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苗族寻访者）的请求是：“给我们书，让我们了解耶稣。”
——柏格理《苗族纪实》
一种传闻不知经什么方式传遍了五百个苗家村寨，并激起了一阵奇妙的骚动。每天晚上，男人和妇女就聚集在村寨的火塘边，他们的谈论使自己的词汇中增加了一个新名词：爱稣（耶稣）。
——柏格理《苗族纪实》
复兴并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方式到来，我们指望在花园里经过培植的小块土地上显现花蕾，上帝却让山花突然在荒野中怒放。我们期盼涓涓细流汇成江河，而上帝却击穿峭壁，让巨大的山泉从中涌出。
——柏格理《苗族纪实》
就从这一天开始，英格兰福音信仰的清泉，穿越大半个地球，开始奔涌在乌蒙山的高山峡谷中。
就从这一天开始，大西洋两岸的福音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穿越大半个地球，开始如星火燎原一般在乌蒙山穷苦的苗寨中燃烧。
就从120年前的这一天开始，如同福音使徒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穿过旷野在英国康沃尔的渔村和矿区为穷人和工人阶级巡回布道那样，柏格理开始在中国西南乌蒙山的高山峡谷中跋涉，将福音信仰传入数以几百计的苗寨与更为穷苦无依的大花苗族之中，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信仰历程。
中年柏格理
是以在写作《那些埋葬在中国西南高山中的传教士：柏格理的脚步（上）》之后，再次前行，提笔写作，继续见证使徒柏格理在120年前在乌蒙山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历程。
苗族的使者到了——福音火种进入苗疆
1904年7月12日，抵达昭通基督教传教团求助的四个苗族人是主动到来的，但他们之前并不认识柏格理，而是带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写作者是党居仁（J.R.Adam）牧师。
那么，党居仁牧师是谁？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封信是什么内容?
简要的回答：党居仁牧师实际带来了乌蒙山苗族皈依福音信仰的第一把火种。他代表了基督教在西南传教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这就是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创办的“中华内地会”在贵州传教的开拓。
戴德生
戴德生创办内地会的机缘，就是要将福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教，从沿海城市转向广阔的内地，包括中国更为偏僻的边疆省份。这是一个重大的方向调整，也意味着自从传教先驱马礼逊1807年进入广州开启基督福音入华的进程后，在积累近百年时，福音的使者们终于抵达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门前。
柏格理是这一个巨大转变的执行者，党居仁牧师也同样如此。只是柏格理属于循道宗的支派圣经基督教会，是内地会的联盟，而党居仁牧师本身就是中华内地会的传教士。但他们都是1887年在中华内地会在安徽安庆的传教士语言学习基地培训后，抵达了中国西南边疆，一个抵达云南，一个抵达贵州。
党居仁牧师图片，来自那和散那
在1888年党居仁接掌内地会在贵州安顺的传教点时，内地会在西南的开拓已十年以上，同样经历了柏格理在云南昭通传教缓慢发展的遭遇，在汉族聚集的城镇，在儒释道浸淫太久的民众与以华夏文明中心自居的知识分子中，福音传播遭到了巨大的阻隔，内地会同样经历了传教开拓十数年，福音信徒仅仅几十人的困境。
但内地会在1895年就开始调整自己的传教方向，传教士们开始学习当地土著民族的语言，向靠近城镇的苗族（又称之为熟苗，是清政府能管理到的，与汉族杂居，汉化程度较高的苗族）传教，而党居仁是一个更加具有开拓精神的传教士，他学习苗语，不仅在安顺周围的苗寨巡回布道，更跨过安顺北面的大河进入“生苗”（是指未开化的人，是清政府管辖不到的边远苗族）的地界传教，是为水西的等堆之地，这里的苗族被称之为“水西苗”。
