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新约·约翰福音》3:16
信靠那值得信靠的。
——阿尔文·J·施密特
除非我是大错特错，否则的话，既然中国有（传福音的）工作等着我去，我是不会死的。
——戴德生1852年10月
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中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
——戴德生1853年9月19日
怎么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达数百年，至今才到来传给我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1857年宁波倪永发
“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172年前，即1852年的10月某天，皇家伦敦医院（Royal London Hospital）的一位值班医生，正急切地对一位青年人说道。
这位青年人就是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
年轻的戴德生照片，来自网络
此时，他正在皇家伦敦医院学医，为远赴遥远的中国“医疗传教”做切实的准备。皇家伦敦医院是一家创办于1740年的老牌医院，当年轻的戴德生去学医时，这家医院已经创办了112年。
这一天早上，他刚刚与两位见习生参与了尸体解剖的课程，这具尸体是死于恶性热病的病人，据说相当危险，参与解剖的人要相当小心，因为稍有疏忽，或有什么破损，就足以致命。
然而，解剖完不久，恶果就来了！
1753年的伦敦医院，来自网络
戴德生不仅感觉十分疲惫，而且四肢无力，甚至整条右手和右半身都开始剧痛。他将情形报告值班医生，医生立即指出，他一定是在解剖时弄伤了自己。这时，戴德生这才回忆起，前日晚上在钉课堂笔记本时，钉尖曾刺伤手指。
所以，值班医生立即对戴德生说，尽快叫一辆马车回家，为自己料理后事，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这真是一场生死考验！
老年戴德生，来自网络
戴德生能够从这场死亡的考验中“重生”，踏上其被“呼召”到中国传福音的命定道路吗？
让我们继续深入“呼召”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聆听“呼召”，改变历史的10个选择（上）》、《聆听“呼召”，改变历史的10个选择（二）》、《被“呼召”的戴德生，159年前创办中华内地会，上千传教士深入内陆18省》的脉络上前行，继续去追寻那些心灵与脚踪的选择。
“我不会死，因为我要去中国”
172年前，当戴德生听到值班医生这样急切的呼喊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为自己不能到中国而悲哀！
但，很快据说戴德生就有了另外一种感觉：“除非我是大错特错，否则的话，既然中国有工作等着我去，我是不会死的。”（《带着爱来中国》P51）
据说，他当时立即向身边这位值班医生做见证，说自己在中国有“医疗传教”的工作等着去做，因此，无论自己的情况如何危重，但必能脱险。
这位医生根本不以为然，只是急切地让他尽快坐马车回家去料理后事。
“医生，那是不可能的。我还得去中国。神已经呼召我去那里了。”J·克拉尼多克·吉森，在其《愿将一生献给中国》的著作中记录了戴德生当时对医生的回复。
老伦敦医院正面图，来自网络
但是，果然戴德生在乘坐公共马车赶回自己在花宁顿街（Farrington Street）苏豪区（Soho Square）的寓所后，很快就不省人事。
醒来后，住在附近的舅父为戴德生找来了一位西敏寺医院（Westminster Hospital）的私人医生，这位医生了解来龙去脉后，诊断说：“如果你平素生活清淡，或可脱险，但假如你喜欢喝酒，或是暴饮暴食，那就恐怕没有希望了。”（《带着爱来中国》P52）
这真是神佑！
原来，自从戴德生感受自己被上帝“呼召”要去中国传福音以来，他就自觉开始过上异常虔诚而简朴的生活。1851年在赫尔（Kingston upon Hull）跟随威廉·赫迪医生（William Hardey）学医之时，就过着不喝牛奶只吃麦片和米饭的生活。
年轻的戴德生照片，来自网络
而1852年来到伦敦医院学医期间，生活就更简朴了，据说每天用两便士买一大条粗面包，作为晚餐和早餐，而中午则吃两三个苹果再喝一点清水度日，这样的生活条件，据说已经能提供足够的力气走八九里路上下班。
如果这样的生活算不上“生活清淡”，那么还有什么算“生活清淡”呢？！
但是，戴德生自觉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其本意是为未来远渡中国传福音的工作做好事工准备，但谁能想到在这个生死考验的时刻，竟然奇迹般的拯救了年轻戴德生的生命！
几周后，当戴德生从危重的病情恢复过来，可以自己走出房间时，他听到了当时和他一起做解剖的两位见习生已经死亡的消息。
青年戴德生在英国学医准备去中国医疗传教的路线图，来自《带着爱来中国》
这真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神迹！
戴德生的所言不虚：上帝果然呼召他去中国传福音，这是他的使命，在这使命和事工还没有开始时，怎么能允许他就此死去！
耶稣基督果然是值得信靠的！
由此，戴德生对自己被呼召的信心，经历生死考验后，更为坚固和强大了。而这一年，他才仅仅20岁，就经历了这样的信心锻造，以至于这信心也不断锻造戴德生，让他成为改变生命与改变大历史的“信心人物”！
