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树梅花一夜开，冰寒锁骨雪风来。
柴门半紧透书影，百卷丹青留墨台。
--《丹青》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这是梁漱溟先生的父亲前清举人梁齐老先生，在1918年11月辞世前问他儿子的一个问题。1918年是什么年代呢？这一年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后，中国陷入各地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世界一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而毛润之即将湖南一师毕业……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仍然有人再抛出这一世纪之问。
显然，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我们所在的社会早已天翻地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早已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航道上，发生了两个关键性转折：一个在1966年，一个在1987年。有人问为何不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因为从本质上，改开是对伟人在世时1972年以来对外关系扩大化的延续，并没有涉及体制的实质性影响。真正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这两者：1966年关乎共产主义的实现，1987年关乎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持续。
先讨论第一个。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3年新民主主义过渡完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自此以后，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将私有制全部改造为公有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能存在一种所有制即国家及集体所有，属于过渡性质，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他试图在有生之年，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做全面准备。主要手段是改变所有制，改造思想与人性。尽管实践证明，他老人家低估了认知差异及人性之私对共产主义理想推进的阻力甚或危害。
1959年因“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盛行，严重伤害民生，进入继后最困难的三年期。经纠正后，1962年局势好转，但从“包产到户”到“分田到户”的声音开始起来。与“包产到户”不同，“分田到户”实质是再度使土地私有化，这将触及“社会主义公有制”之根基。这是毛主席绝对不允许的。他从1962年开始调查这一提法最先来自哪里。他走访全国，了解按照当下的路线，国内的状况走势如何。他发现，情况在逐渐好转，这意味着，这些困难的造成并非因路线的问题，而是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对的，问题出在用什么方法推行这条路线。
接下来，从1962年到1965年，他用了四年时间，尝试从各个方面说服他的核对团队改变“分田到户”这一错误路线。可遗憾的是，事与愿违。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的苦心，能跟他看得一样远。在这一根本分歧点上，双方都无法妥协与被说服。为了避免被“修正”为私有化，为了保住二十多年革命战争换回来的“公有制”这一立国之本，加上社会主义教育被搞乱，他终于在1966年5月，正式发起了“文化大革命”。他试图通过文斗非武斗的方式，重整党内结构。对于他来说，这场革命的意义不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故而，在发起的前夕，他重上了井冈山。
他试图“大破”后大立。然而在这个过程，极左极右交错交错演进，导致的结果南辕北辙。一方面，让无数人，包括忠诚的老革命、令人尊敬的文人师者，饱受攻击和羞辱；另一方面，让国家机器在某种程度停摆，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积累的成果销毁于一旦。整个国家陷入为如今文人所诟病的贫穷混乱僵化的局面。尽管他老人家始终关注这场“革命”的发展，始终限制“四人帮”夺得实权，仅授予他们文化或者笔头的权力（这也是十年来，国家乱而不崩的关键原因），但这终究是不堪回首的十年，是充满了疼痛的血泪记忆。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他会不会选择更贴合人性的方式做和平年代的革命呢？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78年。被下放又被他老人家叮嘱保护起来的邓同志起来主持大局。为了突破那十年以后的僵局，他大刀阔斧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二是改革开放。前者，通过土地归国有，家庭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既保证了土地公有，又激活农民个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巧妙地解决了毛主席对“分田到户”的担忧。后者，全面打开国门，将已陷入极端局面的国家和人民解救出来。
然而，历史的车轮来到这里还未完。如果上述两个措施是对那十年浩劫的迅速拨乱反正，那么，一旦过了那个度，就意味物极而反，开始走向相反的方向。事实上，在伟人与设计师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那就是不常为人所提及的陈云。他因极为低调与审慎，更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背后推动者。一般而言，他既有战略的高度，又有战术的精确，基本能将伟人的思想吃透，并在经济领域上融会贯通。连毛主席都称赞之：“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只可惜，他过于谨慎，且目光不够远大，而难担更重的大任。这也是伟人曾看到的。（这些史料请详见《陈云传》）
在伟人逝世后的十年即1977-1987年期间，国家经济建设中除了邓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核心力量。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原有这么一个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出，最先由安徽地方提出，得到了陈云同志的肯定，之后上报给邓同志，再形成一个全国性制度，向全国各地推广实施。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路上，同样有这么一个过程：1987年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退出最高决策核心层，从此中国经济像脱缰壮马进入了完全由市场主导的阶段。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主体地位，丧失了其统筹规划的作用。这意味着，自此以后，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头等大事。
时间来到当下。结合当今许多现象，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再次省思伟人在1959年便提出的一个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而社会主义的计划性有可能规避这一危机。可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战场上，我们是否陷入与他们一样的经济周期呢？我们又应如何走出这一危机？
再进一步地，这又恰是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的著名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出历史的周期性？伟人回答是民主。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毫无疑问，这句话对于任何一个政党，不管哪种制度，都是适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所讲的民主，并不是西方所讲的“人人为己”之自由民主，而是真真正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而这个人民是指包括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占比为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历久弥新的《窑洞对》。
最后，“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这是梁齐老先生在1918年问他儿子的。几十年过去了，来到1980年的梁漱溟先生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时，他依旧说会好的。理由是，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文化得以继续存在，发扬光大。在所有民国大师里面，梁漱冥先生是与毛同志交往最深的。即便后期毛同志多次“批评”他，当他晚年在回答提问时，依然说毛主席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
美国作家艾恺问：“中国历史上伟人很多，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漱溟回答：“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没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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