可以说，党居仁是将福音信仰决定性带入苗疆的第一人，而在1903年，他又做出了一个影响福音信仰进入乌蒙山的大事。
党居仁牧师与花苗相遇——福音的火种在乌蒙山开始燃烧
那就是在1903年，他在安顺北面的水西等堆传教时，他与大花苗族人的第一次相遇。
这本来看起来是一件很偶然的小事，就是党居仁牧师遇到了几个“穿蓑衣，披花披肩，裹绑腿，登草鞋，蓬头垢面，身背短驽的人”，他好奇地问旁边的人，这是一些什么人？人们告诉他这是从贵州威宁高寒山区搬到这里谋生的花苗。而花苗，也称为大花苗，是苗族的一个分支，主要居住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的乌蒙山区，因其身穿的衣服上图案繁花似锦而得名，也是苦难的苗族中最为贫苦的一支，很多人没有土地耕种，四处流浪，以打猎和帮工为生。
这件事对于其他人也只是好奇一问，或者对于如此原始的人，早就远远避开，但对于满怀福音信仰的党居仁牧师就是宝贵的机缘，他立即接近他们，并用苗语热情招呼和接待他们，并在分别的时候，告诉他们以后有什么困难，来安顺找他，他可以尽力帮忙。据说，党居仁还根据《圣经》的人物，给这几个苗人取了名字：李马太、罗彼得、张雅各、张约翰。
这些花苗族人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热心的对待，所以，几天后，他们打到的一只野猪被当地人抢走后，就马上向党居仁求助。党居仁不仅帮他们由安顺官府出面主持了公道，而且还热情款待他们，向他们讲耶稣降世救人的故事，并宣称耶稣也在寻找苗族人和帮助苗族人。
这四个从威宁迁到郎岱县懒龙桥一带居住的花苗猎人没有想到，竟然还会有人如此热爱和关心穷苦的苗族人，就不断跑到安顺找党居仁牧师学习耶稣基督之道。
而经由这四个苗族猎人，一个好消息——“安顺出了苗王”，热爱和关心穷苦的苗族人，就在懒龙桥一带的花苗中流传开来。
随后，这个好消息，又随着李马太回到威宁老家参加祭祖典礼，传到了乌蒙山威宁地区的花苗中间。
前辈阿信在《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是这样描述李马太在千余人典礼上向自己花苗同胞的发言如同彼得在五旬节的发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安顺出了苗王！对苗家很是亲热仁爱，称苗民为兄弟姐妹，尽力帮助我们苗家，还教我们苗族读书、信教！我已经在安顺跟着党牧师信了耶稣......”
他又追问到：“苗家受压迫要到何时呢？受苦要到何时呢？我们苗家赶快醒悟了！大家快起来信教读书了......”
自此，“有一个叫爱稣（耶稣）的人爱我们苗家”、“苗家人要信教、苗家人要读书”的好消息就接着花苗方言区的家族信息网络传遍了整个乌蒙山区。随后，乌蒙山区的花苗们不断到安顺探访党居仁牧师，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路程是相当艰辛的，背着燕麦炒面或玉米粉，风餐露宿，晚上就盖着毡制大氅在山坡上睡觉，就此赶路十几天抵达安顺。
没有想到偶然的一件小事，如同一颗灼热的火种，引发了乌蒙山区大花苗族开始皈依福音的伟大历程。
对于不断长途跋涉探访的花苗人，党居仁牧师满心喜悦，他打开了苗疆传福音的道路，但人数之众，又让他忙不过来，更关键的是他考虑到这些可爱的苗族人长途跋涉十几天太辛苦了，就想到了昭通和传教士朋友柏格理，那里这些可爱的花苗人跋涉两三天就能抵达，所以，他就提笔写信，请求柏格理接待和帮助这些正在满怀希望寻求帮助的苦难的人们。
多么宽广的心怀与爱，党居仁牧师不仅点燃了在贵州的苗族信仰福音的火种，而且又将火种引向了云南昭通。
这是我们在追寻使徒柏格理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中，必须了解到的历史与事实，党居仁牧师点燃了乌蒙山大花苗族信仰福音的第一波火种，柏格理则接过火把，将福音信仰的火焰燃烧到整个乌蒙山区，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西南苗疆福音信仰的历史。
龙年得道——使徒柏格理“劈开石门”，让福音燃遍乌蒙山
