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行是伴随人类文明进步的所有美德中最实用和最友好的，善行的影响力能辐射整个人类。
——伯驾
我们在您的医院接受治疗，短短数月之后便重见光明。我们无比信赖您的仁心仁术，对您的感激之情天地可鉴。
——1831年病患李光哲等对郭雷枢医生的感谢信
伯驾的服务是免费的，充分显示出无私的特点，既不领取任何薪水，也不收受病人的任何费用。
——嘉惠霖《博济医院百年》
伯驾非常注意把一切的成功归功于上帝，而不是归功于自己。每逢有人向“洋医生”表示感谢时，他总是向他们解释，那都是神给与的帮助。
——嘉惠霖
1835年11月4日，先驱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迎来了他的一个伟大时刻，广州眼科医院（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首次开放。
这所位于当时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的医院，在第一天来了四位病人。
伯驾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如此记录道：“第一个是一名妇女，双目失明，两只眼睛内都有黑内障......第二位也是一名妇女，25岁，患有慢性眼炎。第三位病人的双眼均长有翼状胬肉，且右眼睑内翻。第四位病人双眼患有黑内障。”
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来自网络
对此，伯驾进一步写到：“把第一个和第四个病人作为我行医治病的开端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我不愿意拒绝让他们恢复视力的唯一可能的机会。由于他们并不抱有很大的期望，我对他们说我会为他们尽最大的努力。”（爱德华·V·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47）
189年后的今天，当我循着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来华的脚步，读到其关于广州眼科医院开业的日记，那种兴奋与挑战交织的心情依旧跃然纸上。
对于怀抱传播福音信仰使命而来华的伯驾，这的确是其人生的伟大时刻，这意味着从美国远渡重洋而来的他，可以投入自己“神圣的工作”了。
然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医院和医疗文明的伟大时刻，因为伯驾所开创的广州眼科医院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家西医和现代医院，也由此开辟了中国现代医院与医疗文明的先河，这不仅改变了来华福音传教史，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史。
所有的这些伟大历程都要回归到伯驾189年前在广州创办眼科医院这个源头。
那么，189年前这家医院的到底是一家什么医院？这颗医院的种子又是如何能够萌发，如何成长为引发在中国播种现代医院的“播种机”？
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追根溯源，追寻其最初萌发的源头与脚步。
是以，在创作《追寻伯驾—189年前，这位先驱传教士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开辟中国现代医疗文明》之后，再次提笔，追寻先驱脚踪，再次为之见证。
为什么先从眼科与眼科医院开始
问题也随之而来，189年前伯驾所开创的中国第一家医院—广州眼科医院，为什么先从眼科治病开始？！
正如，我在《追寻伯驾—189年前，这位先驱传教士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开辟中国现代医疗文明》一文中所梳理的西医初入广州的脉络，是因为，伯驾继承了比他更早来华的先驱者的探索。
这个源头要追溯到1820年基督新教传教先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与东印度公司驻华商馆的助理医生李文斯敦（Dr. J. Livingstone）合作在澳门开办的为中国人服务的一个诊所，免费为贫苦华人治病。
传教先锋马礼逊，来自网络
这个诊所尽管不久之后就停办，但留下了一个传统——免费为贫苦华人治病，而且还有一个调查报告，这就是李文斯敦医生对于广东地区疾病所做的分类状况调查，由此，李文斯敦发现这里的穷人患病有两类：一类是洁净类，包括盲、跛、聋哑等，一类是不洁净类，包括麻风病等，而各种疾病中以眼疾的发病率最高。（《西方医学经粤传华史》P99）
李文斯敦的调查是开创性的，可谓也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卫生与流行疾病调查研究，对于后来在广州创办眼科诊所与医院的郭雷枢与伯驾影响不小。
而对于当时发病率最高的眼疾，当地的中医医生基本无能为力。而此时，西医在外科方面的医学与医疗治疗技术的优势就彰显了出来，因为通过外科手术和治疗办法，西医很容易治疗白内障等眼科疾病，即使身体表面或四肢的肿瘤，甚至尿道结石等也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加以切除，而且这些外科治疗都有标准的程序与方法，接受过医学教育的医生基本能了如指掌。（《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39）
所以，用西医外科手术治疗当地中国人的眼科疾病就此拉开序幕。
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助理医师的郭雷枢（T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6—1879）在1827年创办澳门眼科医局，主要收治患眼疾的病人——“这是最令劳动阶级痛苦的病，而在他们中间又非常流行”，第一次将李文斯敦的调查研究应用于实际的眼科医院治疗，接着又在1828年后，郭雷枢与美国医生布拉德福德（Bradford）合作，在广州开办一个小诊所（Canton Dispensary），治疗眼疾等多种疾病，将眼科医局的实践带到了广州。
