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涛惊风起，旌旗摇大浪。
刀弓交剑影，将军相持望。
--《惊浪》
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或者信仰，才能激发无限的力量。所谓此心光明，行道广阔。最近看点三国，发现每个诸侯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跟军师的水平高低关系极大。为什么呢，因为军师，在某种程度，就是给统帅安装一个更加厉害的大脑。如果此统帅适应新大脑，就能完成升级，建立大业。相反，该统帅无法理解、驾驭或者信任新大脑，最终也得而复失。这说明，人虽然只是渺小之躯，但只要有了信仰和虚弱怀谷的心智，就能创造止于至善的志业。
我们继续探讨伟人。伟人总是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十年如一日地在这一趋势中用力。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新民主主义战争，亦或者抗美援朝，只要时间足够久，哪怕遇到天大难题，必然胜利。有人说，理想与毛主义都过时了。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理想对人的积极作用。不懂得历史趋势，是超越时间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顺着它走，就是历史的弄潮儿。
我们看历史，总是先有战争，再有战胜者之文化的植入。也就是，文化总是在政治之后。张文木先生说，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这决定了人类总是以阶级斗争的面目创造历史。而生产力是其斗争的工具。谁掌握了先进生产力，谁就获得战争的优先权。从这一角度，人类总是在历史长河中血淋淋走过。
但我们又不可因此只谈政治，而不谈文化。政治往往由文化包装先行。也就是，政治往往不会以自己真实面目出现，而是粉饰成另外模样--更加美貌、更加让人们接受--出现。正如“自由与民主”或者“新自由主义”这样包装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思想。因此，我们看到的文化，往往背后裹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和内涵。
为何清末民初以后，承担起拯救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历史重任落在毛润之一批共产主义革命者身上，而不是民国大师，皆因在这个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学问，只有以政治为目的的文化包装。谁不洞察到这一点，谁就被吞噬在历史尘烟里。正如张文木所言，“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做宗教”的希腊人被罗马人的铁蹄碾作碎末。后来虽然希腊文明不得不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被打败罗马人的日耳曼人借以复活，但此时的希腊人已不再是以前的希腊人，而是日耳曼人的古典主义。此时，希腊文明被改装成另一种形式，被赋予另一种历史使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背书。
我们又说，总是应有超越政治之上的或科学或真理呀。如果有，那就是，宇宙本身的变化。比如漫长的地球运动，气候地理变化。近来发现，真正打通人类与宇宙奥妙的是数。也就是，通过数，人类得以进入人类或者生命体自身，与宇宙贯通的通道，也由此进入一个更加广袤无垠的世界。这是一个造物主的视角。我等更是那沧海一粟，微弱尘埃。换言之，真正攻破或者超越人类政治之上的科学，是打通人与宇宙奥妙的数。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像那道。
再回到马克思主义之路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一位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的先行者。他确确实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落地成为一个国家制度，全靠他的开创性探索，在不断尝试与实践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列宁连接理论与实践之桥梁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毛润之同样是站在前人铺垫的里程碑上走过来的。
但毛润之对于列宁无疑是超越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他还透彻观摩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对中国更加庞大复杂的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有西方人难以比拟的精透掌握。这决定了，在共产主义大道上，他对前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发展与超越。但他们分别的贡献与伟大，是应该得到正视的，不应该厚此非彼。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苏联做出了它自己的回答：列宁建立社会主义，斯大林巩固社会主义，并将社会主义推向了极端化，将社会主义变为集权主义。终于在二十世纪之初，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因极而反，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
而对于中国，自从1949年10月1日以来，也历经几个阶段：1949-1953年新民主主义恢复期，到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期，再到1957年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开始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又分为1958-1965年与1966-1976年两个历史阶段。前者是重在建设，后者重在打破。此时的历史阶段，主要在二战后苏美争霸的冷战大背景下，中国先后被美苏联封锁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独自探索一个新社会主义体制的建设与发展。
为此，毛主席提出系列建设策略和措施：1956年“十大关系”，1957年“处理人民内部主要矛盾”，1958年“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与“大跃进”。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期。1962-1965年经过纠正调整之后，进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颠峰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此进入大破未能立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从1971年前后开始，毛主席再度把握历史转折的关头，主动与美国握手，突破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设备，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也就是，着眼于千秋万代的伟人为了日后中国的发展，包括后来的改革开放，提前布局，积累了最原始也最重要的势能。
时至今日，行舟至此，市场经济与国家发展已经密不可分。张文木先生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概念“资本国家化”，与国家资本化相对。他说，资本国家化是民族国家驾驭资本的自主道路，国家资本化是民族国家依附国际资本的殖民之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是被全球化所“溶”。他提出，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的大战略应当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资本国家化”的命运，而坚定不移且巧妙地避免“国家资本化”的命运。
这是引人深思。简单地，资本国家化，即让资本归国家所有，让资本听命于国家机器，让资本私有转为公有。国家资本化，即让国家归资本所有，将国家机器听命于资本，将公有转为私有。我们可以看出这两者，都承认了在全球经济环境下，国家与资本的连接已经不可避免。但其最本质的区别便是，国家机器究竟是为谁说话，是代表谁的根本利益。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举国上下，都应该要求，国家机器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千千万万百姓的个体利益。他们以日常工作劳动学习发展等活动为载体，将个人利益切切实实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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