1904年7月12日，四个大花苗族人——罗但以理、罗彼得、张朝书、张朝阳，带着党居仁牧师的信，抵达昭通基督教传教团求助时，柏格理当时实际并不知道其背后一场巨大的苗族皈依福音运动已经酝酿而起，以为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但柏格理和传教团的其他人热情地接待与欢迎他们，用他们能够听懂的简单汉语交流了起来（当时柏格理他们不会苗语），并将这些长途跋涉而来、满身污泥和臭味的苗族人，安排到昭通教会的旧教室住宿。这样的安排多么周到啊，解除了他们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住处的负担。这些花苗人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们本来在接过党居仁牧师的信时，心里是忐忑的——在昭通的柏格理牧师会对他们像党牧师那样好吗？！
答案是异常美好的。柏格理牧师他们不仅热心的接待他们，而且用心教他们读书，去认识耶稣，尽管当时这里只有汉文书籍，以至于在中间的闲聊时，柏格理开玩笑说：“你们会不会像汉族和彝族那样害怕我们洋人？”四人中的一位回答说：“我们听到汉人和彝人时常叫你们洋人，我们一开始也十分紧张。但是当见到你们之后，我们发现你们就和我们的同胞一样，只不过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
听到苗族人这样的回答，柏格理十分感动，他在《苗族纪实》中写下了当时的震撼：“和他们是一家人！是我生平中还从来没有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被中国最贫穷和待发展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父兄的形象，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
四个花苗人与柏格理的第一次相遇就在这样的感动与震撼中开启，四天后，当四个苗族人所带的燕麦炒面吃完后，双方依依不舍的告别，双方共同塑造了福音信仰在乌蒙山传播的开端。
柏格理与苗族信徒在一起
因为，这四个人是花苗族的第一批使者，也是第一批“尖兵”，是背后数百个乌蒙山苗寨派出的代表，他们抵达昭通就是要亲身见证是不是有一个爱稣（耶稣）的人真的关爱贫穷的苗家人?柏格理牧师是不是确实如兄弟般对待苗家人？是不是真的愿意帮助苗家人读书信教？！
而在昭通传教团受到任何的歧视、鄙视或其他不友好的对待，都将会作为“坏消息”传回乌蒙山的苗寨，都将会中断这个在苦难中挣扎太久民族的追寻。但第一批花苗“尖兵”带着亲自见证的“好消息”回到了乌蒙山的苗寨，随之而来的是几乎每一个苗寨都充满渴望的派出自己的代表，翻山越岭，背着燕麦炒面，去昭通拜访柏牧师和传教团。
这个民族在苦难中被绝望折磨的太久了，以至于有爱稣和传教士关爱穷苦苗人的“好消息”迅速唤醒了他们渴望被爱、被拯救的心灵，让他们满怀一种奇妙的感动翻山越岭、背着燕麦炒面、长途跋涉，去亲身亲眼见证，去追寻这爱和拯救的源泉。
乌蒙山的花苗是自己开启了自己民族追寻福音的伟大历程，我们在此必须明白，他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让自己主动走入了信仰的伟大历史进程，并且推动了使徒柏格理最终在乌蒙山实现了自己的使命。
在第一批花苗使者和尖兵之后，是第二批、第三批......是四人、五人、十三人......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四百人，直到有一天，柏格理统计出在整个昭通传教团所在地竟然同时有一千名花苗人在里面，他们无处不在，“在厨房里，在餐厅，在书房，在起居室......在教堂，在马厩，在早晨、中午和晚上。”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记录了这一盛况。
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给我们书，教我们了解耶稣”。
这从乌蒙山如潮而来的花苗追寻者，彻底改变了昭通传教团的历史和既往路线，柏格理终于明白了上帝为他的使命，安排了另外的道路去实现，他由此在《苗族纪实》中写道：“（福音）复兴并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方式到来，我们指望在花园里经过培植的小块土地上显现花蕾，上帝却让山花突然在荒野中怒放。我们期盼涓涓细流汇成江河，而上帝却击穿峭壁，让巨大的山泉从中涌出。”
