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缨握在手，战马破楼兰。
热血荐轩辕，江山平万难。
我们说，为何伟人的智慧能一通百通呢。那是因为他的每一寸思想，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他的实践，并不是我们简单谓之的局部经验，他的实践是基于地理、天时、客观物质（经济基础）、人性，古今纵横比较而来。所以学他的思想，若真正钻研透彻，就像打通任督二脉，身心通泰。
不过，对于人性幽微的一面，他的认识不如鲁迅深刻。亦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于人性的预测，比鲁迅更超前，而显得难以让人接受。事实上，正是毛主席极早地预见了官僚资本权力下的人性及其危害后果，才超前地采取防范措施，才大破大立。可众人判断的滞后，拖累了伟人在“当下”的准确性。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后知后觉的人们才恍然大悟：对于一个官僚资本机构，如果不赋予人民实实在在的权力，其意见能通达该机构更上一层，对这些官僚资本产生实实在在的仕途利益影响，是根本约束不了其权力行为的。在没有高尚信仰或者情怀的内在作用，只任由人性弱点牵引，人们就只在乎影响其实际利益的东西，其他的一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于此后果的预判，那位伟人早已做出来。
我们再看，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不同“模式”对人与企业的影响。以海尔与华为两家企业为简单对比。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的思路基本是西化的。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让每个人成为与市场直接关联的“原子”，并以原子为单位，组建以市场及客户为导向的小组织，实现人单合一，自负盈亏。在海外的模式，基本是实现通过本土化运作，让当地人用此种“人单合一”的方式开拓当地市场，并不具有明显的海尔基因。
此种模式十分“西化”，表面上很高效很灵活，但实际上很难做大做强的。华为，明显与之相反，属于两极对比。很想印证这一直觉判断是否准确，果不其然，查了海尔这两年的数据（本文并不引述，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查询），他们甚至比不上美的和格力。包括其海外市场，也在经历高速发展以后，进入瓶颈期。
可见，分裂成一个原子组织，远比不上凝结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假若要真正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企业，还得要靠中国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正大光明的信仰（激发高尚的情怀）+人人高薪（激发人人的动力）=集体的力量=惊世骇俗的伟大事业。正如今天的华为。
另外，张瑞敏对西方垄断资本的本质认识是严重不足的。比如，他模仿一些美国企业寡头，用金融的方式做项目，其将业务或者产品当做一个项目，让员工对其投资。这是他看到了他们的“表”，用资本手段发展企业。但他们的“里”，并不是用企业自己的资本，或引入零散的资本，而是其本身就跟银行合作。这才是真正撬动资本的力量，为企业迅速扩张做背书。也就是说，垄断资本的崛起与发展，没有一个过程是单纯的。其如今的“高大上”形象，全是人为舆论，作自由市场与自由思想洗白的结果。
我们还知道，和平，从来不是天然注定的，而是无数人为之付出的结果。往往，在和平年代，我们看见的是那些不为人所理解的不足，而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有意被抹杀。大家都在高歌改开，却不知道，改革开放一点也离不开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离不开那位老人家的深谋远虑。正是有了伟人的英明布局与应对，才在一个个紧要关头，化险为夷，化战争风险为和平安定。他的高度，真是无人企及。
我们误以为在上个世纪，苏美冷战，横跨了整个苏联时期，并且是你死我活的状态。实际上，从1947年到1991年这期间，真正算是冷战的，应该是1947-1953年，前以美国提出“遏制苏联”，实施马歇尔计划为始，后以斯大林去世为界。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提出与美国“和平共处”，再到1956年其彻底否定斯大林，1957年波兰匈牙利连续颜色政变……这说明，苏联的路线已经悄然变化。后来1963-1964年，中苏论战更是将中苏恶交摆上台面，直至1969年关系彻底破裂，双方冲突达到最高潮。这期间，在我国北部边境，苏军与我军发生冲突大大小小几千次，对中国施压也抵达顶峰。
同期，1955年美国发起越南战争，剑指我国西南边境，直至1975年才宣告结束。可以说，这长达二十多年间，苏美两大巨头分别在南北对新中国形成极大压力。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南北分割而治。这严重威胁到我国国家安全，这必然影响伟人在判断时局、做出决策时，要将其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这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建设的重点方向与路线。可以说，苏联“和平演变”，与美国的“间接”作用，对毛主席的影响极大，对我国发展的道路影响深远。
总而言之，对于外部防御力量薄弱的新中国，国际环境处境的好坏与苏美的关系关联密切。其直接反映到我国的建设与应对上。从1953年开始，赫鲁晓夫的举动已经显示出苏联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路线，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形成了苏美关系的暧昧。其一边和平共处，一边开展核竞争。这也意味着，新中国在苏美两大巨之间险象环生的处境。他们都想重新掌控中国，随时以其压倒性的国力优势，发动战争，进犯我国，妄图从中夺取巨大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0年新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伟人提出三线建设，以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奋斗，就是为了从战略布局和实际对抗上，做好保家卫国、争取和平建设的准备。而在1962年，伟人更是神机妙算般利用中苏古巴导弹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击印度边境进犯，打出了西南的和平局面，提前为三线建设铺路。而三线建设，以四川攀枝花为中心，建设成西南大后方，作为北部首都的战略性防御。
试问，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如果不勒紧腰带，不牺牲一定的眼前利益，以发展重工业及现代国防为最先，如何能开万世太平。要知，新中国的和平，绝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就宣告成功了。而是，伟大的中国领袖，那位东方伟人，用了三十年，以他极为长远、极为高明的谋略布局，大道化于无形般地--真真切切发生又让人察觉不到--捍卫了和平，庇佑了他的子民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