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德何能，竟被赋予如此神圣的工作（医疗传教士）。
——伯驾（1834年5月美国费城）
1834年伯驾医生到来，他“用小小手术刀的刀尖，打开了欧洲人用大炮未能撼动丝毫的中国大门”。
——嘉惠霖《博济医院百年》
19世纪一位沟通东方和西方的先驱，一位大胆的、富有天赋和丰富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一位我们曾祖父们所熟知、但几乎已为我们所遗忘的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传教人物，他就是伯驾博士。
——爱德华·V·吉利克
这就是在广州建立一家医院（普爱医院），免费给当地病人治病。当今在东方的传教工作中，没有哪一个分支机构能比这个医疗机构（后为博济医院）名气更大或取得更全面的成功了。
——嘉惠霖
伯驾的“普爱”医院在1835年下半年开办，设在新豆栏街七号“丰泰行”二楼，房子是伍浩官的，租金一年五百美元。
——史景迁《太平天国》
当5月末的暴雨再度降临广州时，经过两个多月来，不断重返历史曾发生的广州现场——博济医院、柔济医院、惠爱医院、明心书院，追寻与见证先驱医疗传教士嘉约翰、赖马西、富马利们一个多世纪前的脚踪，以此勾勒中国现代医院、医学、医疗文明的起源与历史发展线路图时，我发现，我不得不回到先驱医疗传教士们最早的源头——伯驾（Peter Parker）。
伯驾——19世纪沟通西方与东方的先驱者
这位先驱者们的先驱，在1835年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所创办的普爱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也被医疗史家称之为广州眼科医局，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和现代医院，可谓是开辟了中国现代医院、医疗开天辟地的大历史，其背后掩藏的是189年前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基督福音信仰时，也将现代医学、医院、医学院带入中国，由此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伟大历程。
先驱者伯驾图片，来自网络
先驱者马礼逊图片，来自网络
广州十三行历史图片，来自网络
广州十三行历史图片，来自网络
1500年前后新航路开辟图片，来自网络
葡萄牙海王帝国图片，来自World History Encyclopedia
澳门全景图，来自World History Encyclopedia
卡内罗主教图，来自网络
澳门贫民医院历史图，来自网络
基督教新教传教先驱马礼逊，来自网络
郭雷枢医治眼疾图，来自网络
郭雷枢澳门眼科医局所在建筑图，来自网络
郭雷枢与夫人，来自网络
第一个华人基督教牧师梁发，来自网络
先驱者伯驾，来自网络
传教士史家爱德华·V·吉利克在《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一书中，特别提到伯驾当时经历的“第三次，也是最为严肃的一次宗教体验”：“当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我环顾四周，带着惊讶默默地呼喊着：我在哪里?我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我在此做什么？自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做过了些什么？”
据说，这样的追问与沉思让伯驾陷入更深重的罪恶感中，他决心不再犯任何罪过，但依旧屡遭挫败。这沉重的罪恶感难以承受，直到有一天，当伯驾和他的父亲在田里劳作，他失望地大哭起来，大声喊道：“我如何才能获得拯救？”
他信仰虔诚的母亲引导他将耶稣基督作为可以信靠的救世主，并让他阅读《新约·罗马书》第8章第一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据说，伯驾在自己有史以来所做的真诚祈祷之后，满含泪水的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苦恼已经消失，只有喜悦与被宽恕感充满心间。(《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002）
在此之后，1820年4月15日，在伯驾15岁又10个月的时候，他就正式加入了教会。
当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在我看来，如果不是直接意在弘扬神的荣光，一切人类的追求都是没有价值的。我把现世的荣誉和财富都看作是虚荣。我认为，要竭尽全力为上帝服务，就必须真接地、专一地、完全地向他奉献出所有的时间和才能、财产和影响力，献出全部的头脑和灵魂的力量。”
由此，他在日记中继续写到：“我的思路首先指向异教徒。我想我也许能以一个教师或福音传教士的能力为印度人做点什么。”（《博济医院百年》P32、P33）当时，古老而遥远的中国反倒不在伯驾的视野里。
当伯驾在其即将16岁时，在日记中写出这样的福音信仰篇章与其行动的准备时，就基本奠定了一个海外福音传教士的信仰基础。
其余所需要的只是继续学习和装备自己，为自己的信仰追求开创成长的条件，并且最终明白自己到底要去哪里做海外传教士？！
这是我花这么多笔墨追寻伯驾在其少年时代特别的宗教体验的原由。因为，没有这么强烈与被拯救的信仰体验，是无法承担当时先驱传教士那样艰苦卓绝的使命的。
