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辞冬晚,经暖万木春。
天地美不言,心欣满杯樽。
--《红梅》
上两篇文章我们说到伟人的家世,即毛氏家族的来由,以及他走上革命道路以前的成长和变化轨迹。这是最后一篇。
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毛润之接受共产主义信仰是经过各种摸索而确立的。从1919年初-1920年底,是毛润之积极探索各种资本主义改良方式的时期。他在1919年4月由京城返湘,创办了湘江评论,加入了湖南学联。当时湘江评论影响不了小觑。任弼时就是这时候被毛润之吸引的。当时的北大名人胡适也高度赞誉毛润之。曾一度,毛润之与胡适之是交好的。几乎可以说,这两年的探索,都是他对他的自由主义的实践。这是后话了。
不久,湘江评论遭到了湘军张敬尧的查禁,湖南学联也一同被遣散。为了反抗,他发起了驱张运动。他借助新闻的力量,积极营造舆论,调动各界的关注,为让张下台造势。1919年底,为扩大社会影响面,第二度北上京城,与北洋政府对峙,要求张下台。张敬尧权力却岿然不动。直到1920年6月,还是靠直系军阀和湘军,才驱张成功。这虽然让他受到打击,但此时的他,还是希望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
他主张湘省独立,他认为军阀是主要顽疾所在,因此要推倒武力统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实现湖南自治,也即,民治主义。具体形式包括工读互助。为此,他与当时一些志同道合者推行此种做法,由于空想成分太大难以持续。这期间,他与胡适联系甚为紧密,多有通信。但到了11月,湖南自治这一路线被当局警告,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他大为沮丧。不知前途在何方。
但必然在偶然之后。一方面,他在北京期间,与李大钊交流更加频繁,还在上海遇见了陈独秀,更深入解了马克思主义,陆续为两人做一些社会主义共青团之事。另一方面,已留学在法国的蔡和森,向他系统地介绍与探讨克思主义思想。1921年1月,他终于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首次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那年他27岁。
1921年春节,他回到家乡韶山冲,要在家乡打理家业的大弟毛泽民散尽家中所有田地与资产,将农田分给农户耕种,兑现“毛义顺堂”钞票,免除所有对外借贷,以牺牲小家成全大家,投身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之路。而更早以前,他已将最小的弟弟毛泽覃带出长沙,一边上学一边跟着他搞革命。这里将重点介绍毛泽民。
毛泽民是毛润之的大弟,排行第二。在革命之初,毛泽民往返湘沪两地,主持着筹集革命运动经费等财政权。革命之后,在毛泽民的主持张罗下,他哥哥毛润之的所有革命运动经费和物资,都来自他手上。此外,他还干了几件大事:筹建苏区的国家银行,建立苏区独立货币,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开创对外贸易,创办钨矿公司,统管战利品和发展苏区生产等等。在那么艰难的革命时期,基本没有外援也没有税收这样合法的物资来源,更多只能通过社会募集、对外交易以及自力更生等途径。这非常不容易的事。
可十分遗憾的是,后来1937年因病去苏联疗养,恰逢苏联新疆边界鼠疫,1938年2月他于是受命在新疆就任,负责当地财政事务。却不料1941年9月在那里被蒋介石反动派抓捕,次年9月被秘密杀害。这是毛主席继最小的弟弟和过继的妹妹连续牺牲后,又一位亲人牺牲。
总之,毛泽民是共产党第一批经济创始人,是相当具有经济才能的革命先驱。在革命前,他是家父毛贻昌(字顺生)家业的继承人,善于经商和理财。家业在他协助下逐渐扩大。也就是毛润之的家里,在他父亲一代精心经营下已经由贫农变为富农;在其父亲晚年,在毛泽民得力协助下,几成小资本家。彼时毛氏家业已经发展到入股多个米店,发行“毛义顺堂”钞票,贷款或赊粮生利,还要大量购入新田,雇农人耕地。
如果以今人的利己价值观,毛润之家族大可在乱世活得风生水起,但他却散尽一家之私财,为天下穷苦人,争得独立之身,自主之田地,建立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之社会。此名曰共产主义社会。旧中国幸而是有了毛主席这样牺牲小我只为大我的人,才能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否则,除去大地主、大买办和大官僚资本的嫡亲,千千万万平民百姓,将一生被奴役,世世代代难以翻身。那时候不止是穷,更是被愚化被奴役。
然而,年轻的毛润之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以后,在通往彼岸的途中,未来将会如何呢?作为共产主义者,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要经历什么,改变什么,才能建立那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呢?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年轻的毛润之独立面对、探索与思考。
而相比之下,毛润之真正决心投入这条共产主义道路,甚至比他的同学蔡和森还要晚不少。当时更为优秀的共产党青年,有蔡和森、陈延年等。包括后来的瞿秋白、李立三等等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李大钊,作为引进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更是因其优美的言辞而理论出色。走到最后,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伟人,却是这位起初并不太出彩、较为晚熟的毛润之。这固然有运气福气的成分(比方如何逃过各种危险的捕捉暗杀等),但更多应是他做人做事的潜能与智慧。
这里的智慧,具体地应更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是对唯物史观及辩证法出神入化的运用。亦似对老子或者道之智慧登峰造极的运用。与鬼谷子的阴谋之术不同,老子主张上善若水,《道德经》通篇无不透露出一个最高之善。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和老子本质是相似的。老子之法如天地运行之法,“如何用”决定了其“成为什么”。做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如果说,鬼谷子是将老子用于阴谋之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将老子马克思主义化。
如何做到呢?他说,“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这说明了在中国,如果谈马克思还必须谈中国具体国情,那漫长的历史传统。
那么,又如何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他曾在1939年5月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也就是,除了历史传统,还要与大多数工农利益紧密结合。
这就是从书生到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蜕变。他一生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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