而我对他的见证，这一次就是定睛在这“信心”而来！
“我深知我一定会抵达中国”——将要触礁的远洋帆船“回转”
171年前，即1853年9月19日，在英国利物浦海港停泊的“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远洋帆船上，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委员会在船尾舱房里，为戴德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聚会，派遣他前往遥远的中国传道。
而从利物浦启航的达姆福利斯号，要从爱尔兰海峡进入大西洋，再从大西洋南下，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再穿越东印度群岛，进入太平洋前往中国，整个行程预计需要半年以上。
从欧洲经非洲好望角再经东印度群岛进入中国航行图，来自网络
这一年戴德生只有21岁。
母亲贺美亚（Amelia Hudson）整理了他的床铺，与他一起跪下祈祷。所有人都尽力控制着这离别的情绪，因为这有可能是今生最后的一面。
尽管恋恋不舍，但轮船还是启航，母亲跟着帆船向前走，真的要分别了！
“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中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带着爱来中国》P74）
是的，他的独生子也为这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年轻的戴德生与在岸边痛哭的母亲，在这一刻全然领悟了上帝舍弃自己独生子的意义，是啊，当你在此想到，多少“独生子”被献上去跟从耶稣基督的道路，你就更明白这一刻心痛的价值！
所幸，戴德生已经踏上了跟从耶稣基督传福音的道路。
但信仰的考验又随之而来了。因为，在当时的远洋航行中，布满致命的危险。
海洋中的远洋帆船，来自网络
1853年9月25日，在启航仅仅6天之后，在爱尔兰海峡的嘉拿温湾（Carnarvon Bay）在海洋风暴的冲击下，达姆福利斯号帆船不受控制地冲向海岸峭岩。
莫里斯船长大声喊叫的指挥声淹没在海洋风暴的咆哮中，而大桅杆的侧梁已被风暴劈为两半。身为基督徒的船长，此时对年轻的戴德生说：“我们活不过半个小时，你对主呼召你去中国传道有什么想法？”（《带着爱来中国》P75）
戴德生已经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挣扎，海里起了风暴，他的心里也起了风暴！
他早已祈求，希望上帝搭救这艘就要撞向海岸的帆船；他也早已责备自己：为什么他的信心如此脆弱？难道他自己忘了耶稣基督不是已差派他去中国传道吗？难道耶稣基督不是在加利利海的船上平静了那让使徒们害怕的风暴？！这一次，他一定能让这风暴平静。（《愿将一生献给中国》P76）
所以，当莫里斯船长追问时，戴德生内心平安的回答：“我深知我一定会抵达中国。”
而“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远洋帆船在离海岸峭壁80米远的地方，突然转离了方向，驶离了岩石，因为风暴突然改变了方向。（《愿将一生献给中国》P77）
海洋风暴油画，来自网络
但，致命的考验并没有结束。
就在1854年1月29日，当“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远洋帆船航行已4个多月，穿越东印度群岛要进入太平洋时，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北部，危险再度降临。
原来，一股时速达4海里的一股急流正在将远洋帆船带向暗礁，当时帆船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暗礁，在黄昏前可能就要触礁沉没了。
忧虑的莫里斯船长与船员竭尽全力想调转船头，但终告失败。
正当他们放弃一切努力，等候最后的结局时，戴德生突然想到，还有一件事未做。
这是什么事？！
原来，当时的达姆福利斯号帆船上有四名基督徒，有船长和戴德生，还有一个瑞典的木匠和一个黑人的茶房，戴德生要求四位基督徒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同心合意祷告，祈求上帝马上赐来清风或者日落前赐来清风，让船掉头而行。
戴德生与其他三位基督徒退回自己的房间，深切的祈祷后，他来到了甲板。风果然来了！几分钟后，帆船便以时速六、七海里的速度转离方向，脱离了险境。
东印度群岛与新几内亚地图，来自网络
借着戴德生的日记，我们终于切身体会到170多年前甚至更早前，那些远渡重洋来中国传福音的先驱传教士，是经历了如何的生离死别，才抵达这遥远的东方国度。
而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半年多的危险航程中，年轻的戴德生再次被信心所锻造：“在抵达中国前，上帝借此鼓励我，叫我将一切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他的面前，并且信赖他必因着他独生子之名的缘故，在我每一个紧要关头里帮助我。”（《带着爱来中国》P80）
使徒们曾以为基督受苦难为乐——差点丧命的通州布道
1854年3月1日，戴德生抵达上海，踏上了古老中国的土地。
22岁的戴德生来了！当他站在中国的人群中时，感恩的泪水流淌而下。这些人个头矮小，黄皮肤、黑头发，大部分人留着麻花辫子垂在背后。而他几乎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1850年代的上海街景，来自网络