就在少年伯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追求时，当时看起来他并没有机会实现这样的目标，因为他不敢想象自己能接受大学教育。
当时他出生的并不富裕的家庭不能支持他的梦想，而他自己在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开始进入一种生活状态，夏天务农，冬天在当地的一些“普通学校”教书，以此为生。
奇妙的是，少年伯驾日记中所立志的信仰追求，竟然在这样无望的环境中，都引导他去突破自己的处境，去实现所愿。
在经历1821、1822两年的普通学校教书经历后，伯驾将自己深藏于心中想接受大学教育的梦想，忍不住向邻居的朋友坦普尔（W.P. Temple）倾诉，结果引发了伯驾个人历史、福音传教史与中国现代史的连锁重大改变。
耶鲁大学额校徽，来自网络
当时的牧师戴维·凯洛格（David Kellogg）博士鼓励伯驾去上大学，并推荐他到当时的戴伊学院读大学预科，由此伯驾踏上了接受大学教育的道路。而在经历弗雷明汉学院和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三年学习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在1830年转学进入耶鲁大学——他心目中能够使自己更好为自己所追求做准备的大学。
耶鲁大学老校区，来自网络
伯驾果然来对了地方，进入耶鲁大学，首先发生的就是让伯驾的福音信仰与基督教福音复兴运动连接了。
这股福音信仰复兴的大潮，起源于更早的在18世纪30年代在大不列颠群岛由循道宗引发的福音大觉醒（Great Awakening），由此引发了英格兰及其北美殖民地的福音复兴，也激发了19世纪的基督新教海外宣教运动，而在初兴的美国福音复兴的运动依旧延续。而在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戴伊（Jeremiah B. Day）以及许多老师都是活跃的参与者。耶鲁这样的氛围，唤醒了伯驾本来已经具有的信仰能量。
耶鲁大学戴伊校长，来自网络
所以，伯驾在耶鲁很快就参与美部会（ABC，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等海外传教机构的活动，这让伯驾将其人生的使命越来越聚焦到“海外传教”的主题上。
1831年4月美部会从事福音传播工作的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1796—1880）对耶鲁大学的造访，对伯驾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参与安德森“我们因信仰而前行”非常出色的晚间布道后，伯驾也参与了为传教而进行的祈祷。
鲁弗斯·安德森图，来自网络
在当天的日记中，伯驾写到：“这一天对我的存在而言具有决定意义——上帝的指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出现，犹如承认我成为一名海外传教士的责任与特权一样。我经常强烈地感觉到这一责任......”
然而，当时的海外传教是一项具有很大挑战性与冒险性的事业。
例如，当时前往中国的路途，要越过重重的海洋，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航行，一路上电闪雷鸣、大风巨浪，还有海盗出没，更有坏血病等疾病相伴。那种背井离乡的孤独感极为可怕，还有可能会丧失生命的考验，更不要说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与社会系统所遭遇的考验，而当时美国的海外传教处于初期，海外传教的机构经验很少，所获得的资助也少，因此也无力保护其成员，这就让当时做出海外传教的选择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也需要先驱一样的巨大勇气。
1812年美部会送往印度的传教士出航图，来自网络
所以在1931年夏天，在进入耶鲁大学一年后，伯驾再次审视自己追求的使命，他的日记记录了当时他对这个问题最严肃的思考：“我的义务和特权真的是成为一个海外传教士吗？现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独立自主地这样做。”随后他例举四个问题不断追问自己，直到最后拷问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最终，伯驾确认了自己要做海外传教士的志向，“除非有天意的阻拦”。
上帝并没有阻拦伯驾的前进，反而大大促进了他的准备。
在1831年9月毕业典礼之后，伯驾回到了家乡，立即向母亲、姐妹和朋友们公开自己将要从事海外传教的决定，母亲与姐妹们都哭了（伯驾的父亲已经离世），但都支持他的决定。家人的支持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随后，伯驾前往美部会所在的安多弗（Andover），专程拜访了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这位曾经在耶鲁大学为海外传教布道的美部会负责人对于伯驾决心做海外传教士的决定非常高兴，表示他们特别需要伯驾这样的人前往中国传教，并建议伯驾继续在耶鲁大学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美部会1810年成立纪念碑，来自网络
