱冥先生。读到他的《中国文化要义》，大受震撼。深刻感受到他关于中国之文化观、民族观、使命感的启蒙。从此，我也有了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民族意识、家国情怀，随着深入更油然生起一种家国使命感。这是自己最为初始的觉醒。是那个“更大的自我”的抬头。
进一步地，人对平等的追求，是首先从“大我”的唤醒开始的。此大，不是自大，而是装入更大的胸怀与视野。这自然要求着更大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与民主。此种民主，亦是人民民主。相反，如果人们一直臣服于某种等级秩序，无论这种秩序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团体与团体之间，亦或者国与国之间，根本没有抬头的意识，也就习以为常，麻木于此种秩序。但并不等于此种秩序是合理或者优异的。其因不平等之基础，始终受到两极分化，由盛转衰再归零的历史周期率约束。周而复始。
可惜，随着伟人去世，无论是国内还是世界，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高潮随之消逝。第三世界，在资本与自由主义的强势洗脑下，彻底沦为垄断资本的服务梯队，而不是与之平起平坐的平等梯队。同样的理由，个人是反对用儒家思想取代毛泽东思想的。儒家可用于修身养性，修身治国平天下，但决不能恢复到儒家的等级秩序里。很简单，试想一下，女性甘愿只服务于父权与家庭吗？普通老百姓，甘愿只服务于权贵吗？答案当然否定的。
我之前敬仰的哲学老师认为，人类最具有决定性的是文化的统治。可如果单强调这一点，就会忽视那更重要的：文化，是由融入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和思想教化沉淀所至。忽略了这一点，文化，就是失去源头之水，亦或者，失去其根的空中楼阁，永远漂浮于不确定中。这说明，文化，是赖于物质基础的。
有人类，就有政治。很大程度，人类的社会性是政治性。其社会性，表现在政治行为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中心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是政治的基础，亦或者，政治贯穿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全过程。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些所谓学者文化人，想把政治与人类活动分开，天然地是错误的。这种想法，只能存活在纯粹的虚拟空间里，是跟社会实际脱离的。
哪怕再单纯的个体，只要进入到社会或者群体之中，就要接受由此带来的政治规则的约束。关于此点，相信每个有一定社会经历及阅历的人都会有类似同感。进一步地，如果由此错误的想法或者理论，来认识与管理社会，自然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甚或，导致反面结果。也就是说，有人试图推翻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他太过于讲政治，主张政治与经济剥离、政治与文化剥离。显然此种想法是幼稚的，是无法生存于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
有人还将此种伴生于社会性的政治性，简化为适者生存的“竞争性”，或者鼓动两性对立的“女权”。殊不知，这是天然存在人类之社会性中的政治性。这不分男女，不论优劣，更多是众人如何利用政治手段，“争夺”个体及某个特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资源的人类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将这一本质深刻又清楚地加以揭露。
毛主席之功，在于利用马克思这一真理般的原理，与借着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全世界顶级智商的侵略者周旋与博弈，通过无数次的革命战争，妥善处理了存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华夏民族生存、转型与发展的问题。他还教育人们不要忘记了政治性。他同时提倡人们对政治性的超越。通过深化公有制，以城市系统的工业集体和农村系统的人民公社（包括后面逐渐发展起来的集体经营乡镇企业），建立“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有了这一先前共识，我们再读毛泽东思想，就会更加深刻理解他的所思所言所做。此外，要想真正读懂伟人，还必须研究透彻中国历史，包括国外历史。他一生读过上万册书，这确非寻常人的知识储量。他是装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浩瀚的知识瑰宝，并能高妙化用，做造福华夏千秋万代的实事。甚至包括我之前的哲学老师，都试图用儒家思想来重新取代毛泽东思想。他能解释个体与社会活动、社会秩序如何构建，却无法让人类在伴随社会性而来的政治较量中，通过人类思想与实践活动，取得和平的胜利。
正如张文木先生说，哪怕被视为最为中性的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他说，一个国家外贸的国际份额是其在世界中所据有的政治份额决定的。而中国能在大国“中间地带”获得广大市场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由于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政治的需要。它们需要中国因素以打破欧美的控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国家也不会完全排斥欧美并以此获得政治平衡。也就是说，两者即极限和底线之间的空间容量，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商品质量、价格等经济因素，而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治需求程度。这样的哲学考虑在客观上规定了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和底线。
在新中国，面对美帝的经济封锁，伟人是怎样打破这一限制的呢。1956年2月10日，他在会见泰国友人时说：“美国提出了口号，要反共、反中国，在这里造了一道墙（即1951年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但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墙南各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使得各国的大米、橡胶卖不出去。亚洲各国可以相互帮助，泰国的大米、橡胶可以在亚洲找到市场，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贸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分春秋两季。即使那动乱的十年间，都未曾中断过。就这样，在一定程度绕开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进行了哪怕十分有限的国际贸易往来。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比自己还差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家，还对他们输出生产技术和指导，对其授之以渔。
大约十年后，为了打破与苏联恶交威胁北方，美国越战剑指西南恶的僵局，毛主席更在1965年3月，明确交代外事部门：“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他希望把外交圈拓展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果毛主席至今健在，恐怕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国绝非是服务全球的“世界工厂”，而是与世界各国，尤其与欧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作为高科技生产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