是的，上帝已经击穿了乌蒙山的峭壁，如潮应约而来的花苗人潮，极大的鼓励了柏格理的使命，却也震撼和吓坏了昭通的汉族和统治乌蒙山的彝族土目地主，引发了猜忌、恐慌与敌意，随后演化出“外国人在煽动苗人造反”的谣言，甚至有柏格理给苗人分发毒药投毒水中，要毒死彝族地主和汉人的故事传出。这些传闻与敌意也迅速在乌蒙山及其周边传播，演变为彝族地主对探访昭通传教士的花苗的打击行动，演变为威宁知府向贵州总督递交的报告，包含外国人为苗人武器和毒药，鼓动造反的内容。
形势越来越险峻，越来越危急，一场大规模打击乌蒙山花苗信教的镇压运动在酝酿中随时就会爆发。
对柏格理巨大的考验来了，如果此时不加阻止，镇压运动不仅会让花苗付出血的代价，也会让刚刚燃烧的福音追寻在惨痛中终结，如果此时临阵退缩，听任事态恶化，不仅会让满怀希望的花苗们遭受巨大打击，更会让他们彻底失望和绝望，原来所谓关爱受苦受难苗族人的传教士和爱稣（耶稣），也不过如此，刚刚兴起的福音信仰将因失信而被彻底放弃，没有任何机会重生！
此时，上帝让柏格理在云南试炼17年的用意，就彰显了极大的威力，这是一个信仰已经深入心脏和骨髓的基督精兵，再凶险的环境也阻挡不了他为福音信仰开辟道路的决志。这样的坚决，你可以在30多年后在南京大屠杀中南京护卫难民的传教士们身上再次体会！
柏格理以殉道的决心决定带领几位助手在1904年9月直接进入乌蒙山区，直闯谣言的起源地威宁，通过亲身行动，去化解气势汹汹的谣言，去瓦解正在酝酿中的打击花苗信教的镇压运动。
而上帝让柏格理在云南试炼17年，不仅让他坚定，也让他具备了在复杂艰难环境中处理事务的那种领导者的智慧和策略。在一片深深的敌意中，他一边沿途召集群众现场亲自说明情况争取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理解，一边争取彝族开明土司地主的帮助（如安荣之，威宁最大的彝族土司地主），争取当地官员的帮助（如威宁邓知州），争取当地汉族士人乡绅的帮助（如李士林），一边从已经下手打击的土司手里解救信教苗民，经过半个多月在乌蒙山区的跋涉、化解与解救，气势汹汹的谣言被攻破了，风雨欲来的镇压运动被消散了。
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拯救之旅。柏格理坚决的行动，不仅赢得了各方的钦佩与信任，更关键的是在危难中进入乌蒙山解救信教苗民，真正彰显了传教士的可靠可信，彰显了耶稣之道的可靠可信，赢得了花苗发自内心的拥护，而经过这次风波，苗族人更切身体会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从内心深处更为愿意坚定跟随。
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拯救之旅。柏格理坚决的行动，将他从在昭通教堂等待乌蒙山花苗来访的模式中打破出来，让他第一次深入如潮而来的花苗们真正生存的乌蒙山区，让他真正体会到苗族苦难的真实现状，他内心为苦难的苗族而哭泣，彻底明白了这些花苗们为什么如潮而来，他下一步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和他们是一家人！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就是柏格理发自内心的呼喊：“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蒙昧、不卫生、落后、犯有罪过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们，我的兄弟和姐妹们，我的孩子们！”
当时柏格理的随行助手之一钟焕然在后来回忆道：“这次因为信教发生的谣言，使整个苗族的兄弟遭受惨祸，累及柏牧师和我们冒风雨到威宁，当时感觉很难受。到了后来把风波消灭，又觉得很兴奋。因为，这次风波催促了整个少数民族——苗族的团结......另外，在少数民族中奠定了教会的基础，树立起基督十字架的旗帜。”
由于这些决定性的事件都发生在1904年——龙年，当地苗族群众称之为“龙年得道”！是的，就在这一年，柏格理与乌蒙山花苗族都找到了共同出发的信仰道路！
“劈开石门”，在石门坎创造福音信仰的高地和历史