而当时美部会作为海外宣教相当活跃的组织，成立于1810年，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资助传教士和宣传《圣经》知识，将福音传播到异教徒的土地上”，由此，它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从事海外传教的代理机构”，不仅仅是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的左膀右臂，也是协助很多教会诸如长老会（Presbyterians）等教会的组织。
而就在1833年，该会已经派出第一位抵达中国的美国先驱传教士裨治文，他后来成为伯驾的挚友之一。
第一个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来自网络
就这样，所有的准备都清晰的聚焦在一个目标上——去中国，作先驱传教士。
随后，伯驾就向美部会提交了一份长长的海外宣教申请书，“祈望能以最为有效的方式，将一生都投入到为基督服务之中。”
在1831年10月中旬，伯驾回到耶鲁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阶段的课程，主要集中在神学与医学两个部分，为“前往中国传教”做最后的准备。
而他所在的耶鲁大学神学院位于贝特尔教堂（Battell Chapel）。在这里伯驾受到了该院的主要创始人纳撒尼尔泰勒（Nathaniel W. Taylor）、非奇、古德里奇（Goodrich）等教授的悉心栽培。
耶鲁大学贝特尔教堂，来自网络
其中古德里奇是贝特尔教堂神学院中担任实践神学的教授，又是纽黑文神学期刊《基督教观察家季刊》的主编，他是一位福音信仰复兴运动的强力倡导者，又是传教事业的热情支持者，所以对伯驾的影响很大。
也正是古德里奇教授的忠告：一名海外传教士必须具备医学和外科科学知识，所以，伯驾在10月返回耶鲁大学后，认真在耶鲁大学医学院选修了医学课程。
耶鲁大学医学院最早建筑，来自网络
这个选择对于伯驾后来完成其到中国做先驱医疗传教士的使命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耶鲁医学院的专业医学训练，伯驾就不可能成为改变整个福音传教史的先驱医疗传教士，也不可能由此开辟“医疗传教”的新时代，更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现代史，将一个古老而没有现代医院和医疗文明的国家，带入现代文明之中。
耶鲁大学医学院徽章，来自网络
而要同时在神学与医学两个领域都获得专业的进展，并获得正式的学位，是相当具有挑战的，所以伯驾研究生第一年的进修课程相当繁重，几乎压垮了他。是的，这是到中国做先驱传教士的必要付出，因为，“一个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具有那么多、那么了不起的本领。扎实的神学、完善的教育，还有要有实际的医药和外科手术知识。”
经过异常刻苦的努力与灵魂的征战，伯驾最终抵达了自己的目标。
在1833年10月，就在他申请成为美部会海外传教候选人两年后，此时距离他完成耶鲁大学的学业为时不远，他再次正式提出申请，希望获得前往海外宣教的授权。美部会很快通过了伯驾的申请，正式任命他为前往中国的传教士，而当时前往中国也只意味着去澳门和广州两地。
今日耶鲁大学，来自网络
这一任命加速了伯驾自耶鲁大学最后完成学业的计划，他突击完成了大学医学的训练，最终在1834年3月6—8日的考试后，由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神圣的工作——向中国进发的先驱医疗传教士
而在1834年5月16日，在费城第一长老会堂（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伯驾被任命为牧师。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日子。由此他不断祈祷与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何德何能，竟被赋予如此神圣的工作。”
费城长老会堂图片，来自网络
6月1日，在纽约布里克街（Bleeker Street）长老会教堂精心准备的仪式上，美部会决策委员会宣读对伯驾担任派往中国传教士的简要指示，指示他在传播福音的工作中，不要期望或寻求异教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无论在哪里发现异教徒人民，他将直接走入他们之中，即使法律和地方政府禁止他如此行事，他将坚持到底，付出生命与自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19）
伯驾对此回应道：“我可以把一生用来帮助千百万中国人获得他们的肉体需要，但千年之后，他们在世间肉体上承受的痛苦几乎不会留下什么后果，但是跟灵魂有关的那些痛苦却具有永恒的重要性。”
他进一步说到：“中国很有资格提出各种要求。她有思想，她有财富，她有文化，她有几万万不朽的灵魂！这个工作是伟大的......美国一定会在这件工作中做很多事情。我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前往那里是最大的荣誉。”（《博济百年》P40）
马礼逊号图片，来自网络
就这样，在1834年6月4日，伯驾登上了马礼逊号商船，取道好望角前往中国，他们从纽约出发，经过143天航行到达澳门外海，而后在10月26日午夜，伯驾踏上了广州的江岸。
伯驾抵达了广州，伯驾来了，他要改变中国医疗史和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