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万古色，天地一轮秋。
萧瑟入窗台，红枫落墨休。
近期看毛主席的卫士回忆他老人家清苦的一生。即便住进中南海，整副身家也只够装一辆板车，剩下的全是9万多册的书。如此清贫，让人泪目。可为何那么多人视而不见，无情抨击他呢。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何做一个国家的最高管理者。是自己率先垂范，大公无私，以此标准要求自己，同样要求他的团队。如此，人人会照做吗？毛主席以他探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似乎走不通。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创始人带领他的团队好不容易搞上市了，这时应该人人想要分红，却哪料还要人人吃苦，大家愿意吗？肯定是不愿意的。不愿意了，就会干什么呢。个人斗胆猜想，为何伟人晚年以后新中国如此，很大可能就是那些团队们不想吃苦了。不愿意配合了。
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做一个最高层级的管理者呢。老子的智慧，确实不容忽视的。只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和秩序搭建起来，把劳动和分配的规则制定好，剩下的就应该退而隐之。让万事万物如其本体本貌地发展。只要在这一框架内，人人各司其职，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众生尽可尽情发挥。只需对破坏的加以惩处，对极端的加以限制，对堵塞的加以疏通。也许，就能生生不息，无穷尽了。（当然，这是在确立了社会主义秩序的和平时期内。假若此种秩序被打破，或阶级利益严重失衡，革命依旧存在。）
就像这广袤的天地间大自然内，我们看没有谁是主宰者，只有万物共生，相生相克。但是为什么大自然能做到生生不息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在那最高法则之下，这万物众生都能以其本体本貌去生存，去发展，去衰老，又周而复始。
我们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最高代表。其体系的构建，早已由那样博大精深的祖先取精华于天地之间完成。她之所以能延绵五千年，实因传承了这宇宙运行的奥妙--发挥基层的自主性，保持他们生命的活力，同时又归于“大一统”之中。不管朝代更替多少，不管曾经遭遇外敌破坏多少，她都能自动修复与治愈，全赖这一层的韧性与活力，和最高的统一的法则。而如今我们国家究竟会如何，就要看基层的人们究竟如何。他们能不能生存，能不能保持那生命韧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国家便无忧无恙。
上两周刚好完成了我的哲学老师一小部分书稿校对。给自己最大的启发或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确实在基层在地方。要激发这些人的生命活力，让他们自主地生活与治理，而这些又归属于大一统，那么这个国家与社会就会长治久安，延绵不断。一旦打破这种基层的稳定，便很容易陷入动荡而崩溃。
如何保证基层自主地生活与治理？首先，需要拥有土地的支配权和治理权。让个体拥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权，同时又归属于更高阶的集体。也就是允许可控范围的私有，并将其纳入集体之中，让个体私有置于集体公有之下，使二者获得平衡，而不是绝对消灭私有。事实上，自从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伟人一直做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与家庭私有的自留地的探索。两者一直保持动态变化关系，直至1966年以后被彻底打破，自上而下绝对消除私有，最终陷入动乱。
其次，需要多维度或至少立体化、上下流通的社会分工。在和平年代，不能将复杂的多层次嵌套的社会要素，简单地归于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二元对立论，而是要承认存在阶级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拆解为更为符合实际的社会分工，以适应一个立体或者多维的社会大厦发展。
为何伟人“没能”看出这一点--基层或地方的自治自理能力对一个国家体系的组织和运作的重要作用呢？实际上，他是看出来了。他重视人民，为人民服务，恰恰是着眼于最大范围的基层力量。他强调，民与官是水与舟的关系。可为何在他晚年，没能把社会主义道路跑通呢？很可能问题就出现在，“绝对消除私有”与“把复杂的社会分工简化为单维度的阶级对立”。相当于把人类复杂的内外在因素简化成二维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弊端。
革命时期，伟人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体系中，相当于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立体化了。这就是为何在革命时期及新中国建设之初取得奇迹般成果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通过土地革命，把社会最基层的力量最大范围调动起来。同时，将私有纳入集体之中，将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爱国分子纳入统一战线，这不仅匹配了社会复杂而立体的分工与运作需要，还适应了人的多层次复杂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6年12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一穷二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到了1958年当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实行单一公有制以后，挫折频出，试错频出。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出于什么原因，在毛主席最后十年，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偏离目标。这说明探索失败了，至少拥护的人群极端分裂。这也或多或少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化实践上还有待摸索的。
再者，相较而言，将社会分工归为几个对立的阶级，在革命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在战争中所有事物都简化成：敌我、输赢。故而这种分类简单有效。可一旦进入了和平阶段，战时的分法就不再适合。这时，社会分工，就要复杂得多，对应的行为主体也要复杂得多，而且要保留上下流通的机动性。换言之，组织和治理一个社会，不得不要从更立体或者多维度地去审视和构建。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才是和平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其在这个中国体系中究竟是什么作用？首先我们要肯定，在当下，在工业贸易文明阶段，社会主义体制（也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华文明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甚至依然非常重要。工业文明对传统乡村结构的瓦解，和西方文明对中国基层的影响不可忽视。不同文明在当下的较量，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对抗同样来自工业革命产物的资本主义、包装成各种面貌的西方文明，以最直接有力的回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光从马克思主义单维度来审视中国国情与问题，简单套用马克思理论，而忽视中华文明传统。相反，要充分意识到，中华文明几千年以来延绵不断的决定性原因--大一统与基层机动自治发展的模式--应该重新得到重视了。也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年代，我们应该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真正地中国化，使其二维理论转化成多维，适应结构更加复杂的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