显然，经过1904年苗民信教受迫害风波，圣经基督教会传教团在昭通教堂的“旧皮袋”，已经装不下乌蒙山花苗信仰福音的“新酒”了，柏格理如果要继续完成引领一个民族（花苗）信仰福音的使命，就必须深入乌蒙山在花苗们聚居的地方建立教堂和教会，将“新酒”装入“新皮袋”里。
1905年，柏格理就此毅然踏上了这条道路，没有回头。
首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建教堂和教会？地又从哪里来？！
经过反复的考察，这个地点选定在了乌蒙山中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之所以叫石门坎，是这个山坡高地，有一条110级粗糙破损的石阶形成山道通上来，山道的两边是高达几十米的山岩，仿佛像两扇打开的石门。这里地势是艰险的，四周都是高山峻岭，把石门坎夹在中间，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荒凉山村。
山腰上的石门坎，杨波摄影
但这里的位置恰好是乌蒙山大花苗族聚居的中心点，位于云南和贵州的交界，西北距离昭通35公里，东北距离彝良60公里，东南距离威宁142公里，处于交通要道，又有一条小河和埋在地表浅层的优质无烟煤，是建立教会、教堂和学校的好地方。而且这也是柏格理的好朋友开明彝族土司安荣之专门提供的土地。所有条件的聚汇，让石门坎成为天选之地。
接着，更重要的问题来了，钱从哪里来？而柏格理手里没有什么钱，昭通传教团并没有苗区工作的经费。但当柏格理将自己遭遇的困难坦诚告诉花苗的信徒时，这个苦难的民族做出了令人尊敬的强有力回应——“他们决定由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由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捐出100文钱来。对此境况的人来说，这真是一项高尚的决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确实太贫穷了。”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满怀敬佩的记录。
随后在12个月竟然有一百万文钱汇集在一起，柏格理在石门坎开启了建立教堂的行动，当然这个教堂也与学校兼用，随后又建造九间房屋，为汉族传教士、教师和学生住宿，也供前来做礼拜的人过夜。
石门坎的建筑在建造之时就开始清晰的显现了其定位，这既是一个福音教会中心，也是一个学校教育中心。
而上帝在云南试炼柏格理17年，也让他成为一个胸怀开阔的杰出领导者与组织者。这样的特质和才能完全在石门坎建立教会的进程中展现了出来，也彰显了上帝呼召人来完成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使命，也是做了充分准备。
石门坎，来自shimenkan.org
柏格理在1905年春开启石门坎建立苗族教会时，同时启动了三项工作：一方面从昭通请来汉族的专业人士协助教堂的建造，一方面安排汉族传教士和苗族人杨雅各负责准备汉字班的教学工作，同时着手试创苗族文字和编辑苗文诗歌，一方面他自己带领汉族和苗族的同工以石门坎为中心，在方圆100公里的200多个苗寨进行巡回访问和传教工作。
正是在这样卓越的组织工作与善用汉族和苗族的人才下，柏格理的教堂建造与传教事业齐头并进，最终获得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
1905年4月，石门坎小教堂初步落成，花苗们有了自己的“上帝之家”！
1905年5月，传教士们就分头请四面八方的花苗来石门坎读书信教。
1905年5月14日，尚在完工中的石门坎教堂举行了第一次礼拜。
1905年8月，乌蒙山花苗有了历史上第一所学校，校舍就是初具规模的小教堂。教堂外刷白石灰，在群山中十分醒目。
第一班是成人扫盲班，成员有杨雅各、张约翰、王道元等20多人，这一班大多成为苗族教会中的中坚力量和学校老师。为柏格理所奉行的“以苗传苗”的传教政策立下汗马功劳。
终于，1905年11月5日，星期天，乌蒙山花苗族人们永远铭记的日子到了：石门坎教堂正式完工，苗族教会正式成立，苗族历史上第一所学校也正式成立。这一切都将改变一个民族的信仰历程，都将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都将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多么奇妙的应许，在距离四个花苗人长途跋涉到昭通拜访柏格理，仅仅才过了1年4个月，这一切就成就了。