在完全陌生的异国环境中，依靠英国伦敦会来华先驱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的一封信，戴德生获得了宝贵的援助。
正在上海创办仁济医院的伦敦会先驱医疗传教士雒魏林医生（Wilhelm 'Billy' Lockhart，1811年—1896年），将戴德生安顿在自己的家里。而伦敦会的另两位先驱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先后成为戴德生的中文老师。
先驱传教士雒魏林照片，来自网络
先驱传教士艾约瑟照片，来自网络
先驱传教士伟烈亚力照片，来自网络
这三位人物都是中国福音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雒魏林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创办了至今让造福中国的著名医院和医学机构，而艾约瑟和伟烈亚力则是传教士中著名的汉学家。
戴德生刚来中国就有这样三位人物帮助，相当幸运，但他来的似乎不是时候，因为战乱的危险就在他身边，很快致命的危险又在身边了。
在南京附近的太平军海战，来自网络
原来，当时的上海正在经历小刀会的起义，这个由游民、农民、工人与商人组成的起义军正在与清政府军数万人战斗，并准备与太平天国汇合，接受后者的领导。而此时，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早就攻克了南京，正在与赶来镇压的清朝军队在江浙等地进行规模巨大的战争。
刚到上海的戴德生与其传教士朋友就亲身经历了几次险些被炮弹击中的凶险，而他后来居住的上海寓所离交战的前线很近，有时候炮弹都能击中院落。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图，来自网络
就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戴德生不断学习，为自己的第一次布道做好准备。终于在1855年4月26日，他与中国传道会的包尔腾牧师（John Shaw Burdon，1826—1907）联合，租船进入当时上海以北靠近长江入海口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传福音。
包尔腾牧师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在动身之际，两位陪伴他们的中文老师（中国人）就苦苦劝他们放弃这一危险的计划，因为据他们所知，通州城被称为“魔鬼之城”，那里的居民已经杀害了一些外国人。（《愿将一生献给中国》P93）
而戴德生与包尔腾心意已决，决定靠着上帝的帮助前行。就留下两位中文老师在船上等候，如果不见他们回来，就尽可能把消息带回上海。
背着《圣经》与福音单张等两袋书，行走了几里路后，陪同行走的一个仆人也不敢前行，包括当时雇的一个独轮车夫，也不敢再走。
1856年中文圣经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他们遇到的一位老者，也极力劝阻他们前行，说再前行通州的士兵会让他们吃尽苦头。
戴德生与包尔腾感谢了长者的好意，他们决心，无论前面是锁链、监狱，还是死，或者能平安的派发圣经与福音单张，他们都要靠着上帝前行，不能未传福音便离开通州。
就这样，两位坚定的传道人背着书袋一路行走，一路派发圣经与福音单张，而他们也用并不足够熟练的中国话传讲耶稣的福音。
身穿旧式军服的清军士兵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最终抵达了通州城，在祈祷将自己交托上帝的看顾之后，他们入城，继续派发福音单张和圣经，并宣讲福音。但通州的士兵果然出现了。
他们大喊，这是太平天国的叛军，首先就袭击了包尔腾，并抓住了他的双肩。
十几个士兵吼叫着包围了他们，戴德生被摔倒在地，一个凶横的士兵狠狠掐住他的脖子，戴德生几乎窒息。
这些士兵相互喊叫着：“把他们拖到城里！”“不，我们在这里就杀了他们！”原来他们正在争论怎么处置戴德生和包尔腾。
就在这个空档，戴德生与包尔腾尽力提醒彼此，使徒们曾经以得配为基督受苦为乐！他们已做好了殉道的准备。
神奇的是，当时戴德生想到了自己有一张“中国名片”，就是一张大红纸上写着“戴德生”的中国名字，他努力拿出来，证明自己不是太平天国叛军，要求见到当地最高官员。这些粗暴的士兵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情形，就一路推打的将他们带到陈大老爷面前，幸运的是陈大人曾做过上海的道台，自然知道不可对外国人无礼。
当时清朝知县衙门的图片，来自网络
他用茶点招待他们，听了他们简要的福音信仰说明后，收下圣经和福音单张，又派衙役护送戴德生与包尔腾安全出城，这两位传道人竟然在出城的沿途把所剩的圣经和福音单张都派发完了。
当黄昏时刻，精疲力竭的戴德生与包尔腾返回长江边租来的乘船时，在此焦急等候的两位中文老师和仆人目瞪口呆。
这真是一个奇迹！这5个人禁不住虔诚地跪下来感谢神，他是如此的伟大和慈爱！（《愿将一生献给中国》P99）
而借着戴德生几乎丧命的通州布道，我们也再次体会到当时福音传道人所经历的危险，与其所坚守的殉道般的坚信！
是这坚信，开辟了福音种子在这片古老坚硬土地的播种。
“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在宁波的信靠
在经历差点丧命的通州布道后，戴德生并没有停止自己传道的脚步，反而响应上帝的呼召，与宾惠廉牧师（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同工，1856年从上海赶赴华南汕头传道。