郭雷枢医生，来自网络
而郭雷枢开创澳门眼科医局，其成就是非凡的，在数年之间，“就为4000多名当地穷困的中国人治疗了各种疾病，许多盲人恢复了视力，更多的人本来要失明，结果得到了拯救，可以重操他们的职业养家糊口”（《博济医院百年》P27、P28）。
此时，我们要注意的是郭雷枢在眼科医局同样继承了免费为贫苦华人治病的传统。这样的善举，赢得了各界广泛的赞誉。
我们可以从其眼疾患者当时的感谢信中体会这种无上的感激之情：“我们毕生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家中，不辨日夜，也不能分辨甜酸苦辣......我们在您的医院接受治疗，短短数月之后便重见光明。我们无比信赖您的仁心仁术，对您的感激之情天地可鉴。愿您福泽绵延，福如东海，财源广进。”这是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家住兴宁县的李光哲、隋杰恒、曹阿蒙的感谢信（《伯驾广州行医记》P8）。这封信只是郭雷枢医生所获得数量众多华人患者感谢信中的一封。其间的情真意切，与当今任何一个在当代医院获得生命救治的病患所发出的感谢，没有任何区别。
澳门眼科医局，来自网络
其中的“愿您福泽绵延，福如东海，财源广进”，几乎也是中国人中流行的祝愿祝福用语。当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郭雷枢无法从这样的医院“财源广进”，因为他对于穷困病患的治疗是免费的，所以，他的医院还需要大量的捐款，才能维持运营。
当然，郭雷枢的义举也赢得了中外有识之士的捐助。据说，澳门眼科医院历年共获得捐款6890.5银元，其捐款人的名单上，不仅有基督新教传教先锋马礼逊、东印度公司等，也包括华人行商东兴行谢有仁、怡和行伍绍荣、天宝行梁纶枢、广利行卢继光、同孚行潘绍光等。（苏精《西医来华十记》P37）
这也让郭雷枢的眼科医院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就是免费治病，但医院运转依靠社会捐款捐助维持。
尽管，在伯驾于1834年10月26日午夜怀抱福音使命抵达广州时，广州的眼科诊所可能已经停办，但郭雷枢所开创的眼科医局的种子与医疗实践还是在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传承了下来。
伯驾在纽约眼科医院的专业学习
然而，伯驾在1835年所开创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广州眼科医院，从眼科治病开始，还有源自伯驾自身的原因。而这往往被史家们所忽略了。
这就是伯驾在1834年3月获得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后，听从自己医学老师们的建议，在当时的美国纽约眼科医院（New York Eye and Ear Infirmary， NYEE）进行学习。
纽约眼科医院早期图，来自网络
纽约眼科医院，由爱德华·德拉菲尔德（Edward Delafield， 1794 – 1875）和约翰·卡尼·罗杰斯（John Kesrny Rodgers， 1793 – 1851）创建于1820年，是美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之一，也是后来全球眼科和耳鼻喉科领域杰出的医院之一。
而据世界医疗史大家意大利卡斯蒂廖尼（Arturo Castiglioni）所著《医学史》记载，尽管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眼科医学从属于欧洲医学界，但美国第一批眼科学专家弗里克（George Frick，1793—1870），在1823年就发表了美国第一部眼科学专著《眼科疾病论》（A Treatise on Diseases of the Eye），将英国皇家伦敦眼科医院——影响英语国家眼科学进展的中心的前沿医学实践引进到了美国。
当代纽约眼科医院图，来自网络
曾经在纽约眼科医院学习的伯驾不可能不受到这些眼科医学进展的影响，所以，研究伯驾的历史专家美国的爱德华·V·吉利克认为：尽管伯驾只在纽约眼科医院学习了一周，但是这样的学习对他帮助很大。（《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17）
所有这些先驱者的探索与积累，最终让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以眼科与眼科医院为切入口，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
先在新加坡创办“华人眼科医院”
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能够在1835年于广州，以眼科与眼科医院为切入口，开创广州眼科医院——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1834年12月至1835年8月间，就在新加坡开办过“华人眼科医院与药局”（Eye Infirmary and Dispensary for Chinese）。
伯驾在这八个月在新加坡的眼科医院的实践，相当宝贵，可以说不仅是伯驾1835年11月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的难得的前奏与“实习机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医疗与福音传播实践，已经为未来广州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一个“雏形”。