整个乌蒙山也欢腾了！那些曾如潮般抵达昭通追寻“爱稣”的花苗们明白这个成就对他们的意义。不顾周五以来的大雨和泥泞，人们在高山峡谷中跋涉，不断抵达石门坎，大多数人提前到达，夜晚就铺着毛毯睡在风雪交加的山坡上。
11月5日的早晨，石门坎教堂已经聚集了2000多名盛装的苗族人。他们满怀激动，等待受洗的神圣时刻。
神圣的时刻到了，为了这一天，乌蒙山的花苗们在苦难中跋涉和等待了太久太久！
神圣的时刻到了，为了这一天，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在中国传福音的历程，已经准备了近百年。
神圣的时刻到了，为了这一天，进入云南、贵州高山峡谷中传福音的传教士先驱已经有人殉道在这里，永远埋葬在这高山中。
神圣的时刻到了，柏格理为此准备了18年，离开英国到中国，多么漫长的岁月啊，多少人生的年华啊，以往的岁月中，只要有六个、七个人一次性受洗，都要开心的跳起来，而在11月5日早晨，这里有2000多人渴望受洗！
神圣的时刻到了，在漫长的18年之后，“传教士终于迎来眼前的超过他任何曾经梦想过的一场丰收！”丰收的喜悦如此巨大，以至于柏格理如此紧张和犹豫，极力把握住自己似乎无法控制的感情，他真想坐下来痛哭一场。
但柏格理和同工们还是抵制住一天为两三千人施洗的诱惑，决定从几千名信徒中筛选出100人来施洗。他们的审慎与节制是重要的决策，这让他们让耶稣之道运行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
但这个神圣的时刻，依旧是令人振奋而激动的，前辈阿信在《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满怀感动的记录了这一刻：
李司提反先领进来12个人，九个男人，两位妇女和一个孩子。
第一个走进来的是王道元，王明基紧紧拉着爸爸的手跟在后面。所有的人柏格理都很熟悉：他们是朱彼得、王西拉、张约翰、朱马可、王得道、王胜魔、潘显、朱高汉（女）、王基甸、张英（女）。
柏格理用苗语（柏格理已经日以继夜的学习了苗语）一个一个地问他们两个问题：
“你愿意接受洗礼吗”——“我愿意”
“你想成为神的孩子吗”——“我愿意”
柏格理开始为这12个人施洗。每一个受过洗的人都流出了喜悦的泪水。他们齐声朗诵《圣经》中的一段经文：
我们既受洗与耶稣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从前在罪恶中死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便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
刚刚受洗的这十一人成人立即组成了苗族第一个基督教会，负责为教徒施洗和教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11月5日上午，共有102人接受了洗礼。
接着是长达4个小时的收获感恩日礼拜。第一批是妇女和未婚姑娘。第二批是700个男人，进入平时只能容纳300多人的教堂。在礼拜中，700人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的巨大呼喊声响彻石门坎教堂。
就在这寒冷刺骨的11月5日，乌蒙山苗族的信仰历程确立了、确定了，他即将改变这里轮回了多少个世纪的苦难历史和命运。
尽管这一天、这件事在当时的正史中并无记载，而石门坎这个地方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多么多么边远而寂寂无名。
这一切正如，近19个世纪以前，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的古罗马帝国一样寂寂无名一样，但他最终改变了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
以此为见证柏格理在乌蒙山引领苗族信仰伟大历程的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