据说，在汕头的夜晚，戴德生常常睡不着觉，因为他们租住的房子附近经常能听到年轻妇女被暴打而惨叫的声音。戴德生颤抖着，更感觉这里需要福音。
先驱传教士宾惠廉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在戴德生返回上海准备将寄存在上海的医药和器械都带回汕头时，宾惠廉被当地官员逮捕下狱，戴德生随后几经周折，在1856年8月抵达浙江宁波，与巴格尔医生（Dr. William Parker）汇合。
自1842年以来，根据《南京条约》，宁波成为对外的通商口岸，也成为重要的传道工场，而巴格尔医生是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医学博士，作为中国传道会的代表常驻宁波，他创办了宁波福音医院，正需要同工帮助。
然而，对戴德生的考验再度来临。
戴德生与戴玛利亚在宁波教会的图片，来自网络
原来，此时在英国的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运营相当困难，往往要靠借贷资金来支付派遣来华传教士的日常开支。出于良心的不安，也出于对圣经“不可欠债”的教导，戴德生与同工祝恩赐（Mr. John Jone）决定与中国传道会断绝关系，不再接受中国传道会的薪资，单单靠着对上帝的信心与供应，在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开展福音传道工作。（《带着爱来中国》P160）
就这样，戴德生与祝恩赐立即全心全意投入福音传道。而上帝祝福的果实竟然不期而至了。
在1857年底的一天晚上，在宁波桥街一间简朴的教会房子里，当戴德生声情并茂的讲完“浪子回家”的故事时，他总结到：“当他的儿子确实回来时，他的父亲紧紧拥抱他。以这样的方式，神等待像你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们都离开了他。但神仍然是慈爱的，他把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人。”（《愿将一生献给中国》P127）
在一片静默中，一个中年人站了起来，他诚恳地说：“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真理，在我之前，我的先祖也一直在寻找，但没有找到。我曾经远近寻访，却一无所得。在儒、释、道三教中，我找不到安息；但今天晚上，我从听闻福音当中，终于得到安息。从现在起，我就是耶稣的信徒了。”（《带着爱来中国》P163）
戴德生与戴玛利亚1858年在宁波成婚，来自网络
这个中年人，就是倪永发，是一个棉花商，也是宁波改革派佛教徒中一位居于领导地位的执事。这是戴德生他们在宁波开始传道时，第一个信主的人。这大大地激励了戴德生。而就在这一阶段，不断有归信的人们到来。而这些人都承诺要在同胞中传讲这福音。
而在倪永发归信不久后，他参加自己以前主理的一个佛教徒的一次聚会，在戴德生的陪同下，向以前的信众见证自己信主后得到的平安。
就在这天晚上，他问道：“英国人知道福音有多长时间了？”
戴德生谨慎地告诉他，英国人知道福音已经有几百年了。
他惊讶万分地说：“怎么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达数百年，至今才到来传给我们知道？为要寻找真理，我父亲花了近二十年光阴，死的时候一无所得。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带着爱来中国》P163）
这位棉花商悲苦的追问，深深震撼了戴德生。他羞愧的低下头，他的同胞让中国人在对救恩的无知中等待的太久了。
戴玛利亚的父亲、先驱传教士台约尔图片，来自网络
突然，他确定，他必须留在中国，不仅仅是作为一名传道的医生，更要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却不知道基督的救恩，这里太需要福音。
而他不能独自做成这个伟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到来做工。
在1857年底宁波的这一段深入灵魂的对话，深深触动了戴德生，并作为种子进入他被呼召来华的使命中，负担着那种拯救每天成千上万未得救恩就死亡中国人的急切，让他再次重生，在8年后（1865年）创造出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这样改变世界福音史与中国史的组织。
先驱女传教士艾迪绥
也正是在宁波，他与自己的爱妻戴玛利亚（Maria Jane Dyer，1837 – 1870）相遇成婚。戴玛利亚是伦敦会先锋传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1804—1843）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在艰苦的岁月中成长，也成为坚强的女传教士，1853年抵达宁波，与自己的姐姐一起协助先锋女传教士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开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宁波女塾。
戴玛利亚最终不仅成为戴德生的爱妻，也因为共同的福音传道经历与追求，与戴德生共同创办了中华内地会。
中年戴德生图片，来自网络
正是耶稣基督的呼召，正是信靠他的坚定信心，在宁波，戴德生获得了其信仰与人生丰厚的果实。