这是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改变中国现代史相当重要的一个“预备”，史家们几乎忽略，在此就必须做简要的交代。
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来自网络
对于1834年10月26日午夜抵达广州的伯驾，却仅仅在一个多月后，就由广州再南下新加坡的“转折”，往往令人不解。而医疗史家苏精在《西医来华十记》中已有勾勒，无非是肩负福音信仰传播使命的伯驾，不满足于当时广州一地对于西来“蛮夷”严防死守的状况，想在新加坡获得自由学习中文与传教新机的选择。此处不再展开。
但1834年12月24日下午抵达新加坡的伯驾，一方面寻觅华人语文老师，一方面开始传播自己将在本地免费治病的消息，不期然之间，竟首先在新加坡开创了医疗传教的历史与雏形。
新加坡华人聚集的牛车水市场，来自网络
当1835年1月1日，伯驾在新加坡河南岸华人区的“马礼逊之家”（The Morrison House），开办眼科诊所与药局后，来求诊的华人从刚开始的数人，迅速增长到上百人，最终在伯驾8月20日离开时，诊治过的华人已超过上千人。
此处要说明的是马礼逊之家是基督传教先锋马礼逊1823年访问新加坡期间购买土地建立的一栋两层楼房产，其地址邻近海边，又距离当地华人聚居的牛车水市场只有一个街口的距离，与华人接触相当方便。
当时新加坡城区的华人约有8233人，因此伯驾曾诊治的病患约为华人总数的八分之一左右，可谓相当惊人，所以伯驾很快成为新加坡华人族群中家喻户晓的人物！（苏精《西医来华十记》P50、P51）
在新加坡开创眼科医院的“雏形”
伯驾在新加坡8个月的医疗实践，为什么取得如此的成功？
而在新加坡“华人眼科医院与药局”的实践中，又开创出怎样的医疗传教“雏形”？
第一就是免费治病。
这是对马礼逊、李文斯敦和郭雷枢等所创诊所为贫苦华人免费治病传统的继承。这也意味着伯驾所创办的眼科医院是免费治病的医院。这是当时华人眼科医院很快吸引大量华人病患前来就医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治病中，伯驾为了将自己与传统华人医生接受病人礼物的形象区别开来，不仅治病免费，而且连病人感谢的礼物都不收。后来，实在拗不过病人的心意，才接受了一些土特产和水果等。
新加坡华人聚集牛车水的街区，来自网络
第二，就是伯驾医生所施展的从眼科到其他各科的医术与“视病如亲”的态度，赢得了华人病患的拥护。
从当时的华人眼科医院来看，伯驾的治病范围很快就突破了眼科，进入包括“刀口外伤、口腔、皮肤、肿瘤、鸦片烟瘾等”各科领域（《西医来华十记》P52），这让伯驾突破眼科范围大规模地将西医西药应用于华人病患，尤其是对于当时华人患者最陌生也是最恐惧的外科手术。
这种经验对于双方都是无可估量的价值，对于伯驾医生这是相当宝贵的外科手术实操机会，尤其对于华人病患对此反应的经历，对他后来在广州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极为宝贵。
而对于华人病患，从一开始对于西医外科手术的陌生与恐惧，再经历实际的手术治疗，而后又经历病愈，不仅消除自身的恐惧，而且真心佩服和感激医生的仁医仁术，自然就愿意积极传播，形成了对于伯驾医生和医院的口碑。再加上，出身于传教士的伯驾对于病患的那种无私仁爱的关爱态度，就更增加了病患的感激与传播。
新加坡华人聚集牛车水的街区，来自网络
第三，在医院传播福音。
传播福音本来就是先驱传教士伯驾远渡重洋的本职工作，所以在通过医药和手术救治华人身体的同时，伯驾也自然要通过传播福音来拯救他们的灵魂。
伯驾医生此时就转换为伯驾牧师，他传播福音的机会和方法，在新加坡眼科医院也基本形成了一个“雏形”：首先是新来的华人病人，如果能识字的，会赠送一本传教小册子，供他仔细阅读。其次，在治病中或手术后，病人向医生表示感谢的时候，伯驾会告诉对方“应该感谢上帝”才对，并进一步说明自己是上帝派遣来治疗他们的，而他们能够治愈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西医来华十记》P53）
最后，就是在医院举办华人主日礼拜。由当时的传教士帝礼士（Ira Tracy）（用闽南语）和伯驾（用英语，再翻译为中文）主持，第一次于1835年2月8日举办，只有7名华人参加，大多是伯驾的病人，后来每次维持在50至60人。这可能已经开创了在医院进行华人主日礼拜的历史先河。
最终，在这里影响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基督徒齐琥（Chae Hoo）。尽管皈依的数量不大，但也开创了先河，伯驾在医院的传教也是有成果的。
眼科医院的“新加坡成功经验”
由此，我们再总结一下伯驾在新加坡华人医院中所浓缩的成功经验：
（1）免费治病的医院；
（2）不分社会等级，无差别治疗的医院；
（3）从眼科切入进入各科的医院；
（4）医生是牧师，牧师也是医生的医院；
（5）传播福音的医院，进行主日礼拜的医院。
而再认真梳理伯驾1835年在新加坡开创华人眼科医院的8个月经历，可以看到一个“雏形”，这就是医疗传教的一个“雏形”：开创现代医院，在医院中传播福音，而且备受华人社会的欢迎与拥护。
没有想到，在广州已经陷入困局的“福音传教”事业，竟然在新加坡的试验中找到了可靠可信的新办法。
这样的经验和雏形在随后两个多月后就全部应用于广州眼科医院的开创，伯驾在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前，可谓是在新加坡做足了预备功课。
1835年8月20日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离开新加坡带着自己成功的“华人眼科医院”的经验北上广州，备受鼓舞的他在返回广州的船上就已下定决心，要在广州开办一家如同新加坡“华人眼科医院”的眼科医院。
1835年11月4日，伯驾所开创的广州眼科医院（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就在广州十三行开业了。
果然，广州眼科医院“一炮而响”，不仅改变了先驱者伯驾的命运，也改变了福音传教的历史，更改变了中国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